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西方文化在笔下相遇，在文学中拥抱一座城

当2025年的秋光漫过申城，上海市作协主办的“上海写作”计划，再次以文学的名义，邀请来自世界四大洲的多位作家相聚上海。这场相遇，不只是一次深度城市探访，更是一次心灵与文字的碰撞。

上海的烟火与诗意，成了他们共同的灵感来源：豫园的青瓦、老裁缝的苏绣、弄堂的中西合璧、街头陌生人的善意都被写进诗行；而中国文化的灵光——汉字的形意、古诗的凝练、自然的诗意，更让他们找到跨语言的共鸣，让东西方文化在笔下相遇。

遇见上海

烟火与诗意交织

上观新闻：各位远道而来，有的是首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有的已是多次到访。初见上海时最让你们心动的场景或感受是什么？是否有某个瞬间，让你觉得“这就是上海独有的魅力”？

阿达马·库利巴利（布基纳法索作家）：这次是我第四次来中国、第二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太让人惊艳。第一次坐地铁时，我担心线路复杂迷路，却发现每个站台都有中英文指示牌，志愿者主动帮我规划路线；夜晚的延安路高架，车灯连成流动的光带，非常繁忙却很有序，能感受到城市管理的细致。在上海图书馆，我赶上了一场关于中国历史的讲座，即便听不懂中文，也能从听众专注的眼神里感受到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这种氛围特别有感染力。

张奕霖（澳大利亚诗人）：我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我父亲的家人都是从广东到的新加坡，我母亲的许多家人则在福建安溪。第一次来上海我就找到了“血脉里的熟悉感”。老西门菜市场的日常最让我心动：卖豆腐的张师傅每天掀开保温桶，挑最嫩的豆腐给我，说“姑娘爱吃软的，这个刚做的”；卖水果的王阿姨见我咳嗽，第二天特意留了一袋梨，说“煮水喝润嗓子”。有次我坚持付钱，她反而生气：“你是弄堂里的姑娘，拿个水果还要钱？”还有玉佛禅寺的清晨，檀香飘在空气里，我想起外婆生前诵经的模样，对着佛像轻声说：“阿嬷，我到中国了。”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这种没由来的亲近，是在其他地方从未有过的。

帕特里西奥·费拉里（阿根廷-意大利诗人、文学翻译家）：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海，去年曾在上海停留了两周，这次待了两个月。 在这里的每天，我都在被细节打动。最难忘的是街头的“善意的温度”——上周，我在静安寺附近看一栋老建筑，一位白发老人主动过来，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告诉我，这栋楼建于上世纪30年代，曾是外国商行，现在改成了文创空间，还拉着我看墙面残留的旧时商号印记。还有上海的建筑，愚园路老房子的窗棂是中式雕花，窗台却摆着西式盆栽，融合得特别自然，这种不刻意的和谐，很有上海味道。

彼得·舒茨（匈牙利作家）：这是我第四次来上海了，每次都有新惊喜。移动支付让我觉得很神奇——有一次我买奶茶的时候，店员笑着教我扫码下单，后来发现不管是商场还是小摊，都能用手机付款，甚至菜市场阿姨都带收款码，这种便捷在欧洲很少见。还有， 上海非常安全，晚上10点出去散步，还会看到很多人在街头聊天、吃东西，没有任何顾虑，这种安心的感觉太难得了。

里卡多·费尔南德斯（巴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我第一次来中国，觉得上海像一场鲜活的梦。最让我惊讶的是上海的反差感：前一天在豫园看青瓦白墙的亭台，第二天站在东方明珠上看车流如织，时空交错却格外和谐，这就是上海独有的魔力。

鲁道夫·黑斯勒（瑞士诗人）：不同于我第一次来上海，这次我特意避开热门景点，坐地铁逛老街区。永嘉路的老裁缝店让我难忘：70多岁的店主见我在看旗袍，主动邀我进店，拿出相册展示50年间的旗袍样式，布料上的苏绣、织锦格外精致，临走时还说“下次来给你量尺寸”。上海的建筑也藏着惊喜，有些里弄房子是西式拱形门，门环却是中式铜狮头，细节里满是中西碰撞的巧思。

