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从上海出发前，金力对他说，虽然很难，但复旦一定要做科技成果产业化

2013年1月，孙彭军和同事们从上海出发，跨过杭州湾跨海大桥，一路南下，两小时后抵达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启12年的“跨海创业”。

12年前，复旦大学与宁波市政府合作共建的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以下简称“宁波研究院”）在杭州湾新区成立，这是复旦大学在浙江设立的第一个政产学研机构，主要聚焦科研成果产业化问题。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教授任宁波研究院院长，孙彭军挂帅执行院长。

孙彭军

杭州湾新区位于宁波北部，地处上海、杭州、宁波的黄金节点，但2013年的新区尚处开发初期，说是“不毛之地”也不为过。孙彭军记得，刚来时新区除了建筑工地，就是大片荒芜的滩涂，不时可以看到鸟雀从芦苇荡中飞出。如今，杭州湾新区已更名为前湾新区，“有了城市的模样”。2019年7月9日，浙江省政府同意设立宁波前湾新区，成为首批获批的“六大新区”之一，是唯一被赋予代表浙江建设沪浙高水平合作示范区使命的新区，并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定位为沪浙合作发展区。

曾经荒芜且交通不便的杭州湾新区，无意中成了一道“过滤网”，过滤出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阿拉一起做创新。”孙彭军这样鼓励上海和宁波的同事。

12年过去了，如今高校与地方合作建设研究机构在长三角全面开花。以复旦大学为例，与长三角城市合作布局了9个研究机构；在宁波，仅2018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揭牌。相比后来者，孙彭军认为与新区共同成长的宁波研究院，算是抢占了先机，论成果依旧能“脱颖而出”。

有教训就迭代

前往宁波研究院之前，金力教授与孙彭军有过一场对话。

大意是复旦大学作为中国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一定要做科技成果产业化，不过相较于传统工科大学，复旦做科技成果产业化难度更大，他对孙彭军提出勉励，“希望你到宁波做个研究院，为复旦大学探一条路，带一个队伍，将来更好地服务复旦大学整个学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回顾来时路，“自然不只是阳光、鲜花和掌声，还有很多艰辛、困难的时刻。”孙彭军说。

12年来，宁波研究院大生态培育孵化的700多个项目里，有不少生生死死的故事：很多种子撒下去，有的发芽了，有的没有；发了芽的，有的没长起来，也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或者即将成为参天大树。“这是自然规律，是很正常的。”看似淡然，但孙彭军话锋一转：“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才能选到好种子，才能提高种子发芽率、成活率乃至成为参天大树的比例。”

反复思考后，孙彭军认为解题思路是需要他们创造条件，顺应规律、利用规律。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是“把自己放进去，不能成为一个旁观者，而是要成为科学家的‘合伙人’，成为科学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联合创始人”。

孙彭军将宁波研究院12年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最初的1.0时代，重点就是“撒种子”，但成活率太低。比如在2013年移动互联网大火热时，跟风投过一些互联网项目，“现在看起来，在前湾搞互联网就是个笑话，对不对？”失败并非没有收获，孙彭军总结了两点体会，一是前湾的创业土壤不太适合互联网，二是这并非复旦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和优势所在。

到了2.0时代，宁波研究院大生态定位逐步明晰——“要做科学家的投资人”，用种子基金投资入股，效率的确好过以前，但有时仅仅投钱难以奏效。到了3.0时代，提出“要做科学家的陪跑人”，帮科学家找人、找场景、找第三方检验检测甚至找订单。如今已迭代至4.0时代，“我们就要做科学家的合伙人”，孙彭军总结，现在宁波研究院大生态要主动参与科学家的相关研究，不只是帮科学家将“从0到1”的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甚至还要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反过来共同定义科学家“从0到1”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等。

教训越痛苦，迭代力度就越大。

孙彭军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一位复旦校友带着自己的芯片设计项目参加宁波的创业大赛，顺利拿到宁波的海外人才奖项，确定落地复旦杭州湾科创园，并明确希望宁波研究院大生态种子基金参与投资。但当时由于缺乏对科学家创业和成果转化的深刻认识，团队给出的投资条件过于严苛，导致创业者退缩，最终项目从指尖溜走。

孙彭军经常反思，如何不再错过这些优秀的种子。答案呼之欲出——“要倒逼种子基金的迭代升级，提供更为宽松的生长环境，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并利用自身专业团队提供更为周全的保障”。

赋能地方发展

什么样的项目，能让孙彭军甘心花费一年多时间去谈？答案是一个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项目。

