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听到一则广播后，陶铸两眼发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

在曾志看来，陶铸的性格是不适合在北京这样的 政治中心工作的。因此，在听到陶铸说中央让他到中央参加工作时，曾志大惊失色，当即劝说道：“你胜任不了！”

果然，曾志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仅仅来到北京半年多后，陶铸便失去了自由。那一刻，陶铸的心里究竟想些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了。

1997年1月4日，在开会的时候，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

说着，陈伯达加重了语气，继续说：“后来，（陶铸）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

这时，有人说：“他独断专行！”

对此，陈伯达表示认可，说：“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从陈伯达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准备打倒陶铸了。

在陈伯达讲这些话的时候，陶铸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接见了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与从安徽来北京的学生。

当天晚上，陶铸便被监禁在中南海。此后，陶铸失去了自由。对此，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后来回忆说：“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他也是才知道的！”

看得出来，为了迫害陶铸，陈伯达那些人是费了心思的。

不久后，陶铸又失去了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在他的家门口也出现了4个警卫员。这些警卫员，并不是来保卫陶铸和夫人曾志的安全的，而是来限制陶铸的自由的。

3月，陶铸家里又来了一伙人，将原本安装在他家里，供他这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外界联络的红色电话机，也拆除了。

那时候，为了不让陶铸有自杀的机会，他家里的电灯线都进行了改装，由原本220伏的电压，改为了36伏的低电压。

那段时间，陶铸虽然没有自由，但还是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的。期间，陶铸没有因为自己受到迫害便屈服，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斗争。

由于陶铸不屈服，那些人对陶铸的迫害也逐渐升级。其中，姚文元炮制的一篇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对陶铸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

9月8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全文广播。

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将陶铸《太阳的光辉》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说成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此外，姚文元还把陶铸讲的精神生活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诬为“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

总而言之，在姚文元的口中，陶铸就是一个十足的坏蛋，必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是有着强大忍耐力的政治家，姚文元的文章虽然恶毒，也许会影响政治生命，但也不会忍不住。

然而，陶铸的性格是刚烈的。在听到广播里广播的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时，心中悲愤难当，两眼发直，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

那一夜，陶铸一晚上都没有睡觉，不断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终，陶铸都保持了铁骨铮铮，选择了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对于丈夫陶铸的选择，曾志是理解的，毕竟他在过去就不曾屈服。这也是曾志不愿意让他来北京工作的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陶铸便调到广东工作。当时，为了和丈夫在一起生活，曾志特意向组织上提出请求，希望可以调到广东工作。

1952年，曾志的请求获得批准，担任了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党委书记。

对此，曾志的心里非常高兴。当然，曾志也不是那种为了家庭而不要工作的普通妇女。

在广州电业局工作期间，曾志这样的一位女同志，还和工人们一样，把特意留成的短发整理好，将打湿的帽子戴好，不顾他人的劝阻，快速钻到了还很热的炉膛里察看过问题。

曾志觉得，她所吃的这些苦，都算不了什么，比起战争年代不知要好了多少。因此，曾志的心里是满足的。

此时，在曾志的心里，陶铸虽然担任了中南局第一书记，在广东位高权重，但却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那时候，对于丈夫陶铸的工作，曾志也是支持的。然而，有一件事情，曾志却没有在内心里表示支持。

1966年5月的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陶铸突然开口说：“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由于在内心里曾志是不愿意让陶铸去北京的，所以在听到陶铸的话后，曾志问：“让你做什么？”

从曾志的话里，陶铸听出了夫人的一丝反对，便说：“中宣部部长。”

听了陶铸的话，曾志大吃一惊，当即表示反对，用急切的语气说：“你做中宣部部长不太合适，宣传部长要有很高的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你胜任不了！”

对于曾志的意见，陶铸是认可的，便点了点头。

这时，曾志又说：“那你还不向中央辞掉？！！”

对此，陶铸面露为难，说：“不行啊！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了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作决定，那就去吧！”

曾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知道组织已经作了决定，也组织好服从。因此，曾志也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为丈夫收拾好了去北京任职的行李。

6月1日，陶铸乘坐飞机离开广州，来到北京，担任了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

在陶铸来到北京后，那些人觉得他对中央不熟悉，是很好的利用对象，便决定让他在日后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在毛主席的安排下，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了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的大人物。

此时，考虑到陶铸的性格，曾志对他一个人在北京工作很不放心，也来到北京，和丈夫生活在一起，顺便在北京治病休养。

果然，曾志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因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再加上性情直率，陶铸很快便得罪了一些人。此外，在说硬气话的时候，陶铸也在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些不合适的话。

那段时间，在听到有人喊出的“打倒刘少奇”时，陶铸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为此，陶铸还和那些人吵了架，而且吵得很凶。此后，就连原本对陶铸十分欣赏的副统帅林彪，也不敢接近他了。

后来，陶铸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违心地做了检查。

那时候，看到陶铸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毛主席还找他谈了话，告诫他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在毛主席告诫后，陶铸虽然进行了改正，但最终无法改变性格，还是因为说话和态度的问题得罪了人，这才最终失去了自由。

那时候，就算是在广播里听到姚文元的文章后，陶铸都没有改变身上那种松树的品格，在一张纸上用毛笔写道：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不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后来，在批斗会上，那些人要他低头认罪，陶铸都坚决进行了反抗，并拼命地抬起了头……

然而，陶铸虽然保持了高洁的灵魂，但身体却出现了问题。

1968年，陶铸感到头晕、眼花、想呕吐，但却没有人管他的死活，直到1969年3月，一位医生发现他右上腹有一个很大的包块时，才被送到了医院。此时，陶铸被确诊为胆囊癌。

10月，曾志接到了要将陶铸疏散到安徽的通知。

得知这个消息时，自知时日无多的陶铸，对夫人曾志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最终，61岁的陶铸孤零零地一个人去了安徽，并于11月30日在合肥病逝。

临行前，陶铸曾对曾志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

这，也是陶铸留给女儿陶斯亮最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