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肖澜：平衡之美

◎陈嫣婧

滕肖澜，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小说集《十朵玫瑰》《这无法无天的爱》等；长篇小说《城里的月光》《乘风》《心居》等。《美丽的日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心居》入选2020年度“中国好书”。《平衡》是她的最新长篇小说，以飞机平衡室的日常为故事背景，凭借细腻的笔触、幽默的语言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描写出以“家”和“职场”为空间的当代上海人生活的样本和哲学，提出每个人的“人生永远都在寻求某种平衡”。

上海作家滕肖澜曾在浦东国际机场工作多年，但把自己曾经的职业生涯直接作为背景写进长篇小说里，《平衡》应该还是第一次。相比之前同样涉及航空题材的长篇小说《乘风》，面目已大有不同。

走出舒适区

小说延续着她一贯的叙事及话语风格，在微妙的氛围与徐徐展开的故事情节中，不动声色地勾勒出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因作者已有几部小说先后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如《城中之城》《心居》等，于是在阅读此部新作时，笔者也下意识地揣摩了一下改编的可能，觉得似乎存在一些难度。比如，这是作者首次只使用一个动词来为她的小说命名，显然，她想强调的是“平衡”这种状态，而又虚化它所指向的具体实在的对象，这本身就为长篇小说的写作如何更合理地处理虚与实的问题构成一些挑战。

此外，《平衡》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单一化，这也与作者以往所擅长的书写方式有些差异。通过群像描写，用全局式的视角表现当代生活的烟火气和日常性，这几乎成为滕肖澜新海派小说创作的固定路数，从内容上看，新作似也没有全然悖离，但主人公葛向阳作为展开叙事唯一的支点和重心，是需要投入巨大精力加以打磨塑造的，总之，是个费功夫的、有难度的人物。就这两点便可看出，作者想要在这部作品中实现某种突破和转变，走出舒适区。

平衡这个意象，就其最实在的层面上，指的是航运工作体系中的一个技术性工种，主要负责飞机的载重平衡，需要考虑到客舱和货舱中具体客人和货物的重量及体积，并根据不同机型的不同空间特征进行分配，这是作者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干过多年的工作，因此有着深入的个人经验的支撑。载重平衡虽属于“幕后工作”，但在飞行安全方面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很考验工作人员的掌控力和空间想象力，一张无懈可击的载重平衡表甚至能决定一架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生死命运。

小说的男主人公葛向阳是一名优秀的平衡员，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不仅工作干得漂亮，甚至能将这一工作的各项特征、步骤描绘得扣人心弦，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他珍视这项工作，除了它本身带来的价值感，更多的是享受作为一个平衡员那种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自我感觉。葛向阳是一个耽于自我感受的人，但这感受又往往是不稳定的，从而使他陷入不平衡的状态中。对飞机载重平衡的把控能力不见得就能平移到生活中，甚至也无法让他在单位科室这一小团体中获得该有的认可，以至于这位优秀的技术人员常常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自尊心，让自己得到平衡。

梦境的构筑

聚焦于单一的人物形象，使之成为叙事展开的支点，此系结构一部长篇小说惯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决定了叙事人的角度和叙述特征。他往往是一个观察者和讲论者，从自身出发考察、理解和呈现其观察和讨论对象的外部特征，包括其他人物以及叙事环境的特征。但在《平衡》中，滕肖澜显然并不满足于只让葛向阳成为这样的叙事人。于是，作者通过对梦境的构筑帮助她笔下的人物打开自己，在观察他人的同时也自我观察，在讲论他者的同时也同自己争辩。

主人公的意识通过持续不断的梦的形式被具象化了，它使小说不再被局限于外部环境，或人物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进入到人物的内部环境中，构建存在于人内部的意识之网。葛向阳的梦境，不但是他为自己营造的逃离现实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他自己对现实的回应和反诘，这与梦本身的悖论是分不开的。

小说以一场梦开始，作者用有些膈应的武侠小说式的语言磕磕碰碰地写着一个梦，倒让读者误以为她真去写那半生不熟的武侠小说去了。回味起来，这个梦的内容和写作它时所使用的语言一样，有些夹生，有些别扭，有些促狭，总之，有那么些反讽意味，很有一个梦该有的本像。

梦是无意识中的有意识，又是有意识中的无意识，梦与意识的关系让解梦和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而梦与人的切实经历之间的关系则决定了梦的内容及形式。

葛向阳的梦不是年代剧，就是武侠剧，不是谍战剧，就是阴谋剧，总之，充满了戏剧性。形式上，这样的梦是他死水微澜般的日常生活的反面，于是张力拉满，充斥了对生活的控诉；而内容上，他又在梦中填充着各种日常生活的细节，与他所经历的牵丝绊藤，分也分不开。

通过对自身梦境，亦可谓自我意识/无意识的剖析，葛向阳看到了自己的失衡，自己的无法自洽，他既不能完全满足于现实生活，也不能完全沉溺于戏剧效果。但也恰是这现实生活与戏剧效果所形成的正反两股力，为他持续不断地输送着做梦所需的内容和形式，使梦成为可能。

