杨靖︱“一笔糊涂账”：博马舍与美国革命

1776年8月，长岛会战结束后，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1732-1799）率残部撤退至曼哈顿岛。他在给弟弟约翰（John Augustine Washington）的信中写道，“你不会了解……我的困难——以及我不断遭遇的困惑和屈辱”——大陆会议成员指责他指挥不力，“极不称职”；中下级军官因粮饷短缺，争吵不休；而更为糟糕的是，华盛顿和他手下的“公民士兵”开战不久后便发现，人人并非生而平等——在战场上，这些未经训练、手持生锈的燧发枪和前膛枪的美国农夫和猎人，根本无法与那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红衫军和德国黑森雇佣军相抗衡。面临困境，华盛顿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已抱定为国捐躯之信念——“再见，我亲爱的先生——请代我向家人问好，”他在信末写道。

大陆会议责成新近成立的“秘密通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gress for Secret Correspondence，后更名为外交事务委员会）迅速采取对策。该委员会人员构成复杂——照负责人富兰克林的说法，由于人数太多，因此它“根本不可能保守任何秘密”——日后诸多内部矛盾纷争，多半亦由此引发。经闭门会议商讨，委员会决定委派美国驻伦敦代办阿瑟·李（Arthur Lee）全权负责大陆军军火海外订购事宜。李出身于弗吉尼亚名门，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与英国政界名流交往频繁。正是在同情美国革命的英国激进政治家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的宴席上，李结识了肩负法国外交秘密使命的戏剧家博马舍（Pierre Beaumarchais，1732-1799）。

如果说威尔克斯是英王乔治三世最难缠的“敌手”，博马舍则可被视作法王路易十六最头疼之人。《费加罗的婚礼》剧本进呈御览后，国王得出结论：“上演这出戏剧必定铸成大错——它将迫使我们拆除巴士底狱。”原因很简单，因为“此人嘲弄了政府必须尊重的一切”，换言之，即动摇了国王及其政府统治的根基——出于同一理由，国王的祖父路易十五当年查封了戏剧家的首部名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博马舍继承莫里哀的喜剧传统，同时也继承了卢梭、伏尔泰等人的启蒙思想，并将二者一同发扬光大——诚如评论家雅克·舍雷尔（Jacques Scherer）所言，在喜剧的外表之下（“我忙于欢笑……害怕有时不得不掩面而泣”），博马舍的剧作“充满政治色彩”。

平民出身的博马舍平生最恨贵族特权。在“除了空气，什么都要收税”的法国，贵族单凭祖先“高贵的血脉”便可免除一应税负。“士兵盗窃手镯，会被毫不留情地绞死；将军中饱私囊，却被视为天经地义”——正应了“窃国者为诸侯”的那句老话。博马舍曾借小人物费加罗之口向剧中的伯爵大人发起挑战：“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这么洋洋得意！您有何功劳，配有如此享受？您不过在走出娘胎时使过些力气罢了。”或许由于他本人两次遭中伤被判入狱的经历，博马舍对贵族的滥权义愤填膺：“在权力的眼里，无所过错本身就是犯罪。他们只想惩罚，而无需裁决”，并嘲讽道，“我相信只要大人物不来伤害我们，就等于是对我们的施恩。”

通过费加罗这一正直善良而足智多谋的人物形象，博马舍对旧制度（Ancien Régime）发起猛烈抨击。他不仅谴责上层阶级的骄奢淫逸和滥用权力，而且大声疾呼出版自由，要求改革审查制度并结束专制司法，这反映出广大第三等级的共同心愿，因此也激起了强烈反响。博马舍对新闻出版审查制度最为不满，曾不无讥讽地写道，“只要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经过两三位检查员的检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其激愤之情，可想而知。十九世纪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e-Beuve）评价这位著名戏剧家时宣称：“十八世纪的法国如果没有博马舍，就像没有伏尔泰、狄德罗和米拉波一样，结果会大不相同。”堪为定评。

