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生“啄木鸟”成长记

　　地铁同站进出未乘车被扣费、被迫触发App“摇一摇”开屏广告、购买电影票拒退改签、下载软件后捆绑安装其他软件、迪士尼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有一群法学生紧紧抓住这些生活中“不对劲”的时刻，耗费一两年走上法庭。

王洁莹和队友们第一次开庭前的合照。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推着他们成为原告的是“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以下简称“小城杯”）。比赛从2012年发起，是由上海市司法局、华东政法大学（以下简称“华政”）、上海市律师协会、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开展的长期性法律公益活动，鼓励在校法学生以私益诉讼的方式维护公众利益。

　　“‘小城杯’是挂在我们这些法学生面前的一颗糖，你总会想去够一下。”一名参与“小城杯”的学生说。

　　成为实践中的“啄木鸟”

　　2024年年底，王洁莹再次回到了上海迪士尼乐园。她偶然发现，自己还是穿着和2019年进入迪士尼那天相似颜色的衣服。迪士尼一如往昔地人多，哪怕当天天气寒冷，下了十几分钟冰雹。

　　5年前，王洁莹还是华政的一名大三学生。她携带零食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时，被工作人员翻包检查并告知园内禁止携带食物，王洁莹认为这是“霸王条款”，她还发现，这项规定仅针对迪士尼亚洲园区。后来，她将迪士尼诉至法院。几个月后，上海迪士尼乐园对相关格式条款内容进行修改。这一度是“小城杯”最广为人知的故事。2020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将“啄木鸟奖”授予王洁莹。

　　十多年下来，这样的学生“啄木鸟”越来越多。

　　“小城杯”成立之初就是希望搭建象牙塔里的法学生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2012年，小城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吴辰思考学校和律所之间的联动，也想招毕业生，他曾向媒体表示，当时他们恰好人才青黄不接。

　　时任华政国际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寿新宝彼时和毕业生交流了解到，学生在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明显脱节。正好寿新宝带的一名学生在小城律所实习，寿新宝与吴辰达成共识，“我们能看到的实务训练都还停留在模拟法庭，有没有可能再与法律实务关联一点？”

　　2012年，公益诉讼制度首次被写入法律。吴辰希望，学生们能在生活中发现问题，用法律工具解决问题，“真刀真枪地在实务层面经历一场诉讼”。

　　华政学生、第十届“小城杯”参赛者周懋认为，这个比赛给了他们一个较真的机会，在那些“感觉不对”的地方停下来想想，规则是不是本应如此。

　　2023年年底，林湛发现有人在抱怨某社交软件的新规定——充值SVIP会员后便可查看访客记录及删除对他人的访问记录。林湛感觉这项规定似乎存在侵犯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她把自己的困惑和周懋、杨勇聊起，恰逢第十届“小城杯”开赛，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以此为诉讼主题参赛。

　　由于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法领域并不熟悉，他们找到华政特聘副研究员、智能法学专业的王镭咨询。

王镭和参赛学生在讨论。

　　在华政图书馆的咖啡厅里，王镭第一次见到了他们。他们打印出来的材料厚厚一沓，纸面上布满圈圈画画的痕迹。“打动我的是这个案件本身。”王镭说，这类互联网公司面对的各类诉讼中，不乏包裹着公益性诉讼外衣的“滥诉”，“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2021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才正式颁布，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很多新兴问题仍属于当前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长期处于法学研究的学术环境中，王镭承认在实践方面力有不逮，正因如此，“小城杯”的学生们给他带来了惊喜，“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日新月异”。

　　寿新宝觉得，这些年学生们在校园外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彰显技术平权的理念。在第九届“小城杯”比赛过程中，华政学生罗雨洁和团队成员对上海地铁同站进出扣费现象提起诉讼。在奖项评选时，评委之间出现了分歧。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小事，没有多大的诉讼意义，但寿新宝坚持认为她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值得嘉奖，“我想，去改变一个技术的难度并不是很大，你影响到一个人，也是一种影响”。

　　2022年年底，结构复杂的上海徐家汇地铁站绕住了罗雨洁。徐家汇地铁站一共有19个出口，她走错出口后想从站内换一个出口，却被告知出口之间并不互通。地铁工作人员建议她刷进站后再从另一个出口出，或从地面走。她选择了前者，但出站时被扣费3元。她觉得不合理，因为自己未乘车，且系统记录的进出站时间仅一分钟，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同站进出会扣费。

　　一周后，第九届“小城杯”发布报名信息。罗雨洁团队将这家地铁公司诉至法院，认为地铁公司没有履行客运义务不能收取乘车费，且对于“上海轨道交通0公里票价为3元”的收费规则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一些“不合理”的规则慢慢松动着

　　在学校的模拟法庭上，这些学生占过各种席位，而“小城杯”让他们真正成为原告。

　　参赛学生施范皓彦表示，“小城杯”在他心里留下的关键词是“沟通”。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去打官司，才发现走上法庭之前，还涉及大量和法官、被告之间的交流，太多细节是书本上、课堂上接触不到的。