显然，即便是梦中的葛向阳，也有无法摆脱的现实，他只能利用梦将现实加以扭曲，拌上佐料，将之粉饰成他喜欢或能接受的那副模样。于是，耽于梦想对他来说，颇有些青鸾舞镜的悲壮感，是自己和自己较劲，又是自己和自己妥协。因着梦，他可以投射各种见不得人的欲望，各种上不了台面的促狭心思；也因着梦，他在所遭遇的各种不合理中找到了维持自我存在合理性的依据，这或许源自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复杂性，或天性中的自我保护机制。总之，做梦也是一种“平衡”，或为了达到“平衡”。

人情世故的内化

看得出，作者借助主人公梦境的复杂性来表现人意识的深邃，但从文本呈现出的效果来看，对梦的设置除了在推动情节发展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之外，主要还在于表现人情世故的内化。

滕肖澜的小说一直有些旧式世情小说的影子，容易让人想起张爱玲《色·戒》中麻将桌上的眼神交流，或韩庆邦《海上花列传》里倌人与掮客间的细言碎语。只是时代背景换了，也就褪去了清末民国时期文艺作品中常有的那层氤氲古雅，变成了真正的家长里短，既晦暗又琐碎。

家庭聚会是其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节，在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心居》中，她已将家庭这个充满了内在张力的叙事空间构建得炉火纯青。几乎每个人，在成为家庭这个庞大分母中的小小分子时，都不得不在经济利益、德性人伦和个体欲望之间反复拉扯、缠绞，既要获得自我的存在感，又不能丧失由群体而来的归属感。可以说，家庭是一个离心力和向心力同时存在，并高速运作的地方，拥有一切人际关系的基本型，又是这些关系极端化表现的最佳舞台。

葛向阳也身处同样的家庭困境，本属于他父亲个人所有的巨额专利款，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而被叔叔与姑姑两家人瓜分。叔叔葛胜身有残疾，常借着家庭聚会向家人倾倒怨愤之情，姑父刘新华则靠着父亲遗款发家致富，在生意场上春风得意。每次聚会，饭桌这一头忙着维护殷勤和睦的家族脸面，那一头又似乎随时做好了撕破脸不欢而散的准备，奶奶的沉默，母亲的阴沉，叔叔的偏执，姑姑的虚荣，家人同居一室时的神情变幻，就如调色盘里的油画颜料一般丰富。

与强调葛向阳作为意识的个体不同，当他被放置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家庭环境或社交环境中时，作者同样需要突显他复杂的社会性，特别是作为经济个体的那一面。父亲被瓜分掉的那350万专利款成为葛向阳多年来的心病，他恨恶他的亲戚，恨恶他们的唯利是图，也把家庭看成撕扯人性与道义的修罗场。然而，当他出于自我的正义而在明里暗里对他的家人们进行各种“制裁”时，却发现这样做并不能证明自身道德的优越。

当自身的龌龊与狭隘渐渐浮现，家庭作为道德裁判所的功能也在逐渐变弱，虽然它仍是不受待见的。作者显然并不追求在叙事中直接瓦解个体正义与家族伦理，而是质疑两者传统意义上的单一维度，因为家庭形态发生改变的，背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上海经济形态的改变，是资本市场的萌芽，是技术持有者，包括葛家父子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的改变，故而这种质疑其实是对社会现实的必然回应，是进入更广泛的现实书写的必由之路。

世情小说最显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对典型事件及人物的解构挑战既存价值的单向度，此类小说的调子往往是灰色的，竭力避免黑白分明，竭力避免非对即错，竭力避免一锤定音。这意味着作者需要尽量不去评判她笔下的一切，也不给读者留下能够轻易下判词的依据。

当故事不断发展，所有人物都面临自身形象的模糊和自我判识的困境，“真相”一再耽延，矛盾与撕裂看似一触即发却总能被巧妙地化解，生活的形态以一种不彻底的方式木然地向前挪移，推进得无声无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小说在叙事上追求完整性，在美学上追求崇高感的惯常思路，有一种张爱玲所谓的“参差”的美感。

滕肖澜作为“新海派小说”的代表，对传统海派小说的继承是明显的，将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作为审美对象，将人的苟且、自利、妥协乃至窝囊加以审美化，这是海派世情小说的独特魅力。因此在这样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理想型的，不存在理想的人格，理想的环境，理想的感情，所有事物都以其多面性示人，都在左支右绌、进退维谷中呈现其美。

《平衡》中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忠诚与背叛，理想与现实，爱欲与憎恶之间游离，并且都无法摆脱各种压力下的窘迫。那么，那些曾经美好或可能美好的事物，是否会因为被打上了阴影而让人不再渴望？或者说，被阴影遮盖的，虚掩的美，还是美吗？

作者的答案，就在她对“平衡”的理解之中。“平衡”既非超然的道德处境，亦非真实的生活状态，它的价值是美学上的，而非现实中的。无论是作为一项工作，一种自我意识，还是一系列的关系，平衡带来的，首先是美感，是自我感受和对世界的感受。它存在于你我之中，以些许阴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