当然，雄心勃勃的博马舍并不甘于当一名剧作家，他自认为更擅长的是政论文和小册子。在一桩遗产继承官司中遭遇司法不公后，他以《备忘录》（Memorials）为名，连发四篇檄文陈诉冤情，剑指贪赃枉法的巴黎高等法院法官戈兹曼（Goezman）——其实质是一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奴役和暴政的斗争，并最终撼动了沿袭数百年的法兰西王国司法体系。《备忘录》文笔遒劲，伏尔泰盛赞它“比任何一部喜剧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更动人”，结果它为博马舍赢得了无数的拥趸，同时也招致了更多的仇敌。

事实上，一度担任宫廷乐师的博马舍被逐出凡尔赛宫，主要原因乃是他的小册子太过“煽动性”。比如他在一篇论述君主制的文章中写道：国王在加冕时习惯于宣誓遵守教会和国家的法律。如果国家的法律只是国王专断意志（arbitrary will）的体现，那么宣誓便毫无意义——谁会诚心发誓自缚手脚？博马舍由是断言，在每个君主制国家中，除了国王的专断意志之外，一定还存在着更为强大的约束力，即法律和权威的主体（corpus），因为这是国王权威和人民福祉的唯一有效基础。由此观之，“王权不是建立在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正义之上”。在另一部作品中，博马舍甚至让他笔下的人物疾呼：“我们拥有最好的国王/让我们发誓在他的统治下死去。”——照传记作者的说法，倘若不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首席赞助人”蓬帕杜夫人百般回护，迷信绝对君主专制的路易十五早就立誓要将博马舍绳之以法——后改为“发配”至英国充当秘密特工。

身在伦敦的博马舍一方面为法国政府秘密搜集情报（并负责“摆平”王室绯闻），一方面密切关注英军和大陆军的战况。根据最新截获的一份军事情报，博马舍作出研判，倘若军需物资不能及时就位，“美国人再也无法守住阵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于是，他第一时间选择上书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Vergennes），并希望后者能将他的“军援计划书”转呈国王。韦尔热纳是铁杆保皇派，一开始他拒绝向美国“叛乱分子”提供帮助——毕竟，“革命相当危险；此处的革命必定会引发彼处的革命”。但在仔细阅读计划书后，这位大臣改变了想法。正如博马舍所言，法国在不久前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遭受重创，根据战后签订的《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和法属路易斯安那割让给英国，而这些殖民地的经贸损失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国紧张的财政状况。因此，法国朝野上下都急切寻找复仇的良方。“天意安排了这个羞辱英国的时机”——通过秘密渠道的军事援助，既能在北美战场拖垮英国，又能在南亚、北非等殖民地争夺战中抢得先机，使得法国一雪前耻，重回欧陆霸主地位，何乐而不为？

在转呈国王的书信中，老谋深算的外交大臣竭力说服年仅二十二岁、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新任国王出手，对危在旦夕的美国革命进行干预。与穷兵黩武的先祖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不同，路易十六性情温和，信奉“寂静主义”（Quietism），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冲突和战争，尤其反对与同为君主制的英国开战——他与英王向来以“兄弟”（“Monsieur mon frère”）相称，况且此刻乘人之危亦有悖于他的为君之道。当然，除了良心和道德考量之外，国王也不得不顾虑朝中稳健派的意见，比如财政总监杜尔哥（Turgot）明确反对鹰派韦尔热纳将法国拖入美国革命泥潭的方略，警告说这场战争将永久摧毁任何财政改革的希望，并且预言“第一声枪响将使国家走向破产”。尽管如此，优柔寡断的国王最终还是采纳了韦尔热纳和博马舍的军援计划，理由很简单：一是出于国王对外交大臣的绝对信任——视之为“唯一的朋友，我唯一可以倚靠之人”；一是因为博马舍的秘密援助计划天衣无缝，可令法国立于不败之地，且无任何后顾之忧。

