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从地标缔造者到债务困兽，绿地控股的坠落既是激进扩张的代价，亦是行业转型阵痛的投射。
监管处罚或许只是开始，若无法在资产处置、债务重组与模式创新间找到平衡，这家曾代表中国房企巅峰的国企，或将成为新一轮行业洗牌中的警示案例。
4月21日，绿地控股公告称，因2022年至2023年累计诉讼事项未及时、完整披露，上海证监局对其及三名时任高管张玉良、张蕴、王晓东采取责令改正及警示函措施。
这场看似常规的监管处罚，却撕开了这家昔日“世界500强”国企房企的溃败伤疤。
诉讼背后的债务冰山
监管函直指绿地控股的信息披露违规，但其背后是更深层的财务危机。
2022年至2023年，绿地控股及子公司涉诉金额累计达披露标准却未公开，这或许仅是债务风险的冰山一角。财报显示，2023年绿地控股归母净利润亏损95.56亿元，2024年预计亏损扩大至110亿-130亿元。截至2023年底，其有息负债余额仍高达2148亿元，资产负债率长期徘徊在87%以上。
债务压力下，绿地频繁“拆东墙补西墙”。2022年，绿地以年利率6%向上海国资背景企业紧急借款45亿元，却仅支撑月余；2023年，其抛售上海绿地万豪酒店等核心资产回血14.88亿元，却也是杯水车薪。更致命的是，消费者信心崩塌导致销售腰斩。2024年一季度销售额同比暴跌51.4%，项目停工、交付延期成常态，成都“468”地标项目烂尾十年便是缩影。
地标梦碎与转型困局
绿地曾以“地标收割机”著称，南京紫峰大厦、武汉绿地中心等超高层项目是其野心象征。然而，这类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商业地产空置率高企，租金收益远不及预期，最终沦为资金黑洞。2022年，全国超50%售楼处关闭，多地项目停工，绿地被迫低价抛售资产，但18亿回款仅够短暂喘息。
为脱困，绿地尝试“去地产化”，2021年底将行业类别由“房地产业”变更为“土木工程建筑业”，理由是绿地的基建业务收入占比已经过半。不过，即使改了个行业类别，脱离房地产企业的名头，却没能脱离房企暴雷的行列。2022年年中，绿地控股发布公告，称即将到期的5亿美元债券需要延长还款期限。绿地爆雷的消息，瞬间传开。
作为持有绿地控股约46%股份的上海市国资委，对这家“国字号”房企，自然是出手相助，但绿地控股从上海市国资委100%控股的上海地产和上海城投两家各借来的15亿，以及紧接着又从上海地产借来的14.5亿，大约差不多45亿，却也只是解决了绿地控股的燃眉之急，并未能帮助绿地控股脱离困境。
2025年，张玉良高调宣布“二次创业”，押注新能源汽车出口，计划三年实现百亿规模。
不过，从近年来看，虽然不少房企也都相继释放出对汽车产业的极大热情，纷纷以投资、收购乃至亲自下场造车等方式涌入汽车产业，比如：2016年，万达集团出资5亿元投资珠海银隆新能源公司；2017年，华夏幸福出资3.3亿元获得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53.4％的股份；2017年，宝能集团投资66.3亿元获得观致汽车51％的股份；2018年，恒大宣布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产业……但这些跨界的房企无一不惨败收场。
如今，绿地也官宣入局新能源汽车，让人一片唏嘘。有外界声音认为，绿地缺乏技术积累，且面临比亚迪等头部车企的碾压式竞争。市场普遍认为，轻资产模式虽降低风险，但难以扭转基本面。
国企光环下的治理隐忧
作为上海国资委持股46%的“国字号”房企，绿地本应具备更规范的合规体系，却连续两年隐瞒重大诉讼，三名核心高管集体担责。这无疑暴露了绿地内部治理的深层问题。有行业人士认为，这可能与公司急于掩盖债务风险、稳定股价有关。然而，其股价已从2018年的8元跌至2025年4月的1.84元，逼近面值退市红线。
更深层的矛盾或在于，绿地长期依赖“高杠杆+借新还旧”模式。2018年房地产调控收紧后，融资渠道受限，但绿地仍通过美元债展期、国资输血续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善现金流。上海证监局的警示函，不仅是对信披违规的惩戒，更是对国企房企治理短板的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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