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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作家莫言的争议人生
作者:大梦君
编辑:大梦君
图片:网络图片
他是诺贝尔奖台上“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也是舆论场中“历史虚无主义者”;
他是高密东北乡的“乡土审丑先锋”,也是流量时代被符号化的“诺奖争议者。
他是莫言,是首位摘得诺奖的中国作家,却因“不反驳西方叙事”被斥为“全民公敌”;
他自称“用文字为民族立传”,却又因作品中的“审丑美学”引发道德争议。
本期内容,就让我们聊一聊这位被诺贝尔文学奖推向世界舞台,却又极具争议的的中国作家莫言。
01
从高密农村到诺奖舞台:苦难记忆如何炼就魔幻笔触
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而莫言,属于后者。
1955年,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贫困的家庭让他的童年总是伴随着饥饿。
6岁进学校读书,又因为骂老师是“奴隶主”,受到严厉处分,被迫辍学在家。
也曾做童工,长期忍受饥饿,还要遭受父亲的冷酷毒打。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
这样的成长环境,对莫言有着极大的刺激,孤独也就成为常态。
于是他在生产队放羊时偷听民间故事,在棉花厂当合同工时贪婪阅读禁书。
1976年,莫言参军,这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
他童年听到的各种奇幻故事、看的种种书,在部队转变成了他写作的源泉。
随后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这些经历赋予他双重视角:一方面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亲历者,另一方面是冷眼观察的叙事者。
正如他在散文《大风》中所写:
“爷爷的脊背绷得像一张弓,汗水从背上流下来,风把车上的茅草全卷走了,只剩下一棵草夹在车梁的榫缝里”。
这种对苦难的极致凝视,成为他魔幻现实主义的底色。
他的创作手法融合了多重养分:从《聊斋志异》的鬼魅传奇到马尔克斯的拉美魔幻,从苏联文学的宏大叙事到福克纳的南方史诗。
在《生死疲劳》中,他让地主西门闹历经六道轮回,借驴、牛、猪的视角解构阶级斗争史;
在《檀香刑》里,他将凌迟酷刑升华为暴力美学的仪式,用血腥场景叩问人性深渊。
这种“将现实撕裂后重组”的笔法,既是童年压抑的宣泄,也是对历史暴力的隐喻性反抗。
02
撕裂与误读:是荣誉,也是争端
尽管莫言的作品一直伴随着争议,但一开始并未引起多大波澜。
直到2012年,莫言以第一位中国作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名声大噪。
都说人红是非多,莫言自然也逃不掉。
有人以“小学辍学”贬低其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又因其作品入选教科书、获诺奖等成就质疑“中国是否无人。
有人批评他在诺奖颁奖礼上针对“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同情的世界”的争议颁奖词不做反驳,反而讲述个人苦难经历的表现为“不讲政治原则”。
更让人惊叹的是2024年,某网络主博以莫言部分作品存在“美化侵华日军”“贬低解放军形象”为由,向莫言提前了诉讼。
尽管法院以“缺乏法律依据”未予立案,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也公开支持莫言,强调其作品“展现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
但该事件引发全网热议,将长期积累的争议推向高潮。
面对各种争议,莫言人如其名,极少作出回应,我想他想说的话,都写进了一部部作品里。
03
谁该读莫言?——从历史学者到青少年的适配图谱
尽管争议常伴其身,莫言的作品却如同一座多棱镜,不同读者总能折射出迥异的光谱。
如果你是历史研究者,可以透过《丰乳肥臀》中上官家族的命运,解码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的隐秘逻辑。书中母亲与瑞典传教士的私生子设定,暗喻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如果你是人性探索者,在《檀香刑》的凌迟场景中,刽子手赵甲将杀人技艺视为“国家艺术”,这种对暴力的审美化处理,直指权力与人性共谋的黑暗真相。
如果你是魔幻现实主义爱好者,《生死疲劳》中投胎为驴的主角,以荒诞视角见证土地改革的血腥,这种“人兽双重视角”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先河,或许能让你“饱餐一顿”。
如果你是青少年读者,散文《大风》中爷爷与自然抗争的坚韧、《卖白菜》中母子间的贫困温情,这些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既是写作范本,也是苦难教育的入口。
但阅读莫言需要勇气,他笔下赤裸的性描写、暴力的狂欢、历史的混沌,都在挑战传统审美底线。
正如他在诺奖演讲中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人性的实验”。
04
在撕裂与共鸣中寻找文学的重量
莫言的笔触始终游走于两极之间。诺奖的桂冠与争议的漩涡,历史的伤口与魔幻的救赎,审丑的锋芒与人性的微光。
他像一位手持双面镜的巫师,一面映照出高密乡野的泥泞与血泪,一面折射出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挣扎与呐喊。
那些被贴上“历史虚无”或“暴力美学”标签的文字,实则是他对苦难最诚实的凝视,对记忆最倔强的打捞。
争议从未远离莫言,正如他从未远离土地。
当舆论场用“爱国”或“叛徒”的二元标签试图将他钉入话语的牢笼时,他的沉默或许是一种更深刻的回应:文学本非答案,而是叩问。
在《蛙》中,他借姑姑之口说道:“一个作家,如果一味歌功颂德,那是对文学的背叛。”
或许,莫言的真正困境,恰恰在于他拒绝用简单的颂歌或控诉来消解历史的复杂性。
他的笔下没有非黑即白的英雄,只有被时代碾压的凡人,以及他们在绝境中迸发的、近乎荒诞的生命力。
我是大梦,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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