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师更比天工巧 纸上长留四季春

大约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连环画改造的一次另类实验》的小文（刊于2016年5月13日《北京青年报》），就平襟亚著、董天野绘《龙女画传》连环画的开本、版式、配图、题写等谈了一点粗浅看法，其中也提到了周炼霞为该书所作的人物绣像。意在借此说明，彼时周炼霞也投入很多精力参与了此次连环画改造的实验。但是，自从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高级画师之后，其主要精力已转入擅长的仕女人物和花鸟画创作、教学之中。这或许会让不少人以为，她的那次参与通俗文艺的改造，或是她平生偶一为之的“玩票儿”了。然而事实上，她在此类艺术文本上的实验或曰创新，至少尚有一例，那便是为瞿蜕园编写的《长生殿》所作的插图。

对通俗艺术改造的志趣未曾消减

瞿蜕园名宣颖，字兑之，号铢庵，以字行；蜕园乃其晚号。此公精通文史，稔熟掌故秘辛，亦工书画，其著作近年多有重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聘为特约编辑，期间尝将多种重要史籍选译成白话或编译成白话故事印行。我在读的这册《长生殿》，允为其中上乘之作。

此书三十二开平装本，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五月初版，系该社出版的“戏曲故事”之一种。此系列不知凡几，包括本册在内，我目前已收集十四种。与其他各册的“文案”泛泛介绍故事梗概不同，这册《长生殿》的“内容提要”特意指出，此书虽根据洪昇同名传奇改编，但“又辅以唐人笔记、诗歌，使故事更合于史实。因此它不但是本戏曲故事，同时也是本历史演义”。也就是说，瞿氏此书既不同于其“同侪”，也有别于此前有关李、杨情事的所有文本。径直说，它其实是瞿蜕园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探索。

由于历史原因，写作此书时的瞿蜕园虽被聘为特约编辑，但境况毕竟尴尬。而周炼霞则不同，其秀外慧中既为天下所知，此时又为高级画师，以如此的声名和实力，宁俯身肯为瞿氏的小书作插图，我想，私谊之外，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症候”，便是她对通俗艺术改造的未曾消减的志趣。

而这志趣，最明显的是她在态度上的毫不懈怠。瞿著《长生殿》字数不足6万，而她的配图，含封面在内则已达9幅，这在其艺术生涯中尚属仅见，其重视程度由此可窥一斑。其次是她作画的毫不敷衍。就技法而言，除封面为工笔重彩之外，余者均为标准的工笔白描。

工笔之“工”，要在易学难工，这一点，哪怕稍有涉笔者也当会有体会的罢。当然，这对画师来说，只需略施小技便可。但我们细审其作，会发现无论是远山近水抑或翠草青苔，无论祥云缥缈抑或龙涎百合的香气氤氲，落笔皆精准、谨严，便是人物的发丝和奔马的鬃尾，都一丝不肯马虎；至于人物面目，均飞逸俊秀、超脱有神，复加之霓裳飘拂、衣袂生风，其欲人欲仙的姿态，更非高手不办。

独创性在于转换和移植艺术文本

不过，周炼霞这套插图真正的过人之处，乃在于她巧妙转换和移植艺术文本的独创性。她的这八幅插图，其本事依次为杜甫的《斗鸡》、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二》、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顾况的《宫词五首·其二》、吴融的《华清宫四首·其二》、温庭筠的《马嵬驿》、张祜的《雨霖铃》和李商隐的《马嵬·其二》。八个作者，八首诗，年代不同，境遇不同，言志也好，抒情也罢，其意自是不同。将这些“意”转换为直观的“图”，是为画师有意在画上题明的“诗意图”。“诗中有画”固不易为，而“画中有诗”其实亦大难。依画师的艺术修为来说，确实已无必要再对这些“诗意图”作更多的技术分析，她的这些“诗意图”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其实已经和它们的“本事诗”一样，自在，自足，也自信，因而便个个具备了单独存世的价值，我们不妨将这一步视为“初级转换”。

进一步的转换，乃是将这些“诗意图”重新排序，以“组图”形式表现艺术主体的意趣。这一点，我们只需将其与瞿著“更合于史实”的“历史演义”文本比照，会发现那些关键人物和节点，组图并未给予表现，它只是在暗暗依照自己的生命线索律动着，这其中很难说便没有画师自己的情感投射。从这个角度看去，组图并未“干预”瞿蜕园的文字文本，乃是游离其外的独立的艺术文本。

最关键的转换，也最能体现画师的独创精神的一步，即是将这些“诗意图”别出心裁地移植到瞿著《长生殿》中去，使其转换身份而成为插图，与文字的某个片段，某个场景，某个瞬间，乃至某个情节合拍，既使“文学语象”更加丰富，也与瞿氏文字文本上的探索气质相契合，从而给后世留下一个常看常新的有意味的形式；而这一切的落实，却做得自然而然，不露任何斧凿痕迹。

瞿氏在自己这本《长生殿》的“前记”中有云：“本书插图由周炼霞画师采取古今传诵的唐人诗句，结合本书的内容制成，别具匠心，在此附带表明一下。”这正印证了他对画师巧妙的艺术构思的神会和肯定。周炼霞尝有《题合作百花横幅》诗一首，倘以其中“画师更比天工巧，纸上长留四季春”句，比之于她的《长生殿》插图，我觉得也十分妥帖。

文学和绘画怎样找到合作出路

截至目前，周炼霞在通俗文艺改造上的艺术文本，我所寓目的便只有上述两种，实在算不上高产。但是，将通俗文艺的改造作为一种艺术志趣，一种文化追求，一种人生境界，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更何况，评价艺术的标准并非作品的多寡，而是优劣。

提到艺术作品的优劣，却不免又要多嘴。我尝将包括瞿著《长生殿》在内的、自家认为好看的书籍插图和封面拍成照片，贴于“豆瓣”、“微博”或朋友圈、微信群，原本以为此乃一己私好而已，不料却招来大量友朋点赞叫好，其中既有50-70后人，而80、90后乃至00后者亦不在少数，这说明他们认可、欣赏这样的作风和气派，那些插图和封面并不过时。

然而奇怪的是，当我们走进“读图时代”的时候，不用说类似周炼霞那样的更高层级的独创作品，便是直接图解“文学语象”的图画，也犹如广陵散般缥缈虚无了。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想，这是否与我们的一些文学艺术家对时尚的过度迁就有关。

遥想当年，随着一些所谓新思潮的涌入，一时间赶潮流“创新”成为艺术的时尚，五花八门的派别，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法，均可假“创新”之名大行其道。固然，创新是艺术的本性和要求，但却不是艺术的标准；艺术的标准，永远是作品在大众眼里的优与劣。创新乃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丢弃传统的创新，其负面的结果，便只能生产一些任谁都看不懂、也不接受的劣质品。人们在痛感好景不再，喟叹“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同时，也终于开始“怀念插图”，怀念以前的“封面”，怎奈任是千呼万唤，“书虫”们心目中的图及书却始终没有独创出来。

于是，一些体察并顺应舆情的出版机构便从善如流，重印、发行了不少以往的“经典插图本”。然而，此类善举固然嘉惠书林，但与周炼霞类似的艺术家们的巧妙独创相较，性质和品位究竟不同。因此我觉得，在当下多多体味并研究一些融绘画艺术与文学艺术于一体的、曾经的优秀个案，对于文学和绘画在“读图时代”怎样找到合作的出路，并进而走向正轨，这在作家、艺术家、传播者和受众层面，也许都是不无裨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