为何单单认准了这个项目？首先是宁波尤其是前湾新区聚集了多家车企的生产基地，该半导体产品可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生产。2016年，一位科技部退休领导与孙彭军的交流中提到，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非常重要。从这时起，孙彭军便开始留心。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2019年，业内专家张清纯离开国际知名化合物半导体公司，到复旦大学任教。当得知这位大咖加盟学校的消息后，孙彭军迫不及待与他多次沟通。交流中他得知，张清纯加盟复旦大学，是希望通过复旦培养人才，同时完成产业化梦想。

“要把中国的第三代半导体做起来。”这一目标凝聚着两人的共识，最终促成双向奔赴。经过数年筹备，2023年2月，在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十周年发展大会上，总投资约4.6亿元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研究所正式揭牌，张清纯任所长，今年将完成设备通线。“如果没有宁波研究院，我的科研成果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产业化。”清纯半导体董事长张清纯感慨道，短短一年多建成投产，是政府、企业和平台三方合力的成果。上月，清纯半导体的碳化硅半导体产品通过大众汽车验证，正式进入大众供应链体系。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新址

这只是宁波研究院赋能地方发展的缩影之一。数据显示，12年来，宁波研究院大生态培育孵化的700余个产业化项目中，在宁波实现产业化的项目200余个，其中不少项目已成长为行业明星企业、准独角兽，或是已在科创板等上市，如清纯半导体、中电化合物、柔创纳科等。比如，柔创纳科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纳米纤维特种膜生产研发企业，顺利投产国内首条年产3000万平方米纳米纤维隔膜产线。

立足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研究院，也在积极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几年前，位于浙江长兴的湖州森富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从出口转向内销市场，并决定切入智能家居的电机控制系统。但与以往出口卷闸门的大电机不同，内遮阳小电机对于噪声控制的要求更高，这成了他们的技术难题。最终，在长兴县政府牵线下，森富机电研发团队与宁波研究院的智慧动力课题小组取得联系，20天便攻克了该技术。后因小电机性能优秀，还与小米、海尔等企业达成合作，逐步在国内市场站住脚跟。

服务国家需要

“现在很多好公司，本身就是长三角公司。”孙彭军随口举了几个例子：宁波企业家虞仁荣创立的韦尔半导体总部在上海，在宁波等地建设了多个基地；宁波慈溪的公牛电器，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这些都是长三角一体化的真实写照。把视野放大，长三角有着天然的互补性，比如上海在人才、创新、国际化和营商环境等方面优势明显，而长三角其他区域则具有制造业基础好、成本低、空间大等优势，可以承接制造项目落地。

若站在全国视野看问题，长三角城市间本就是竞合关系，合作是主旋律。孙彭军期待着，更多国际人才来到长三角，第一站选择上海，在上海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与周边城市形成新的长三角分工合作关系，“这才是长三角一流科创生态的体现”。

2023年底，孙彭军再添新职务——复旦科创母基金董事长，推动复旦大学全校的科技成果高质量产业化工作。该基金虽以复旦为名，却不局限于复旦本校资源，面向全球挖掘最为优秀的投资管理团队，更好地服务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国家需要，“这同样是上海龙头作用的体现”。

记者问，以前在宁波研究院的经验，将如何赋能复旦科创母基金？“不只是经验，还有教训。”他补充道。经过十多年历练，推动母基金“从0到1”的过程虽然困难、挑战依旧很多，但他自觉，“比过去更从容，也更自信”。

除自身心态变化外，外界的变化同样明显。以前复旦大学的科学家们很少与孙彭军聊产业化，成果更多集中于前沿学术研究；近两年，孙彭军几乎每天都会接待复旦的科学家，讨论成果产业化。

复旦科创母基金重点关注“复旦所长、国家所需”相关的“硬科技”领域，关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从1到3”的概念验证和“从3到10”的产业化早期阶段，并引导子基金成为耐心资本、长期资本。

为何关注“从1到3”“从3到10”？宁波研究院十周年发展大会上，孙彭军说，“如果说过去10年，研究院在做‘从10到100’的成果转化，那么未来，我们将聚焦前端研发，做‘从1到10’的事。”他给出了解释：科技成果转化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其中科学家完成“从0到1”的基础研究，产业界完成“从10到100”的产业化阶段，而“从1到3”“从3到10”两个阶段却存在缺失，因成果转化失败多发生于此，也被称为“死亡之谷”，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

“把两端的人往中间拉，建起桥梁、纽带，这需要一群专业的人去做。”孙彭军说，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并且还要继续做的事。

原标题：《12年前从上海出发前，金力对他说，虽然很难，但复旦一定要做科技成果产业化》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任俊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