夏洛·基诺（新西兰奥特亚罗瓦土著作家）：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烟火气与历史感的交融”让我着迷。在人民公园看老人打太极时，穿蓝上衣的阿姨主动教我云手，语言不通就用手势纠正姿势，还拍我手背鼓励；街头吃生煎包，店主教我“先咬小口吹凉，别烫到舌头”，肉汁的香味混着面皮酥脆，像极了外婆做的毛利传统美食“hangi”，食物里的温情不分国界。

上观新闻：在这段时间里，上海的哪些特质让你们觉得“这里适合文学创作”，并产生了动笔的冲动？

帕特里西奥·费拉里： 上海的“细节密度”太适合创作了，老建筑的雕花、街头老人的对话都藏着故事。我已经把静安寺旁老建筑的场景写进我的诗集，还想以“街头善意”为主题写首短诗，记录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张奕霖：我觉得上海的烟火气里有情感张力。我正在写《上海札记》组诗，其中《未寄的信》写给外婆，里面提到上海的梨和豆腐，想把这里的温暖藏进文字里。

里卡多·费尔南德斯：上海的反差感能激发灵感。豫园的古意、陆家嘴的现代，还有普通人的笑容，我都记在笔记本里，未来想写个短篇故事，让巴西读者看到真实的上海日常。

夏洛·基诺：毛利人在殖民时期失去了很多文化遗产，在创作中，我一直纠结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来上海后找到了答案——豫园匾额是传统书法，旁边有电子屏介绍历史；老弄堂里有小吃摊，也有新潮咖啡馆。这种“不割裂的传承”太珍贵了。 我打算把这个思路运用在新作品里，用新方法记录毛利传统仪式，让文化既保有内核又适应当代。

外国作家到上海作家楼耀福、殷慧芬伉俪家做客。 张历 摄

文化肌理间

藏着动人的回响

上观新闻：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中国文化中最让你们觉得独特且值得挖掘的部分是什么？

帕特里西奥·费拉里：汉字的“形意共生”太独特了！我学的第一个汉字是“仁”，字形像两个人并肩，既有对他人的善意，又有“与世界同行”的深意，这种“以形表意”的智慧让我着迷。 现在我在写的诗集《明》，就以“明”字为核心——“日”“月”组成的字形，让我在西班牙语里造了个新词“lunarsolear”（日月同辉），还把它变成动词。我还在诗里嵌入“雨”字，写“上海的雨是屋顶下斜落的线”，既呼应字形，又关联古罗马诗人笔下的斜雨，让东西方诗意对话。

张奕霖： 中国古典诗歌的“共情深度”最打动我。读许渊冲译的杜甫诗集，我特别喜欢他对普通人的关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贫富差距，“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写战乱思念，这些主题在今天依然有力量。有一次读《春望》“白头搔更短”，我想起父亲梳整齐稀疏头发的模样，便写了《Father's Hair》，后来被选进了澳大利亚的教材，有学生说“读这首诗想起了爷爷”。 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让我明白好的文学能穿透文化边界。

鲁道夫·黑斯勒：中国古典诗歌的“凝练美学”让我受益良多。我小时候在古巴接触过华人社区，就把晾晒衣物、中餐馆的记忆写进了我的第二本书。后来我读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发现十个字就能勾勒清晰画面，没有多余修饰，却让人身临其境。这改变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前爱堆砌细节，现在更倾向“抓核心意象”—— 用最少文字传递最丰富的画面感，就像中国诗人“以简驭繁”。

上观新闻：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灵光与妙意，鲜活而明朗，很容易叩击人心。

彼得·舒茨：确实如此， 中国文学的“自然观”让我学会观察细微之处。我9岁就开始读中国古代园林花卉书，后来学了5年园艺，这段经历让我对“自然与人文融合”特别关注。现在我写小说，会像中国诗人那样关注“梧桐叶晃映橱窗”“雨后石板路映路灯”，这些细节让故事更有诗意。读王寅“蝉鸣落茶杯，凉了半盏茶”，我也试着把自然声音融入生活场景，让文字更有画面感。

里卡多·费尔南德斯： 中国文学的“诗意细节”的确改变了我的叙事方式。巴西作家协会与上海市作家协会合作出版了《中巴双语短篇小说集》，这里面有篇作品写上海的雨：“雨丝把弄堂屋顶连起来，像给老房子织透明的衫”，这种比喻太生动了。现在写小说，我会加入“梧桐叶落肩头”“卖早点的吆喝”这样的细节，让故事更有温度；写儿童读物时，学中国作家用孩子视角说话，把马路比作大树干，还会从插画师角度考虑，让文字和画面像“诗画结合”那样和谐。

