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制度是如何为体制内量身定制的？

四个月前写第一篇呼吁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那篇文章，我并没有想到中国的养老制度如此厉害，其设计之精巧，指向之明确，效果之显著，四个月来，时时令我拍案叫绝。

简单的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是怎样的一个“身份社会”，不会有任何一样东西比养老制度更能凸显其本质；而如果中国要走出“身份社会”，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一定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下面我会围绕这两句话展开论述。

有别于美国的种族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主要是基于身份来划分。提到“身份”，很多人想到的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但其实这段历史并不长，也就十多年，但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作为一种身份的农民：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有天壤之别。直到现在，虽然附着在身份之上的特权利益逐步减少，但在很多方面仍有保留，其中养老制度最为明显，划分清晰，结果悬殊，制度设计在区别对待不同群体上花样百出，容我一一道来。

首先人群划分非常清晰，根据“体制内外”和“城乡之间”，划分成了行政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三种不同身份的人。此处的“城乡居民”给人以“城乡一体”的错觉，其实主要是农民——这给我写东西和录视频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每次都要补充说明。

然后说最终结果，不同群体能够拿到养老收入非常悬殊：行政事业单位平均月收入6000+，企业职工3000+，农民只有200多一点，且大部分省份还不到200，这个比例是：30:15:1，就我了解，目前没有任何国家的养老收入悬殊到了这个程度。

下面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中国养老制度通过哪些制度设计，用了哪些方法来区别对待三类人的。我尽量简略，不然得写上万字。

1、视同缴费年限

体制内2014年才开始交，之前的工龄视同已经交了，企业职工90年代陆续开始交，之前同样也视同已经交了。但体制内交得晚，拿得多，企业职工交得早，拿得少。前两天还有一个读者给我留言，说他认识的一对夫妇，一个体制内交得晚，早退休了，一个月一万多，一个企业职工交得早，刚退休，一个月不到五千。

而在这个制度设计上，农民被完全无视了，我们经常说“农民不是人”，在这里是非常恰当的。顺便说一句，知青下乡都算工龄的，可以视同缴费年限。

2、财政补贴

很多人一开口就是养老保险“交了才有，没交没有”，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上面说的视同缴费年限，没交也有。此外，退休金里面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财政补贴，是纳税人的钱，不是自己交的。根据我对“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的整理统计，国家财政针对的22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了8056亿元，针对1.2亿企业职工补贴了7619亿元，针对收入最低1.73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补贴了3681亿元。详见我那篇《拿出10000亿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500元很难吗？》。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退休收入越低补贴越高，退休收入越高补贴越低，现在正好相反，三类人人均补贴的比例是：17:6:1。

3、现收现付

准确地说，现在退休老人领的退休金都不是自己交的，而是正在工作的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因为中国不是积累制，而是现收现付制。

如前所述，农民只能拿到200元左右，意味着进城工作的农民的孩子，他们一个月可能要交几千养老保险（含企业缴纳的16%），大部分都拿去养城里的退休老人了。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背后，存在不同身份群体的转移支付，但这个相对隐性，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4、存缴比例

如果说很多人看不清现收现付的本质，对于养老保险的存缴比例我相信绝大多人都意识不到背后的问题，这个部分我就多说几句。

首先中国养老保险的存缴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目前是企业16%员工8%，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是雇主员工各6.2%，加拿大是各5.95%，韩国是各4.5%，澳大利亚是员工不用缴雇主11%（相当于各5.5%），大家熟知的北欧高福利国家，也就芬兰雇主+员工达到了24%，其他国家都低于这个数。

此外，中国体制内还有职业年金，单位8%，员工4%，再加上基本养老保险的24%，合计36%，这更是令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望尘莫及的一个比例。

所以，它意味着什么呢？体制内的人可能会说：我们缴得多，所以退休金高。有人可能会认同这种说法，但是别忘了，体制内缴的养老保险，都是纳税人承担的，他们缴纳的比例越高，纳税人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如此之高的缴存比例，本质上也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纳税人转移向体制内。

