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从被渗透到自觉防御：冷战如何锻造印度国家安全观

本文共470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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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苏尚特·辛格 （Sushant Singh）

编译 | 邓慧玲

本期编辑|邓慧玲

本期审核|江怡

编者按

冷战时期，印度虽高举不结盟大旗，却早已卷入英美苏三方谍战的隐秘漩涡，首都新德里更是成为全球情报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随着《南亚间谍战》一书的出版，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被层层揭开。作者保罗·麦克加尔基于解密档案与大量访谈，揭示了印度如何在意识形态、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之间艰难权衡。本文作者苏尚特·辛格在细读此书后撰文反思：印度为何对外国干预格外警惕？这种敏感源于什么样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文化？辛格得出结论称，印度应吸取教训——眼下的利益趋同虽可推动印美情报合作，但若缺乏共同价值观与战略愿景，其基础则极不稳固，随时可能发生转变，美国也无法对印度国内政治与舆论风向的剧烈波动置身事外。本文既是对麦克加尔研究成果的介绍，也试图勾勒出印度国家安全思维的历史根基，以及冷战遗产如何持续影响今日印度的对外关系与内部政治生态。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读者批判学习。

1971 年 12 月 18 日，抗议者在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示威反对美帝国主义。图源：网络

当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在2024年8月因大规模学生抗议而辞职时，印度总理莫迪的部分印度教民族主义支持者在缺乏证据情况下迅速将矛头指向美国中情局。

这些印度阴谋论者将哈西娜的下台称作“颜色革命”，并暗示类似事件也可能在新德里上演。他们的目的是抹黑印度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反莫迪抗议，同时将美国塑造成一个替罪羊，指责其破坏哈西娜政府的稳定。

这种论调让人想起冷战时期印度社会对“外国势力”干涉的普遍担忧。英国国王学院讲师保罗·麦克加尔（Paul M. McGarr）在其最新著作《南亚间谍战：英国、美国与印度的秘密冷战》（Spying in South Asia: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s Secret Cold War）中探讨了西方情报机构在印度的活动，以及印度政治领导层对这些亦真亦假的威胁所采取的强硬应对措施。

这本书为鲜有关注的间谍战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麦克加尔认为，冷战时期英美情报机构对印度的干涉最终“适得其反”，不仅削弱了西方在印度的影响力，还阻碍了民主发展，并助长了一种“阴谋论和妄想症”，这种文化至今仍在印度社会中存在。

麦克加尔书中抛弃了个人偏见和官方说法的民族主义倾向，描述了一个印度与英美交往互动的矛盾时期。这些矛盾至今仍在印度政治格局中有所体现。深入研读麦克加尔的著作，有助于西方决策者认清与新德里深化合作的局限性，从而做出更精准的情报评估，制定更切实可行的策略。

1947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在与各大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游走在美苏阵营中间，使其意外地成为两大阵营秘密角力的中心。该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详细的描述了发生在当时所谓“第三世界”的这场斗争。

冷战时期，美苏情报机构在新德里上演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1967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成功甩开苏联特工的监视，径直走入美国大使馆。阿利卢耶娃曾在莫斯科结识一名印度共产党人，并与其形成事实婚姻关系。丈夫去世后，她前往印度撒骨灰。然而，她以对苏联共产主义“感到幻灭”为由，希望留在印度，但该请求遭到拒绝，最终她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逃至美国。

新德里甚至出现在英国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作品中。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名英国情报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首次在新德里的一间监狱牢房内与苏联同行会面。

随着边境管控的加强和铁幕笼罩东欧，麦克加尔写道，印度在西方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正如一位逃至莫斯科的英国间谍所说，印度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用于与苏联建立联系”。同样的逻辑也吸引了苏联情报机构驻扎新德里，尽管印苏语言不通，也没有殖民联系。

