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永加
昔时天津九国租界
民国时期,天津曾是中国商业金融中心之一。那时的天津金融保险业繁盛,曾有中外资银行189家,保险机构324家。中外冒险家把天津看成了投机的天堂,纷至沓来,一展身手。这其中,一位叫李亚溥的犹太裔闯进了天津金融圈,开始了他在天津的金融冒险活动。
初入津门办洋行
01
李亚溥是犹太人后裔,1902年8月19日出生于白俄罗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征战欧陆,不久他就从军队设法脱身。1920年,李亚溥流亡来到中国,他辗转从海参崴流落到哈尔滨,后来到北平,在法商利喴洋行谋到一份珠宝助售的差事。1925年初,李亚溥受命前往金融业活跃的天津开拓新市场。
因白俄人当时没有社会地位,李亚溥怕被人看轻,就想尽办法更改自己的国籍。他先是加入了比利时籍,后又凭着买来的一本瑞士护照,转入了瑞士籍,堂而皇之地成了瑞士籍侨民。瑞士护照为他日后在中国发展金融业淘金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李亚溥
当李亚溥踏入天津卫时,才刚刚23岁,他深知天津是金融商业活跃的城市,商机多多,所以他充满激情,创劲十足,想在这些方面闯出一条路来。
当时,在天津九国租界的洋房别墅里住满了各霸一方的军阀、失意的官僚政客、前清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洋人买办、富绅巨贾及其他们的家眷,这些人都非常有钱,且游资充斥,给李亚溥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于是,李亚溥就做起了专门兜售珠宝翠钻的经纪人,结识了天津租界里许多名流、富商及女眷。李亚溥深知这些人追求奢华、挥金如土,是珠宝翠钻的主要消费对象,他凭着风流倜傥的外表仪态,巧舌如簧的游说,博得时髦贵妇们的欢心,很快攀附上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军政工商界权贵,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除招揽了大批珠宝生意外,李亚溥还借助与一些军阀接触的有利条件,兼营起了犹太人最擅长的军火买卖。不少军阀都从他手中采购过德国克虏伯等军工厂生产的枪炮弹药。李亚溥甚至亲赴德国、比利时等国接洽订购各种最先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把军火生意做得很大。当时正值军阀纷争、战乱不已的年代,军火供销两旺,有了畅通的采购渠道保证,也有稳定的需求销路,李亚溥不想发财都难,这笔战争财让他有了底气。
慢慢地,李亚溥觉着利喴洋行跑街助售的职位,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发展需求,就开始另寻门路。在业务交往中,李亚溥认识了一个名叫孙秀岩的大老板,他是日租界太平洋德记钟表行和东南城德秀斋钟表店的东家兼经理。李亚溥了解到孙秀岩资本雄厚,就大讲其对瑞士钟表业如何熟悉,做钟表进口生意可以赚大钱,孙秀岩被他的伶牙利嘴给说动了心,决定与李亚溥合作,向他注资开办洋行。
就这样,李亚溥的利华洋行顺利开办起来,专营瑞士钟表,同时兼做珠钻生意。利华洋行雇了个姓刘的工友,在办理洋行注册登记手续时,李亚溥用刘工友儿子之名注册登记,他这是留一手,以备一旦亏累破产,便于金蝉脱壳。李亚溥之所以注册为利华洋行,这是缘于他的外文姓名“MARCEI LEOPOLD”,中文译音是利华。1927年,利华洋行正式开业。
利华洋行的货单上有“英界中街汇丰银行二层楼上” 的字样
瑞士是世界钟表王国,李亚溥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瑞士国籍,大张旗鼓做宣传,各类名牌表因此大受欢迎。不久,李亚溥又拢络了一个名叫鲁东侯的大老板加盟,这个鲁东侯在天津开设聚丰号等五个当铺,还有鲁丰珠宝店和锦记货栈,实力不凡。有了鲁东侯的加盟,利华洋行从经营珠钻钟表生意又扩大到做押当生意,以珠钻抵押借款,开始向金融业逐步挺进,以谋取更高的利润。