周末周刊：在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的过程中，你们的作品是否因此产生了“新的共鸣”？本土读者是否通过你们的作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新的好奇或理解？

鲁道夫·黑斯勒：我写上海老裁缝店的诗发表后，有瑞士读者留言“想去看看中国的传统手艺”，还有人问“中国诗歌真的这么简练吗”，这让我觉得作品里的文化元素能真正勾起读者的兴趣。

帕特里西奥·费拉里：我在阿根廷读诗时，经常会有读者问“中国汉字都这么有故事吗”，还有人主动找中国古诗译本来看。这种“以作品带文化”的效果，比单纯介绍更有效。

张奕霖：读了我的诗之后，有学生问“杜甫是谁”“中国还有这样的诗人吗”，甚至有家长找我推荐中国古诗，能让澳大利亚读者通过我的诗关注中国文学，这是意外的收获。

架信息长桥

引中国文学赴全球之约

上观新闻：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文学交流越来越重要，但语言壁垒、认知偏差这些“绊脚石”始终存在。 作为不同国家的文学创作者，各位觉得当前跨文化文学交流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里卡多·费尔南德斯：我认为是专业译者的稀缺。在巴西，过去100年我们更多关注日韩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挖掘比较少，关键是缺少“懂两国文化的译者”——翻译中国小说时，不仅要懂中文和葡萄牙语，还要知道中国社会背景，不然容易误解。比如要翻译《中巴双语短篇小说集》，我们找了半年才找到合适的译者，因为我们需要他既懂中国文化，又能精准传递巴西俚语的情感。现在读者的需求很旺盛，今年《中巴双语短篇小说集》在巴西免费下载量快2000了，所以培养“文化译者”是当务之急。

阿达马·库利巴利：不同的文化之间会有认知的信息差。布基纳法索和中国距离远，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遥远的东方”，甚至不知道中国有优秀的文学。这次来上海，我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里面“共同发展”的理念我很想分享给同胞。 正是因为很多人没机会接触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所以要搭建信息通道，让中国文学、中国思想能真正走进非洲，而不是停留在表面。

夏洛·基诺：是这样的，文化认知的单一化现象一直存在。全世界的人对毛利文化的了解只有“哈卡舞”，不知道我们“土地守护”“祖先智慧”的深层内涵；新西兰也有很多人知道中国经济和科技都发展得很快，但不懂中国文学的魅力。这种“标签化认知”会阻碍交流，比如有人觉得毛利文化落后，其实我们有代代相传的生态智慧；有人觉得中国文学晦涩，其实这里有很多贴近生活的好作品。

彼得·舒茨：当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足。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大多停留在李白、杜甫等诗人，不知道王寅、余华这些当代作家。我曾在布达佩斯读书俱乐部做过调查，80%的会员没读过任何中国当代作品，提到中国文学就是古诗，这种“时间差”让交流有断层。 其实当代中国文学里有很多关于城市、人性的故事，能和欧洲读者的生活产生共鸣，只是没机会被看见。

张奕霖：还有海外华裔文学的“双向对话”的缺失。现在有很多海外华裔诗人，比如美国华裔诗人陈美玲的很多诗歌在美国都很受欢迎，而中国却没多少人知道，因为没有中译本。这种“单向传播”太可惜了， 海外华裔的故事里有文化交融的独特视角，应该让中国读者看到，也让海外读者通过我们的作品更懂中国。

上观新闻：你们有没有具体的计划或行动方向，让文学真正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阿达马·库利巴利：我回去后会推动两件事：一是成立“中布文学交流协会”，邀请中国作家去布基纳法索办讲座、读诗，让同胞面对面接触中国文学；二是把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成法语，非洲孩子能通过书籍了解中国，从小建立文化认知，而不是长大后被刻板印象所影响。

我曾出版过关于中布合作、“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书籍。我认为中布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实现理解，也通过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共同发展”不应只是口号，而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最终让两国人民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这才是合作的核心意义。