此外国企也可以单拎出来说一下。不少国企（如银行、石油、电力等行业）还有企业年金，一般企业5%，职工4%。2023年中国利润最高的前十家公司，除了腾讯，基本上全是国企，主要集中在银行和石油领域，赚钱主要靠垄断。它们的利润跟税收很相似，消费者不能讨价还价，没有选择权，也很难逃避，姑且可以称之为“国企税”。这部分跟体制内类似，也是从纳税人/消费者向国企转移。

这还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对经济发展的遏制作用。除了行政事业单位、国企、外企和部分人均利润高的民企，很多企业是缴不起的，之前有文章说拥有完整社保（五险）的就业人员只有总数的33.5%，分析了诸多原因，可惜漏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缴存比例太高。

而如此之高的存缴比例，也让中国真正创造财富的企业职工群体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一方面，通过纳税和消费承担了体制内和国企的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另一方面，在缴纳了24%的养老保险之后，替代率也就50%左右，不过世界平均水平（2014年养老金并轨之后，本想逐步缩小体制内外的差距，但现实正好相反，从2014年到2018年，短短四年间，体制内退休金从比企业职工高30%迅速提升到了高68.6%）。制度上，养老金并轨之后，企业职工和体制内现在也是一个锅（企业缴的16%直接进入统筹基金）里分粥了。

也就是说，如此之高的缴存比例，可以视为给体制内和国企量身定做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让民营企业和企业职工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对经济发展有严重的副作用。

多说了几句，但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大家明白了吗？

5、账户迁移

最后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养老保险的转移问题。作为最底层的农民工，如果你换一个省份，以前是转不走的，比如我之前离开广东去北京，就只能去把个人账户的钱取出来，单位的部分就没了。也就是说，作为农民工，你走的地方越多，你就扔得越多，猴子掰包谷，掰一路扔一路，最后只有个人账户那一点钱。

现在可以转，但仍然有问题。假如要从广东回四川农村，没有缴满15年又没有钱继续缴城镇职工保险——灵活就业按20%缴纳，最低标准一个月也要近千元，一个农民工失业了，哪里去拿这个钱？现在很多人抱怨灵活就业缴不起养老保险，其实在农民工身上更为普遍。这样的结果就是，你能转到城乡养老保险的钱只有个人账户的8%，企业缴纳的16%，4%留给广东省的养老保险统筹基金，12%留给四川省的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跟你没关系。也就是说，最不利的情况下，农民工只能带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给城里人做贡献了。

而体制内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职业稳定，一般不会跨省流动，失业风险也最小，所以最大的受损害群体还是农民工。

简单总结一下：视同缴费年限通过有无来区别对待；财政补贴通过多寡来区别对待；现收现付是隐性的代际和阶层转移；高存缴比例是纳税人和消费者向体制内和国企转移；账户迁移是通过群体稳定性差异带来不同的损益。每一次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终点都是一样的：有利于体制内不利于体制外，农民/农民工总是最大的受损者。

现在能明白我开头为什么说“令我拍案叫绝”了吧？

下面接着谈，为什么说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走出“身份社会”的关键一步？

首先，它大幅度缩小了和企业职工和体制内退休收入的差距，假设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800月每月，不同群体的差距从原来的1:15:30，缩小到了1:4:8，虽然差距还是很大，但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改革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如前所述，目前的养老制度是通过各种转移支付来满足少部分人拿到一个非常高的退休收入，但这个机制不可长久，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缺口越来越大，而交钱的人越来越少，最终不可持续。

所谓全民基础养老金制度，就是所有人都有资格领取的养老金：它由财政负担，跟缴没缴养老保险没有关系。很多国家都有该制度，它就是一个最低生活保障。

我知道有人会问，钱从哪里来？前面有提到，每年国家有巨额的财政补贴，2023年体制内8056亿+企业职工7619亿+城乡居民3681亿=19356亿元，如果再加上城乡低保分别是481亿元和1398亿元，一共21235亿元。