　　有的法官起初对于学生团队提起诉讼有些异议。林湛告诉记者，法官曾询问过她们为什么要提起这个案子，他平常接触的都是一些有实际损失的纠纷，对这类只索赔一元的诉讼表示不解。她们表示，这类“一元诉讼”往往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直接受损提起诉讼，更多的是因某规则违背了法律规范和侵害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

　　而法官要考量的因素非常多。“法律不是纯粹的黑与白、正与负，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舆论等。”寿新宝认为，法律是更立体、综合的。

　　大部分“小城杯”参赛者都经历过类似的曲折。两年过去，曾诉某互联网医疗平台违规首诊的参赛者蒋振豪用“信念的冒险”形容这场诉讼。立案的过程困难重重，案件管辖权难以确定，他们在几家法院中周折，几次被拒。最终立案并达成诉前调解，该互联网医疗平台退还了当事人误诊所耗费用。

　　“这场诉讼很复杂，有很多医学与法律的交叉，有很多现实的困难。”蒋振豪说，他们就得保卫某些东西，不应该因为一件事情复杂而放弃它，“重要的是人能不能克服内心的高山”。

　　参赛过程中，王镭邀请学生走出学校参与数据法前沿问题的研究论坛，让学生去了解互联网公司制定平台守则和隐私政策的思考角度，从而更好地找到有力的诉讼思路。

　　寿新宝回忆起诉迪士尼案，“我们大概换了3家法院，最后才立成（案）”。曾有中间人反映意见给寿新宝，希望他们做一做思想工作让学生撤诉，他回绝了。

　　曾担任3届赛事指导律师的唐浩哲总是保护学生追求“正确”的权利。每个进入复赛的团队，“小城杯”主办方都会选派一名律师对接指导，参与指导的律师都是自发报名的。

　　第七届“小城杯”中，他指导的学生团队起诉了打着免费旗号的一个收费剪辑软件。起诉过程中，对方的代理律师、法官都和学生们说，这个案件到最后的结果大概率不会好。一审开庭结束后，学生们有些灰心，这个案子的困难程度似乎远超于她们的想象，有了调解或者撤诉的想法。

　　唐浩哲鼓励学生“坚持”下去。他解释，只有在法律关系上，学生们才可能和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垒，诉讼机制保障了双方是平等对话的法律主体，“既然你们知道被告是错的，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即使你坚持的是错的，法院也会给你最后的结果告诉你哪里有问题”。成为原告没有什么损失。最终，法院经过一审和二审，判决支持了学生的诉讼请求。

　　但拿到胜诉判决的队伍在这十届比赛中寥寥无几。更多的队伍经历的是开庭前撤回上诉、败诉或调解结案。

　　“经过这次诉讼历程，你们也应该明白，法律的诉讼正义的背后牵扯到的利益之争，包括整个社会影响力的争议，有时也会远远超过法律本身的范围。”王镭收到判决结果，给学生们发了一段语音。

　　没有拿到胜诉判决也不意味完全失败。法院认可了“访客记录属于个人信息”的观点，该社交软件修改了规定，放宽所有普通用户的隐身访问名额数量，从原本的3名增加到10名。

　　上海地铁也发布公告，明确称乘客进站10分钟内取消乘车的，可到站点服务中心申请退还3元乘车费。

　　一些“不合理” 的规则慢慢松动着。“是否进入庭审，并不是比赛最看重的部分，关键是真的引发了改变。”比赛发起人吴辰曾向媒体表示。

　　“我们所（认可）的规则是法律法规本身及其背后的法理。”王镭认为，法律人遵守、敬仰的规则，并非一些公司制定的规则。这是他们心中的一杆秤。在这些年轻人眼里，坚守这杆秤背后的意义，便是论证规则的正当性。“规则并不是因为（它名为）规则，才有正当性，你要看看它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则。”周懋说。

　　王镭说，公平正义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代一代法律人争取权利和完善立法的结果。例如，在消费者保护领域，过去商家可能会以“公司内部有规定”为由拒绝赔偿消费者，而如今，法律已经明确要求商家必须向消费者明示相关格式条款，无论是通过张贴告示还是在网站首页明确标注。

　　种一棵重要的大树

　　“小城杯”给许多学生带来的并不是一些抽象概念。有人不再死记硬背法条，在实践中体会法条的力量，也有人把参赛经历写进简历。

参加这场比赛可能会增加就业竞争筹码，寿新宝不认为这违背了比赛创办的价值。他认为，参加比赛拿奖之后不仅增加诉讼经验，还能拥有一笔奖金，对就业有帮助，这是许多学生更真实的想法。“越是追求理想，越跟生活结合起来，越接地气。”

　　比赛的指导律师唐浩哲也是华政的毕业生。律师于他而言，早已不简单的是法庭上挥斥方遒、光鲜亮丽的工作，他也有无力感。

　　唐浩哲有时候在判决前，便知晓了执行的结果，即便胜诉，当事人也不一定能拿到应得的钱款，因为被告可能没有财产执行。在这类债务纠纷案件中，他会提前和客户坦陈风险，不建议对方请律师，律师费的开销可能也没法收回。但即使是“纸上的公平”，也是需要的。唐浩哲说，“可能最后拿不到钱，但是我的权利我就不去主张吗？”可以通过限制被告高消费、将其拉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让被告得到惩罚。