里卡多·费尔南德斯：我们计划和上海作家协会合作两个项目：一是“译者培养计划”，选派巴西年轻译者来中国交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二是“中国长篇小说译介计划”，从翻译余华、莫言的作品开始，让巴西读者看到更丰富的中国文学，打破中国文学短篇为主的印象。

夏洛·基诺：这和我想做的“文化共创”项目不谋而合。我想把我的作品《波朗吉少年》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看到毛利人对土地的敬畏。此外，我还想邀请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去新西兰，和毛利作家一起写“自然与成长”的故事，比如结合中国二十四节气和毛利季节仪式，让两国孩子通过书籍认识彼此的文化，而不是靠标签。

张奕霖：翻译要传递的不仅是文字，还有情感。我想办“诗书画融合展”，把客家山歌的歌词写成书法，配中国水墨画，在中澳两国展出，让文化交流更立体。

文学不只是艺术

还能传递思想、推动改变

上观新闻：当下AI技术逐渐进入创作领域，全球化也让文化越来越多元，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位觉得文学创作最应该“坚守”的本质是什么？这种坚守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又有什么意义？

阿达马·库利巴利：文学不只是艺术，还能传递思想、推动改变——我写《布中关系新动态》，是想让布基纳法索人了解中布合作的真实价值；写《地缘政治动荡》，是想让同胞看清世界格局，找到发展方向。对布基纳法索文化来说，这种坚守能让我们的文学成为“发展的助力”，而不是单纯的娱乐，让文化在推动国家进步中保持活力。

夏洛·基诺：我深知自己的文化责任与使命。毛利文化在殖民时期濒临消失，我的作品就是“守护的工具”——我的作品《波朗吉少年》进了当地课本，让毛利孩子懂自己的土地观；《我们所知的一切》谈毛利语传承，让更多人关注语言保护。 这种责任，AI永远承担不了，因为它没有文化归属感。对毛利文化来说，坚守就是“让传统活在当下”，比如我写毛利圣地保护，会加入现代元素，让年轻人觉得传统文化不遥远，愿意去传承。

帕特里西奥·费拉里：最该坚守的是文化的独特视角。每种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同——中国文化“日月共生”的和谐观、阿根廷文化“移民寻根”的乡愁感、意大利文化“浪漫自由”的生活态度……这些视角都是文学的灵魂。AI没有文化立场，只能模仿，写不出有深度的作品。坚守这种视角，能让文化在交流中不被同化。比如我在诗里融入汉字，是为了让西方读者看到东方视角，同时也让自己的文化视角更丰富，而不是失去本真。

张奕霖：我是客家与闽南人后裔，作品里永远有“乡愁”的底色——我写外婆的旧灶、父亲口中的广东大埔县，这些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文化记忆的自然流露。对海外华裔来说，这种坚守能让我们的故事不被遗忘，比如我写“阿嬷的肉粽”，不仅是记录食物，更是传递华人“以食传情”的传统，让年轻一代海外华裔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鲁道夫·黑斯勒：文字里的细节与温度永远不会消失。AI能生成“上海很美”这样的句子，但写不出“老裁缝店旗袍上的苏绣针脚”“弄堂里老人摇着蒲扇聊天的声音”——这些细节里的温度，是文学打动人心的关键。对瑞士文化来说，这种坚守能让我们的文学保留“阿尔卑斯山的纯净”和“钟表工艺的精细”。比如我写上海的雨，会融入瑞士人“注重细节”的特质， 让瑞士读者在感受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更珍惜自己文化里的精致与细腻。

彼得·舒茨： 人的情感来自人的经历，是文学的核心。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匈牙利读者在了解现代中国的同时，也更懂自己文化里“慢生活”的珍贵。

里卡多·费尔南德斯：我很认同其他几位作家的观点。人的真实体验与情感至关重要，AI能编情节、写句子，但它不会有在上海和人们聊天的温暖，没有在豫园看亭台的触动——这些真实经历里的情感，是AI永远复制不了的。对巴西文化来说，这种坚守能让我们的文学拥有“桑巴般的热情”和“移民社会的包容”。我写在上海的经历，一定会融入巴西人“乐观友善”的特质，让巴西读者在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更懂自己的文化根脉。

原标题：《当东西方文化在笔下相遇，在文学中拥抱一座城》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