当时,英商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在英租界中街建成一座富丽堂皇的汇丰大楼,有极考究的大公事房十几间拟对外出租。李亚溥闻讯,觉着机会来了。想把他的利华洋行迁至汇丰大楼之内,以借由汇丰的信誉来壮大利华的声势。
汇丰大楼公事房的出租条件很苛刻,租金昂贵,每月高达上千两银子。李亚溥用尽各种办法,又是托情,又是送礼,终于把汇丰大楼的房子租到了手。最为聪明的是,他对外故意混淆利华洋行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含混其词地自称是汇丰银行的一个单独部分,在广告中故意把利华洋行的营业地点写作“汇丰银行楼上”,又在汇丰银行保险库租用一个库号,经常出入汇丰银行存取珠钻货物,让顾客误认为利华珠宝奢侈品生意与汇丰金融业务是一家。有了汇丰银行作后盾,利华洋行的经营越来越红火,李亚溥的资本积累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成为他进军保险业的重要保障。
开完保险开银行
02
天津汇丰银行大楼旧影
利华洋行迁入汇丰大楼以后,李亚溥就开始在金融事业上谋划起来,在利华洋行里设立了一个小额储蓄部,主要吸收小业主、小职员、小手工业者的存款。小额储蓄部开办以后,业务并不兴旺,他就改变策略,把小额储蓄改为人寿保险储蓄,把登门存款改为下户收费,要使储户感到既划算又方便。
经过对市场的悉心研判,1932年3月,李亚溥与曾任天津德文洋行华人买办的顾海田等三人共同出资5万元,创办了“利华人寿小保险公司”,经营两全性质的小额免体检储金寿险业务。主打“老幼人寿储金”亲情牌,主要吸收小业主、小职员、小手工业者的游资存款及保险。在向政府申请注册时,李亚溥又故技重施,以外侨约束条件为借口,让顾海田出面做法人代表顶名备案,再次留了后手。
为了尽快把业务开展起来,李亚溥写了一篇生动的宣传稿,对外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是替我们进款较少者、同年老的人筹策的,要知在现在年头,我们平民人要想积财,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家庭负担,又处在现在生活日高的时候,每月平民人所得的一点薪资,以及劳动者所赚无多的代价,差不离都因为衣食住三事,随手用去。一旦自身若遇不测,典借无门,这是何等苦痛的事,所以我们创办这小保险,是要他赚小钱的人,每天积起六七个大铜子来,积够了一块钱,到了时候,缴到本公司来,按月这件积法,只要缴过十个月外,纵有不测,就可以由本公司取去赔偿费四十元使用。若使缴过三十个月外,就可以得七十元赔偿费,至于缴过五十个月外,就能得到一百元。若是我们平平安安缴过了一百个月,可以由本公司取去一百二十五元。这种积储法是再万稳没有的积财方法了”,他的这种广告很具有诱导力,吸引了很多天津市民的目光。
李亚溥还利用销售心理学理念营销来开展业务,他深知国人贪占小便宜的习惯,为了鼓励公众储金,经常对保寿人附赠礼券纪念品,用小恩小惠铆牢客户,等吊起民众胃口,再严正声明“本公司每月礼券赠品,原为引起储户之兴趣而设,纯系出于奉赠,平时自当按期举行,倘遇地方不靖,市面紧张之时,本公司得酌量情形,随时核减”。
为了迅速展业,李亚溥在天津聘用了十几个保险业务员,逐户上门兜售推销保寿单,并承诺客户投保后由保险业务员定期入户收取月费,不用担心为小额储金往返于银行,使投保人觉得方便合算。由于此项小保险每月花费无多,不足以影响基本生活,遇险可以得到赔偿,平安无灾亦可积蓄一笔钱,很能迎合城市小市民的理财心理,加之在佣金激励下,业务员们不辞辛苦四处延揽新保户,业务扩张很快,仅天津一地即吸收保户6、7000户,开办的第一年就收进保费7万余元。