英印政府并未将情报体系的制度与运作机制传授给印度。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曾在殖民监狱中度过近十年，他虽对英国的情报体系心存疑虑，却也承认新生国家可借鉴前殖民者的经验。麦克加尔指出，尼赫鲁正是基于这种怀疑态度作出的决策；他在1947年与安全部长们交谈时表示，殖民时期的情报系统“基本上已经崩溃，因为它是为其他目的设立的……要建立一个与之有区别的新情报机构”。

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尽管尼赫鲁有个人的顾虑，他还是决定与英国建立紧密情报合作关系。他对与美国的合作持更为谨慎，尽管印美情报部门此时也已建立联系。尼赫鲁不断告诫印度情报官员，要避免对西方特工的盲目崇拜，尽快培养本土人才。

1956 年 7 月 3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与路易·蒙巴顿（右）在伦敦。图源：网络

在印度独立初期，印度政府认为面临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双重威胁。尼赫鲁指出，印度作为一个多宗教信仰的世俗国家，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国家的长期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在一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因涉嫌刺杀甘地而被起诉之后。印度教右翼力量在1952年的选举中被尼赫鲁击败，随后逐渐退居幕后。

与此同时，印度共产党在南印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印度的安全部队迅速镇压，但印度共产党在工会和农民中的影响力上升，引起了尼赫鲁和一些保守派的紧张。随后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西方情报机构对此感到不安，于是把该邦作为目标，甚至与印度情报机构开展密切合作。

受殖民历史影响，印度情报机构过度关注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并密切监视苏联在印度的活动。尼赫鲁甚至指示印度外交部召见苏联大使，并对其发出警告。然而，正如麦克加尔提醒的那样，“如果尼赫鲁当时了解美国的计划，特别是美国如何影响喀拉拉邦的政治格局，他或许也会指示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艾尔斯沃思·班克（Ellsworth Bunker），给予类似的警告。”

麦克加尔指出，对于深受麦卡锡主义影响的美国而言，对华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对印度而言，对华目标是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因此，印度情报局寻求美国中情局（CIA）的帮助，后者也热衷于以印制华。然而，尼赫鲁政府对此表示怀疑，担心美国会借此进一步干涉印度内政。

这本书中引用了来自印度、美国的证据，表明中情局成功地在印度政府内部安插了线人。驻新德里的中情局分支部门公开宣称“能够获得印度政府制作的任何文件副本”。美国认为印度领导人本质上是反美的，这完全误读了尼赫鲁对美国殖民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遏制政策的批判，使得当时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20世纪50年代，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尼赫鲁在此问题上态度模糊不定。美国借此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活动。印度成为了美国反华活动的中心，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间谍、特工和行动人员前往中印边境地区。尼赫鲁对此表示愤怒，并担心激怒中国，要求外国特工在印活动尽量保持“低调”。

中国确实因此感到愤怒，这些问题是导致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当中国领导人拿出美国在印支持反华活动的路线和物资证据时，尼赫鲁为中国知道美印合作细节而感到十分尴尬。

在美国总统肯尼迪领导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于1961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印大使，中情局在印度境内的秘密行动正式结束，因为加尔布雷斯认为这些行动是“鲁莽的”。实际上，加尔布雷斯完全不知情的是，中情局的活动仍在继续。

然而，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尼赫鲁急需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美国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解密文件显示，中情局当时对印度提供了大量支持。

1962 年3月，美国第一夫人杰基·肯尼迪 （Jackie Kennedy） 和美国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访问印度。图源：网络

随后，印美建立了以中国为主要针对目标的新情报合作机制。麦克加尔指出：“中印边境冲突凸显了印度情报不足，之后，印度不再抵触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并且对情报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

印美合作遏华符合肯尼迪政府的地缘政治利益。当时，美国认为中印冲突会迫使苏联在中印之间做出选择，也为印巴关系改善提供机会。但到60年代末，印度已依赖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并因克什米尔问题与巴基斯坦爆发战争。