照此计划，先由法王出资一百万利弗尔（livre，或译锂，币值约合一法郎），交由博马舍成立一家名为奥塔莱兹（Hortalez）的空壳公司（cover company），并以私人名义采购军火及其他战备物资运往美国。对方货物收讫，在一年期信用期限内，合同金额（包括成本价加保险、运费和佣金）约半数可以通过现款支付，其余部分则可以美洲盛产的烟草、靛蓝、蔗糖等商品进行以物易物的等价交换。整个订货、采购、运输及结款一系列过程由博马舍一力担当——货物售卖盈余部分则需和法国政府利润分成，如此一来，万一走漏风声，或船只被皇家海军截获，法方可以不知情为托词，从而避免与英国的外交争端。

除此而外，按照大陆会议代表【阿瑟·李因“通英”嫌疑被罢免，改派美国驻法商务代理塞拉斯·迪恩（Silas Deane）负责洽谈】的承诺，“作为对法国秘密援助的奖励……在美国和平建国后的若干年内，法国将有权享受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使英国富裕起来的贸易的所有好处”。与此同时，美国同意将“尽其所能保证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土安全”。很显然，相对于军火生意的盈亏，路易十六认为这一附加条款对法兰西王国更具吸引力。

在华盛顿及大陆军浴血奋战之时，“令人敬畏的实业家”博马舍（历史学家阿尔伯特·索布尔语）也开始了他的革命拯救计划。他遍访巴黎军火商，寻找质优价廉的货源，同时外出勘查大西洋沿线海港，寻求避开皇家海军和英国私掠船的安全海上航线。和心胸狭隘的李不同，迪恩热情洋溢，满怀对美国独立、个人自由和平等机会的热望，博马舍深受其激励和感染，决心将美国事业视作自己的事业。为此他不辞劳苦，不计名利，一度甚至荒废了写作——尽管他声称“做生意的灵魂跟文学爱好并不矛盾”。

1777年2月，经过数月奔波，博马舍采购的首批战略紧缺物资准备完毕，分装三艘货轮，其中仅“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便载有下列军需品：五十二辆铜炮车、两万枚炮弹、九千枚手榴弹、约六千五百支火枪、九百多顶帐篷、三百二十条毛毯、八千五百四十五件长袜、四千零九十七件衬衫、一千两百七十二打手帕，以及铲、镐等各类挖掘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从1776年成立到1783年宣告解散，奥塔莱兹公司向美国运送了数以万计的步枪、制服、帐篷等军需物资，以及成吨的火药，这些物资“对华盛顿苦苦挣扎的军队在1777年坚持作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记作家乔治·勒迈特（Georges Lemaitre）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博马舍旗下公司所从事的贸易总额累计超四千两百万利弗尔，其中相当份额是与美国的军火贸易——博马舍以一己之力为美国提供的军备占据大陆军军援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日后迪恩在写给美国国会的信中感慨，“如果没有博马舍先生的不懈努力、慷慨和智慧”，他本人永远也无法完成大陆会议交付的使命——“博马舍对美国所做出的贡献比大洋彼岸的任何人都要多”。

1777年10月，被围困在萨拉托加的英军将领约翰·伯戈因爵士被迫率部投降。博马舍的大炮、步枪和火药在此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自此，装备齐全、领导有方的大陆军不仅能够与英国人正面交锋，而且完全能够打垮敌军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已成为美国人共同的信念。萨拉托加大捷是战争的转折点，消息传至巴黎，博马舍备受鼓舞。他认为大陆军在解决军需后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是缺乏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在得到美方将向他支付相关费用的保证后，他和迪恩经过遴选，在欧洲范围内招募了三十名军官——包括受过骑兵专业训练的拉法耶特侯爵，以及后来升任大陆军首席工程师的杜波泰尔。值得一提的是，博马舍本人的外甥也自告奋勇走上前线，不久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炮兵指挥官。军事化的专业训练大大改进了大陆军战术水平，强化了作战纪律，也大幅增进了部队官兵的战斗力，大陆军面貌至此焕然一新。为了鼓舞士气，博马舍不仅向军官们发放现金奖金，而且承诺提供往返旅费并提前预支六个月薪水。在海上运输船只遭遇英方劫掠后，他又自费将他的商船改造升级为战舰——由“费埃罗德里格号”（Le Fier Rodrigue）率十二艘帆船组成总吨位高达六千吨的护航舰队，并在海战中成功摧毁敌舰，从而确保了海上通道的顺利运转。