人寿小保险的厚利让李亚溥喜出望外,又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开设分公司,在唐山等地设代理处,向华北华东各地拓展市场,当时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线上的集体投保职员就达1.9万人,使李亚溥的此项业务大为增加。
在李亚溥开设了利华储蓄小人寿保险公司之后不久,他又开设了利华放款银行,在银行名称上冠以“放款”二字,是李亚溥进行思考后采取的绝妙生意经。金融机构经营存放款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存款就谈不上放款。而李亚溥却敢于标榜“放款银行”,就是要给人们一个以资金雄厚、专营放款的假象。他对外故意宣扬利华银行从国外吸收了大批存款,特意来中国放款,以此来招徕存款。实际上,利华的放款业务很少。
利华放款银行吸收的还是李亚溥原来那些老客户,包括军阀、政客、遗老、绅商等人的存款,这些人日常喜欢存款到外国银行,一则信用可靠,二则可以逃避中国政府的查问,只是外国银行往往给息较低。发觉这一情况后,李亚溥便抬高自己银行的利息,以吸引了这些“老客户”的关注,于是存款就源源而来。
此外,为了迎合公馆女眷们奢侈生活的需要,李亚溥开办了以珠钻、首饰、古玩等为低押的借款。前来抵押借款的多是阔公馆的败家子或女眷,以及姨太太、交际花之流,他们常有不正当开支,且用钱较急,为了保全面子又不愿意去当铺典押,到利华洋行抵押借款就比较方便。
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特点,李亚溥把抵押品的当本估得很低,期限规定很短,少到三、五天,最多三个月,期满即当死。这些人由于挥霍成性,期满时往往无力赎回,结果等于廉价卖出,然后利华洋行再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出售。
“七七”事变后,金融市场投机风甚盛,黄金外钞价格骤涨。李亚溥的利华放款银行便乘机大量收存黄金外钞。他规定了介绍金钞存户的酬劳办法,按存款的百分之一付给佣金,因此许多跑合人(负责银行与客户间代办交易的中间人)到处给他拉金钞存款。当时,有一个专替李亚溥跑天主教会存款的跑合人,其佣金存款数竟高达黄金一百五十两之多,可见放款银行吸收金钞数额之大。
为了进一步提升放款银行的形象,李亚溥决定筹资兴建了自己的大楼。在对天津的城市商业地产全面考察之后,于1936年投资20万元买下了坐落在英租界中街的英商仁记洋行4亩地皮,然后又以地契及将来建成的大楼做抵押,向天主教天津教区财务机构崇德堂借款60万元,可谓是空手套白狼。
利华大楼旧影
利华大楼于1936年动工兴建,1939年落成。虽然当时天津维多利亚路楼宇林立,但多为二、三层的银行办公楼,主体超过十层的唯有利华大楼。大楼兼办公、住宅于一身,李亚溥全家住在九层。他把第一层临街部分作为利华银行营业厅,第八层免费借予他的法律顾问律师作为事务所及住宅,其余各层均出租牟利,每单元月租美金五十至一百二十元。
建成后的利华大楼成为天津之最高建筑,矗立于英租界,鸟瞰天津卫,一时轰动全城,李亚溥也因为这座大楼而名声大噪,得益于这个轰动效应,大大扩展了他的金融保险业务。
滦河金矿与回力球场
03
1941 年,李亚溥在金融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又做起了淘金美梦,接办了位于河北省迁安县太平寨的太平金矿,作为利华洋行的一个附属企业,意图壮大自己的金融实力。
太平金矿,最早是由河北省丰润县人李培春和王明元创办的,领有开采执照。但该矿蕴藏金矿很少,所费不货,收益寥寥,实在没有什么经营价值。于是经人介绍,找到了白俄人霍尔瓦特和法国人马斯奈,希望他们能出资接办。为了使霍尔瓦特和马斯奈进圈套,李培春和王明元事先收购了十余两碎砂金,串通淘金人,把砂金掺入河砂内,当霍尔瓦特和马斯奈到现场考察时,淘金人装模作样的从河砂里取出砂金来,霍尔瓦特和马斯奈信以为真,便答应了入股合作。接管金矿后不久,霍尔瓦特和马斯奈便发现此矿毫无经营价值,方知自己受骗。