英美印的情报关系因此发生了转变。英美在印度建立秘密基地对华进行监控。最为离奇的举动是“帽子行动”（也称为蓝山行动），英美联合在中印边境的喜马拉雅山上安装监视设备，监测中国的核试验。1965年，放置在南达德维峰上的其中一台监视设备在雪崩中丢失；这台失踪的设备至今仍成为该地区自然灾害的阴谋论来源。1973年，该设备获得了有关中国弹道导弹试验的信息，尽管此时地面监测设备已被卫星技术所取代。

在麦克加尔的书中，美国认为“合作获取关于中国核能力演变的准确信息”可以缓解印度对中国的核担忧。但美国也担心地区核军备竞赛发生，所以美国认为“帽子行动”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不久后中美决定建交的消息传到印度，并造成极大震撼，印美情报合作的价值大打折扣。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印美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加剧。麦克加尔在书中描述了苏联与英美两方在印度开展的政治宣传与虚假信息行动。当时，印度关心的是如何对抗中国，而西方国家则一心致力于遏制共产主义——而这一意识形态对印度而言已不再构成主要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以及新闻界的调查证实了中央情报局在推翻国外政权的秘密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被推翻的政权往往是受民众拥护的、且对苏联友好的民主政府。与此同时，有关印度政府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的信息开始公开，而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更是让人们普遍认为，印度体制内充斥着为美苏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有关外国势力试图推翻政权、破坏国家稳定的恐惧情绪，逐渐成为印度政坛中的主旋律。印度历任总理均曾提出类似关切，而西方国家的行为始终未能令印度公众信服。尽管如此，印度与西方国家的情报合作始终未曾中断，反映出情报运作与印度国内政治之间的深刻张力。

麦克加尔指出，这一现象一方面体现出“务实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则受限于印度的警惕心理，以及美国将自身政治、文化与战略偏见强加于印度的“误判陷阱”。因此，这种合作虽曾影响印度情报体系，却未形成根本性制度转变。

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如今对印度的理解显著加深，但中情局给印度留下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再加上美国的利益诉求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之间存在差距，这可能会引发印度对美国意图的猜疑。莫迪在2024年6月选举受挫后，曾公开指责“国内外有权有势之人”试图将其拉下台。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出身情报系统，曾公开主张开展秘密行动。目前，印度情报人员因涉嫌下令在北美跨国暗杀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而陷入麻烦之中。

与此同时，印美情报机构间的制度性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随着两国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官员普遍认为，当前合作的核心在于遏制中国所带来的共同“战略威胁”。

然而，他们当从印美过往情报合作的历程中，汲取关键经验：当下，双方利益暂时趋同，促成了合作。但若无共同价值观与战略愿景作为根基，这种利益趋同的状况实则脆弱不堪，极易生变。历史亦清晰展现，美国难以超脱于印度国内政治局势与舆论导向的剧烈起伏之外。

最后，随着印度情报机构在西方国家过度开展海外行动，即便不会根本破坏印度与西方之间的情报机构合作，最终也可能会削弱这种合作关系。锡克教团体在美国提起的法律诉讼，已导致多瓦尔与印度前对外情报局局长被法院传唤，这也导致多瓦尔未能随莫迪在2024年9月访问美国，这是多瓦尔自莫迪2014年上台后，首次没有随行参访。

在印度情报行动日益受到审视之际，麦克加尔这部研究详实的著作无疑值得一读。若能出现一本从印度视角出发的同类著作，将对这一重要主题形成有益补充，然而印度官方一贯坚持的保密立场，恐难容许此类著作问世。

《南亚间谍战》不仅值得西方各国战略界认真研读，印度的政策制定者与评论界同样也应深入研究。他们理应推动印度政治体系将情报行动看作是一种需要受到制衡的治理职能，而不只是仅当作开展秘密行动的手段，或是实施镇压的托词。倘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将会带来极大好处 。

作者简介：苏尚特·辛格 （Sushant Singh），系耶鲁大学讲师、“大篷车”网站顾问编辑。

本文编译自编译自《外交政策》2024年11月29日文章，原标题为

An India-China reset needs bold and new thinking，

本期编辑：邓慧玲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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