1778年，为期一年的信用期满后，博马舍致函美方，询问付款事宜。时任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杰伊（John Jay）经调查后回复博马舍，一面表达感激之情，一面为延迟付款深表歉意——“美利坚合众国国会认识到您为其所做的巨大努力，向您表示感谢……国会对您为支持建国大业而遭受的损失深感悲痛。不幸的意外阻碍了愿望的实现；但它将采取最迅速的措施来偿还它与您签订的债务……凭借非凡的才能，您赢得了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尊重，并赢得了新世界的掌声。”在获得杰伊答复后，更多的军火通过博马舍开辟的海上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博马舍本人为此不惜背负巨额债务，因为他真诚地相信，美国革命是改变西方世界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媒介——这一改变将实现他毕生孜孜以求的平等、进步和自由的光荣与梦想。

半年之后，杰伊去职（转任美国驻西班牙使节），加之美国自身由于滥发纸币引发的财政危机，导致此后博马舍的若干催款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而究其主要原因，乃在于当初因被排斥出局而愤愤不平的阿瑟·李从中作梗——在大陆会议身居要职的两位兄长扶持下，李得以重返政坛，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复仇计划。他首先攻击迪恩在军火交易中存在“不法勾当”（迪恩遭弹劾后流亡英伦，最终客死他乡），随后又指控博马舍为“战争贩子（war-profiteer）”。根据李的证词，博马舍最初一百万利弗尔的启动资金乃是路易十六对于美国革命的“慷慨馈赠”，因此在双方账户结算时，不仅要扣除这一笔赠金，而且要计算利息——作为当事人的李言之凿凿，知情人富兰克林三缄其口，美国政府延迟偿付的博马舍货款遂沦为“一笔糊涂账”。

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爆发。一向以反专制暴政自许的博马舍被革命法庭冠以“效忠王室”的罪名，财产被没收，随后又被列入“流亡者”名单（流亡伦敦期间，曾因债务问题锒铛入狱）。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博马舍流亡归来，却眼见自己的住宅被洗劫一空，而街头的暴力事件仍是层出不穷，令他大为伤感。当年，贵族老爷加害于他，他尚能维权发声；而今，和他一样平民出身的革命群众同样加害于他——他们行恶的能力和权贵不相上下，而他此际却申诉无门。可见，正如他在与友人书信中所言，一旦权力在握，普通人的傲慢和残酷，跟那些贵族相比——“不多不少”。

1795年4月，无可奈何的博马舍在最后一封书信中向美国国会和全体美国人民陈情：“我以不懈的热情为你们服务，而我得到的回报只有苦涩（bitterness）。”1799年，博马舍病逝。这位被历史学家称为“美国革命中最被低估的法国英雄”，至死也未能收到美国政府的欠款。直至1835年，在美国政府即将对拿破仑战争中的经济损失向法方提出索赔（金额高达两千五百万法郎）之际，自觉理亏的美国人开始不情愿地偿还债务。经过反复计算，美国国会向博马舍的继承人提供了八十万法郎的一揽子和解方案——前提条件是“要么接受，要么放弃”。事实上，照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杜尔（Jonathan R. Dull）在《美国革命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85）一书中的测算，这笔拖欠近半个世纪的货款仅相当于博马舍合同金额的三分之一。美国人的蛮横霸道，由此可见一斑。而美国政府之所以前恭后倨，甚至百般抵赖，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建国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法美结盟固然是美国革命期间外交的一大胜利，但时过境迁，1783年后，美国外交政策已日益转向亲英远法的轨道。毫无疑问，在“公平正义”的旗号之下，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外交政治信奉的准则。

尽管生前遭遇不公，但博马舍无怨无悔。这位美国革命的无名英雄晚年在《回忆录》（Memoirs）手稿中将奥塔莱兹公司和“我在美国自由中所扮演的光荣角色”称为“我一生中最伟大的行为”，在此过程中，他成功地将个人的生命“和人类一项光辉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身后，美国政府“变脸”如此迅速而彻底——这样的神操作，难免令人意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