霍尔瓦特和马斯奈又以同样的蒙骗手法把李亚溥骗进来,煞有介事地向其保证,每月可得黄金若干斤。李亚溥被黄金迷住了心窍,十分高兴地把太平金矿接兑过来,改名为滦河金矿,并聘用马斯奈为工程师。李亚溥又是充实人力,又是添置设备,准备大干一番,但经过了半年时间,半两黄金也没有淘出来。李亚溥又派出了白俄十数人到矿场任职,由一个名叫鲍洛金的任矿师,又干了二年多,依然是毫无所得。
知道受骗后,精明的李亚溥很沉住气,不声不响地在表面上继续维持滦河金矿的业务活动,精心绘制了矿区地图,拍摄了许多矿场的照片,又在矿区一带收购了砂金三十两,装在美观的玻璃瓶中,标明“滦河金矿产品”,陈列于利华洋行,然后便利用这些材料向国内外大肆鼓吹,招募股本。李亚溥的这一招,果然打动了一些财迷心窍的梦幻者,居然从国内外招来不少股金。这些股金都成为了利华放款银行的周转金。
回力球场旧影
李亚溥并没有满足现有的金融保险经营,不断继续扩大他的事业,延伸他的金融保险业链条。1943年,他与华比银行买办魏采章等人,以美金八十万元的代价,接办了座落在意租界的回力球场。
回力球本来是一种球类竞赛,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赌博性的游艺,赌客以回力球员的胜负为赌注,互相吞蚀。天津的回力球场创办于1945年,与赛马场一样,成为天津的一个大赌窟。按场方规定,从赌票收入中抽头百分之二十,作为球场利润,估计每年所得总在二、三百万美元以上。李亚溥看中了这个赌场生意,便串通了原回力球场股东,以八十万美元的高价把球场买到手,与华比银行买办魏采章各出一半。接办后,李亚溥派其亲信刘华堂坐镇操持一切。
抗战胜利后,魏采章估摸着国民党接收大员来津后,回力球场的前途未卜,于是撤出股本,由李亚薄独资经营。李亚溥一向是以敢担风险而发大财的,他表示可以接过来,但又舍不得一下子拿出四十万美元。几经商谈,魏采章想出一条妙计,就是把华比银行华账房所存的若干户头存款,转到利华银行;也就是说,这些存户的存款归李亚溥所有,同时也把债务责任也转给利华银行。李亚溥感觉这个办法自己并不吃亏,便欣然同意,自此,回力球场由李亚溥独资经营。
在此期间,李亚溥还干了件大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通过关系与日本海军仓库秘密串通,盗卖日本海军在北京、天津两地仓库的物资,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利华仓库内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日本军用物资
国民党重返天津以后,对回力球场处处刁难勒索,1947年,国民党市长张廷谔因勒索未遂,下令禁止回力球开赛,不啻对李亚溥是当头一棒。尔后,李亚溥见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都发动了攻势,觉得国民党政权不稳,于是开始向海外转移财产。他把几十箱的珍品运往瑞士,据估算约值美金八十万元。凡属便于携带外运的黄金、外钞、珠钻等,也都尽可能地从天津转移了出去。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李亚溥却没有离开天津。一来是因为他侵吞盗买的日军物资还没卖完,还有不动产在天津,他舍不得;二来是他想观察一下在共产党政权下,还有没有继续搞金融保险挣钱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亚溥盗买盗卖日本海军仓库一案被揭发出来,经人民法院传讯审理,罪证确凿,勒令其清产抵偿所盗卖之物资,并判处徒刑二年半,1954年3月李亚溥刑满释放后,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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