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银行：数据“盛装”下，发展“困局”难掩

导读：徽商银行：增长、管理与股权的多重挑战。

近日，徽商银行2024年年报数据出炉，资产总额成功跨越2万亿大关，较上年末增长近11.5%，营业收入达到371.28亿元，同比增幅2.1%，净利润也实现了6.18%的同比增长，达到159.17亿元。

然而，当深入探究其发展脉络，增长乏力、业务结构失衡如隐忧暗涌，内部管理混乱、违规频发与高管问题似毒瘤侵蚀，股权动荡、股东“用脚投票”更添危机。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困境交织，又将把徽商银行引向何方？

增长乏力：增速放缓的隐忧

从2021-2024年，徽商银行的营收数据及增速变化犹如一条逐渐下行的曲线，清晰地展现出其增长的困境。2021年，徽商银行的营业收入为355.14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了9.98%，彼时的它在市场中还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22年，营收虽然有所增长，达到362.30亿元，但增速却大幅下滑至2.02%，仅仅一年时间，增速就几近腰斩。

进入2023年，情况并未得到改善，营收微增至363.65亿元，增速更是低至0.37%，几乎陷入了停滞增长的状态。2024年，营业收入为371.28亿元，同比增幅2.1%，虽然增速略有回升，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远低于行业平均增速。

徽商银行营收增速下滑的背后，是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作为区域性银行，徽商银行虽然在安徽省内有一定的市场基础，但在面对来自各方的竞争时，其业务拓展难度不断加大。传统的存贷业务市场份额逐渐被挤压，导致营收增长受限。

业务结构不合理也是制约徽商银行营收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徽商银行的业务仍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主，利息收入占比过高。而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今天，非利息收入业务，如中间业务、金融市场业务等，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徽商银行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低，业务种类单一，缺乏创新能力，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从而影响了整体营收的增长。

2024年，净利润达到159.17亿元，同比增长6.18%，增速持续下滑，与行业内一些优秀银行相比，差距进一步拉大。

净息差收窄是导致净利润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徽商银行的净息差呈现出逐年收窄的趋势，2021-2023年分别为2.20%、2.11%和1.88%，进入2024年，中报显示该指标又再次下滑0.20%至1.80%。净息差的收窄，使得银行的利息收入减少，而利息支出却难以同步降低，从而压缩了利润空间。

徽商银行虽然在2024年不良贷款率降至0.99%，较上年末下降0.27个百分点，但在之前的几年里，不良贷款的处置压力依然较大，对净利润的增长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前行变得艰难。

频发的违规与高管问题

2024年，对于徽商银行来说，可谓是在合规经营的道路上“荆棘满布”。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信息，这一年徽商银行收到了多达41张罚单，涉及分支行15家和从业职员26人，累计罚没金额近2500万元，在城商行中，无论是违规问题的严重程度，还是被罚金额，都处于前列位置。

2024年10月18日，徽商银行合肥宁国路支行就因流动资金贷款贷前、贷后管理不到位这一违规行为，被安徽监管局罚款550万元，如此高额的罚款，足以说明该违规行为的严重性。4月，徽商银行黄山支行因违规发放项目贷款，被黄山监督管理局罚款150万元；6月，徽商银行宁波支行因存在六项违规行为，如违规发放贷款、信贷资金违规流入限制性领域等，被宁波监管局罚款260万元。

这些违规行为的产生，根源在于徽商银行内部管理的混乱和风险控制体系的薄弱。在内部管理方面，银行可能存在制度执行不到位、员工合规意识淡薄等问题。

违规经营对徽商银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巨额的罚没金额直接导致银行的利润减少，影响了银行的盈利能力。频繁的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银行的声誉，降低了客户对银行的信任度，可能导致客户流失，业务量下降。

徽商银行的内部管理问题，不仅仅体现在违规经营上，高管腐败和治理混乱更是其发展道路上的“毒瘤”。自2005年重组以来，徽商银行共经历了五任董事长，其中首任董事长戴荷娣、第三任董事长李宏鸣、第四任董事长吴学民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查处，这一现象在银行业中实属罕见。

2024年5月24日，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徽商银行原董事长李宏鸣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万元。经法院审理查明，李宏鸣在担任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在为企业发放贷款、续贷、重组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除了高管腐败问题，徽商银行还存在着严重的治理混乱问题。多名高管超期服役现象突出，根据徽商银行公司章程，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然而，在2024年10月31日徽商银行港交所公布的最新董事名单里，董事会共16名董事，至12月，有11人超期服役。徽商银行第四届董事会于2018年底选举产生，至2021年底已经届满，但近三年仍未召开换届。公司监事会也存在同样的情况，7名成员有5人超期服役，且监事会届满已近三年仍未召开换届。

这种高管超期服役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未决的情况，对银行的运营效率和决策科学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重大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等方面，可能会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而做出不利于银行发展的决策，给银行带来潜在的风险。

股权动荡：股东用脚投票？

近年来，徽商银行的股东动态格外引人关注，一场悄然的股权变动正在上演。中粮集团及旗下中粮生物科技的股权转让行动，无疑是这场变动中的焦点。自2024年12月起，中粮科技便计划转让所持有的徽商银行4030.95万股股份，占徽商银行总股本的0.29%，定价1.56亿元。

紧接着，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徽商银行3810.75万股股份，约占徽商银行总股本的0.27%，定价1.48亿元。然而，由于未能吸引到足够的意向受让方，第一次交易于2025年1月决定终止。随后，在2025年2月初，上述两个项目第二次上架，定价降至2.74亿元，可依旧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于2月17日决定项目终结。

2月18日，第三次上架，定价降至2.43亿元，结果再次令人失望。3月5日，第四次上架，定价降至2.09亿元，仍然无人问津。即便到了3月18日公告流拍当天，交易所官网又迅速挂出了同样的转让信息，只是价格有所下调，两个项目的每股均价都为2.55人民币元/股，与徽商银行二级市场股价较为接近，可转让之路依旧艰难。

中粮系如此执着地转让徽商银行股权，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从政策层面来看，“退金令”的出台无疑是重要的外部因素。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明确指出，各中央企业原则上不得新设、收购、新参股各类金融机构，对服务主业实业效果较小、风险外溢性较大的金融机构原则上不予参股和增持。

徽商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和市场表现，也是股东选择转让股权的重要考量因素。近年来，徽商银行营收增速连年放缓，2021-2023年同比增幅从9.98%断崖式降至0.37%，2024年约6%的净利润增幅亦落后同业，折射出增长动能衰竭的隐忧。

除了中粮系，其他国资背景的企业也在逐步撤离徽商银行。2024年6月19日，马钢集团挂牌转让徽商银行175.99万股股份，占该行总股本的0.0127%，股权转让底价为1571.6万元；同年9月5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公司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徽商银行431.3379万股股份，约占总股本的0.0311%，转让底价为1327.50万元；9月9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安徽东风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转让徽商银行2.4048万股股份，约占总股本的0.0001%，转让底价为5.36万元。

如果说股东的转让行为是对徽商银行的一次考验，那么股权流拍现象则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市场对徽商银行的态度。在阿里法拍网上，徽商银行的股权拍卖情况令人堪忧。诸暨朗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徽商银行的9350万股非境外上市股权，成为了流拍的“常客”。

徽商银行如今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资产规模看似庞大，业绩数据亦有亮点，但增长乏力、内部管理之殇以及股权动荡等重重困境如阴霾般笼罩。这些问题的相互交织，使得徽商银行的发展之路荆棘丛生。能否突破困境、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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