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标缔造者到债务困兽,绿地控股的坠落既是激进扩张的代价,亦是行业转型阵痛的投射。
监管处罚或许只是开始,若无法在资产处置、债务重组与模式创新间找到平衡,这家曾代表中国房企巅峰的国企,或将成为新一轮行业洗牌中的警示案例。
4月21日,绿地控股公告称,因2022年至2023年累计诉讼事项未及时、完整披露,上海证监局对其及三名时任高管张玉良、张蕴、王晓东采取责令改正及警示函措施。
这场看似常规的监管处罚,却撕开了这家昔日“世界500强”国企房企的溃败伤疤。
诉讼背后的债务冰山
监管函直指绿地控股的信息披露违规,但其背后是更深层的财务危机。
2022年至2023年,绿地控股及子公司涉诉金额累计达披露标准却未公开,这或许仅是债务风险的冰山一角。财报显示,2023年绿地控股归母净利润亏损95.56亿元,2024年预计亏损扩大至110亿-130亿元。截至2023年底,其有息负债余额仍高达2148亿元,资产负债率长期徘徊在87%以上。
债务压力下,绿地频繁“拆东墙补西墙”。2022年,绿地以年利率6%向上海国资背景企业紧急借款45亿元,却仅支撑月余;2023年,其抛售上海绿地万豪酒店等核心资产回血14.88亿元,却也是杯水车薪。更致命的是,消费者信心崩塌导致销售腰斩。2024年一季度销售额同比暴跌51.4%,项目停工、交付延期成常态,成都“468”地标项目烂尾十年便是缩影。
地标梦碎与转型困局
绿地曾以“地标收割机”著称,南京紫峰大厦、武汉绿地中心等超高层项目是其野心象征。然而,这类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商业地产空置率高企,租金收益远不及预期,最终沦为资金黑洞。2022年,全国超50%售楼处关闭,多地项目停工,绿地被迫低价抛售资产,但18亿回款仅够短暂喘息。
为脱困,绿地尝试“去地产化”,2021年底将行业类别由“房地产业”变更为“土木工程建筑业”,理由是绿地的基建业务收入占比已经过半。不过,即使改了个行业类别,脱离房地产企业的名头,却没能脱离房企暴雷的行列。2022年年中,绿地控股发布公告,称即将到期的5亿美元债券需要延长还款期限。绿地爆雷的消息,瞬间传开。
作为持有绿地控股约46%股份的上海市国资委,对这家“国字号”房企,自然是出手相助,但绿地控股从上海市国资委100%控股的上海地产和上海城投两家各借来的15亿,以及紧接着又从上海地产借来的14.5亿,大约差不多45亿,却也只是解决了绿地控股的燃眉之急,并未能帮助绿地控股脱离困境。
2025年,张玉良高调宣布“二次创业”,押注新能源汽车出口,计划三年实现百亿规模。
不过,从近年来看,虽然不少房企也都相继释放出对汽车产业的极大热情,纷纷以投资、收购乃至亲自下场造车等方式涌入汽车产业,比如:2016年,万达集团出资5亿元投资珠海银隆新能源公司;2017年,华夏幸福出资3.3亿元获得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53.4%的股份;2017年,宝能集团投资66.3亿元获得观致汽车51%的股份;2018年,恒大宣布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产业……但这些跨界的房企无一不惨败收场。
如今,绿地也官宣入局新能源汽车,让人一片唏嘘。有外界声音认为,绿地缺乏技术积累,且面临比亚迪等头部车企的碾压式竞争。市场普遍认为,轻资产模式虽降低风险,但难以扭转基本面。
国企光环下的治理隐忧
作为上海国资委持股46%的“国字号”房企,绿地本应具备更规范的合规体系,却连续两年隐瞒重大诉讼,三名核心高管集体担责。这无疑暴露了绿地内部治理的深层问题。有行业人士认为,这可能与公司急于掩盖债务风险、稳定股价有关。然而,其股价已从2018年的8元跌至2025年4月的1.84元,逼近面值退市红线。
更深层的矛盾或在于,绿地长期依赖“高杠杆+借新还旧”模式。2018年房地产调控收紧后,融资渠道受限,但绿地仍通过美元债展期、国资输血续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善现金流。上海证监局的警示函,不仅是对信披违规的惩戒,更是对国企房企治理短板的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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