　　他常鼓励“小城杯”参赛大学生，“（和他们说的）那些话可能也是说给自己听的，自己有时没那么确信，但是他们一相信，我自己可能也就相信了”。

　　5年前起诉迪士尼的王洁莹已经成为一家律所的合伙人。浸泡职场后，她认为自己变得老道和稳重，学会了平和包容地沟通，调整了很多过于理想化的想法，“从白纸变成了一张报纸”。

　　但在做很多案子时，她仍然能感受到身上有“小城杯”留下的痕迹。有些法条对当事人相当于“判了死刑”，拿不到任何权益，王洁莹也会去突破，去和法官、对方沟通，看是否能达成协商，再跑十几家调查单位。她常常得到外界评价“勇敢”“气场很坚定”。

　　“我得到了一种被包裹的勇气。”她说，外界的关注与赞誉如琥珀般包裹着她的勇气。勇气是“小城杯”留在她身上最重要的部分。

　　王洁莹说，她的心里有一块要维护的花园，那就是面对捷径和诱惑时不被其反噬的自留地，“‘小城杯’确实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棵大树”。

　　“小城杯”的参赛选手并不全然成了律师，有人成为证券行业从业者，有人成为公务员，有人还在二战考公……但很多人都表示，大学时种下的“法治之树”，仍在生命里悄然生长。

　　参与“小城杯”的李明芮选择一直在高校做知识产权方向的学术研究。大二那年，她和寝室的室友一起起诉某杀毒软件捆绑软件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李明芮参与的一个案子，她在两年里从法院收到了一大堆材料。

　　当时那场诉讼持续了两年，李明芮收到了8份从法院邮寄来的材料，队友们渐渐投入考研，到二审时她几乎孤军奋战。后来做学术研究，这种坚持的劲头深深影响了她。她说，她不是因为“小城杯”才拥有勇气，“小城杯”留给她更重要的人生底色是坚持。

　　“我们不是希望你仅仅学到了知识，仅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在整个过程中完成了一次法律人格的塑造。”吴辰始终认为。

　　已故的华政教授、著名民法学家傅鼎生曾是第一届“小城杯”的评委兼指导老师，他常常对学生说：“学习民法的人要知道如何做人。”

　　法要强，法律教育先要强

　　“面对不合理的规则，不要去抱怨，要做积极的建设者，要做法律解决方案的供给者。”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程雪阳曾对媒体表示，这是法学院应倡导的理念。

　　吴辰说，“小城杯”的“小”是“由小到大”，学生们的公益实践是为法治能量“加杠杆”的一个小支点。

　　“小城杯”的参赛人数逐年增加，比赛规格从华政的校内比赛扩大到了全国性比赛。参赛地点从第一届一间不起眼的小教室，逐渐升级到能容纳300人的报告厅，最近几年的决赛放在华政最大的800人报告厅举办。

　　参赛学生蒋振豪开玩笑地说，“小城杯”的规模越办越大，他还担心大家把这些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它未来可能就办不下去了。

　　“小城杯”见证了学生的成长，也见证了一些企业的成长。吴辰发现一些被告的企业不断地优化秩序和规则，大赛还未结束，有的企业已经自行修改了被同学们发现的不合理的“规则”。

　　慢慢地，“小城杯”改变的法治环境不仅包括很多的大公司，还关乎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不久前，王洁莹为宁夏偏远地区初中的学生，做关于律师职业的线上讲座。她希望，这能燃起孩子内心学习法律的火焰。王洁莹还做自媒体普法，她总是在办公室里、下班路上，甚至出租车里录制普法视频，说让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话。

王洁莹在给孩子们做线上讲座。

　　在出租车上，王洁莹问司机：“听完能学到东西吗？”司机回答道：“能啊！就是教我怎么在不打官司的情况下用法律维权！说得不错！”

　　在这些普法类短视频的评论区，有网友给她留言，因为可以带食物去迪士尼“谢谢你”；也有人告诉王洁莹自己听演唱会时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还有人因为家庭原因想改名不知道怎么操作……她说自己好像变成了“树洞”，“他们好像觉得你是一个很正义的人，想找你倾诉”。

　　吴辰告诉记者，“小城杯”的评奖标准不局限于一纸判决的输赢，而是关注选题是否能与更广阔的人群产生共情、能否反映更普遍性的问题，并试图用自己的努力予以解决。

　　在经历完与上海地铁公司的诉讼之后，学生罗雨洁发现，真正参与到实务当中时，法律变成了很普通的事情，“（它）很普通地贯穿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在每个人生活中如影随形”。在她眼中，法律是一种工具，但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吴辰认为，“小城杯”正是通过法学生的身体力行，唤醒了一些人对于自身权利的重视，对规则理解的深入。很多人觉得这群学生了不起，“他们居然想到应该去这样做”。

　　2014年，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讲座上说：“法要强，法律教育先要强。”

　　小城杯走过10届，寿新宝回看“小城杯”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他说，他们一直教学生去追求——把知识变成温暖、文明、有力量的东西。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