我们再算一下有多少人领取。2023年退休人员城乡居民1.73亿+企业职工1.2亿+体制内0.22亿=3.15亿。基础养老金作为一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应该设置一定的门槛，高于一定退休收入就不应该领取了。假设门槛是3000元（这个数字我认为比较合理，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每月消费支出是2233元），再设置阶梯：1000元以下领取全额，超过1000元按比例酌减，退休金+基础养老金加起来不超过3000元。如此一来，体制内的2200万人肯定都高于这个门槛，企业职工中即便覆盖三分之二的人，但按全额计算大概也就三分之一，城乡居民全部计入，合计1.73亿+0.4亿=2.13亿。

最后我们再来算一下，21235亿元除以2.13亿人，人均一年可以领取9970元，平均每个月830元。也就是说，财政支出一分钱都不增加，中国已经可以建立800元/月的全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最后，中国的养老制度就是这样三根支柱：第一根支柱，基础养老金，800元/月，低于一定退休收入的老人都有资格领取，全额由财政承担，也就是纳税人承担；第二根支柱，企业年金制度，由企业和员工共同缴纳，进入统一的养老金基金账户，投资增值，这部分政府不能动；第三根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你自己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一来，穷人有基本保障，财政不用担心超支，企业和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也不会被政府给拿走，缴得多拿得多，各得其所，这才是一个公平公正可持续的养老制度。

这不是我异想天开，中国体制内的研究者也不乏这么说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蔡昉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应该建立普适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跟你缴没缴费没关系，覆盖全民，由国家财政负担，国家财力增加多少，基本养老保险就上涨多少。我前面已测算过，按目前的财政补贴情况，完全负担得起 800 元/月的基础养老金。

当然，一些退休收入偏高的群体就要逐步取消补贴，他们收入已经很高了，还要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问过纳税人吗？纳税人会答应吗？

去年 9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中国最顶级的社保研究机构），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保险制度的调研报告，其中关于体制内退休金太高的问题，写了好几点建议，我摘录如下：

二是夯实费基，大幅度降低缴费率。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是单位16%+个人8%，职业年金名义缴费率是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达到了36%的畸高状态，不仅国家财政无力承受，更使其作为特权群体的利益更加固化，因此，必须在做实费基的条件下降低费率，以基本养老保险总费率不超过20%、职业年金费率不超过8%为宜。三是同步下调替代率。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调整到与企业职工相同的水准即50%左右。四是确定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金与企业职工、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差距的时间表路线图，让人民群众对养老金制度的公平取向有清晰的预期，进而增强其对制度的信任。
郑功成等，公众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路径偏差与制度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

所以，大家不要一提到降低体制内退休待遇，就觉得不可能，这未免太怂了，这种心态要不得，连体制内的人都不如。你看看人家的报告是怎么说的：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实上普遍享有基本养老金与职业年金，两项相加后的养老金替代率仍然高达80%以上，其与企业职工养老金相差悬殊，更非城乡居民养老金可以比拟，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养老金制度下的特权阶层并走向固化，这是现阶段人们争相挤进公职人员队伍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既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追求公平的制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规律不符，而前苏联的崩溃、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全面私有化背后都有和公职人员养老金异常丰厚导致广大劳动者不满有关的影子。
郑功成等，公众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路径偏差与制度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

此外，关于农民养老金的问题，该报告是这样说的：

目前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对象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社会群体，其中既有市民也有农民，还有游离在体制外的劳动者，既有低收入者也有高收入者，这样一个十分庞杂的社会群体不适合由一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适宜的取向应当是从居民中分离出来真正的农民，对真正的农民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做法，由政府代行农民雇主之责，分担一半缴费责任，以使其养老金水平稳步提高。
郑功成等，公众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路径偏差与制度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

蔡昉是中国级别最高的人口社保专家，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是中国最权威的社保研究机构，他们尚且这么说，请问：我们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建立全民基础养老金制度，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城乡之间、体制内外在养老上面的巨大差异——你是什么身份，至少在养老上面，就没那么重要了。去掉了身份上附着的利益，抹平身份差异也就不难了。我相信，中国走出身份社会，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 800 元/月必定是这个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上述内容，应为国人皆知的常识，我居然也花了几个月才搞清楚，请大家帮忙转发传播，我们一起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