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靖国：从中国古代军事地图看中华传统文化

人类是具有空间感和空间思维的动物，早在石器时代，先民就通过岩画、贝壳、植物纤维等排列其所关心的地物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来描绘他们周边的环境。地图制作，也就是人类观察、了解周边地理环境，并运用自己的思维活动和积累的知识进行判别、分析，最后通过某种载体（布帛、纸张、兽皮、植物纤维织物、地球仪等）将其缩小比例呈现出来的过程。所以，古代地图不仅是地理测量的成果，也是对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图像式的反映与再现，体现了古人对空间的认知，更是反映了古人是如何认识他们生存其中，与其息息相关的大地。

随着人类社会的愈发复杂、文字的发明与文书的应用，社会日益被组织为成体系的国家与政权，地图日益应用在日常的政治、经济、军事、工程等管理方面，成为治理国家和组织、调动社会力量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涉及较大地域，需要进行空间组织的事项中。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大量绘制地图的行为，尤其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与边防作为国之大政，在中国古代自然受到极大重视。而地图更是受到历代军事家和朝堂前线的关注，在《管子》中就专门有“地图”一篇，着重强调：“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自秦汉以降，地图在军事与边防领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军事地图，目前可见最早的，当属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地图《驻军图》，对西汉前期长沙国南部地区的城堡、障塞和营垒等军事设施和己方军队的驻防情况进行了描绘与表现。

马王堆驻军图复原图

而萧何、刘秀通过地图了解全国政治军事格局与军事要隘，李吉甫献《河北险要图》等举动亦史不绝书。安禄山叛乱前，就用地图展示从幽州出发进攻洛阳的行军路线和沿途地区的地理形势：“先三日，合大将置酒，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人人赐金帛，并授图，约曰：‘违者斩！’”可见军事地图在战争中的作用。所以从隋代以来，兵部所辖职方司一直有“掌地图”的职能，一直到清代。对军事地图的研究，对于复原古代的军事形势与战守措施，以及古人对军事地理环境的认知，乃至诸多战守细节，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一直到清代，由各级官署所主持绘制，且由官员自行主动绘制的地图数量众多。以边防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地图堪称中国古代地图的一大门类，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文献价值。

明代建立之后，就一直面临着北元和蒙古各部的军事威胁，北部地带一直是明代边防的重点，所以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就在从辽东到西北的漫长地带广设卫所，屯聚重兵，定都北京之后，为拱卫京师，更是在北部地区设置了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镇，合称“九边”重镇。到了明代中后期，边墙逐渐修建成型。与此同时，随着达延汗、俺答汗等蒙古各部势力的崛起，明朝边防压力日益严重，从而促使边防史地撰述进入高峰期，其中边防地图亦为数众多，文献记载和现存可见的绘本、刻本舆图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王庸先生在其《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地学杂志》1933年第2期）中，就列有“北边总图说”“边镇合志”“各边镇别志”“各路关卫区分记”等北方边防图籍共215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九边图》系列。

根据文献记载，最早绘制九边图的，是嘉靖初年，兵部尚书命属下的兵部主事郑晓撰《九边图志》。嘉靖十六年（1537），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将其所著《九边图论》呈给明世宗，受到其赞许，并下诏颁行九边。

《皇明九边考》

此后，多部九边图籍撰成，并流传至今，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兵部职方司主事魏焕著《皇明九边考》、隆庆三年（1569）兵部编纂的《九边图说》、崇祯时期兵部职方司主事陈组绶所编撰《皇明职方地图》，以及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申用懋彩绘的《九边图》残本。

申用懋绘《九边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各收藏一套彩绘本的《九边图》，遗憾的是未标注作者和绘制年代。

《九边图论》之宣府镇部分

从前面所列几种重要官绘《九边图》的作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与兵部，尤其是兵部下属的职方司有关。职方这个机构最早见于《周礼》，隋唐时期归兵部管辖，明朝规定职方司的职能是“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凡天下要冲及险阻去处，各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务知险易”。“职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营操、武举、巡逻关津之政”。“户部所掌有图志，而诸边疆界各有图本，以览知地形，为守御之计者，则属本部，故列于此”。从上面几幅《九边图》可以看出，其绘制风格是相似的，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成熟的官僚体制下，有成型的技术传承，形成了本部门前后继承的“小传统”。

国博《九边图》

除绘制整个九边地图的地图外，与兵部有关的机构还绘制了很多单一或几个相邻边镇的地图，也具有浓厚的兵部职方司风格，比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宣大总督杨时宁进呈明神宗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后期任职山西的王士琦所编绘《三云筹俎考》等，充分说明了这一标准式画法的影响力。

九边图系列的一个典型范例，当属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彩绘《九边图》，此图系绢本彩绘，由十二屏幅组成，每幅图纵208厘米，横47.3厘米，通幅横阔近6米，绘制时间约在明代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至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之间。

辽宁省博物馆的彩绘《九边图》

《九边图》并无方位标识，但大体为上北下南。该图自东向西，沿明代北部边疆分别绘制了九个边镇的山川、城堡、关隘、军事驻防及攻守形势等地理内容。图中的城堡，包括府、州、县、镇、卫、所、营、堡，都根据等级与功能的不同，用相应的符号表示以区分，重要城堡均绘有方形城墙和敌楼图案；诸边堡以带“望台”的方框表示。连接各城堡的驿道描以细红曲线，长城则以带垛口的城垣图形来标示，图上的重要城堡，多于其上用文字标出其四至及道里远近等。《九边图》色彩明丽，气势雄伟，明代整个北方边疆形势一览而知，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1. 展示了明代后期北边军事形势与明廷对军事布局的规划。2. 体现了明代军事地图的实用性。3. 反映了中国古代屏风地图的风貌。

明代军事地图的另一个代表，当属宣大山西总督杨时宁主持编绘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此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进呈明神宗，“上嘉纳之”，可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的地图与地物信息应建立在其所主持的调查与搜集、整理工作基础上，质量也得到皇帝认可，代表了万历年间宣大山西地区官绘地图的水平和官堡的情况。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西阳河堡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分为宣府镇（约今河北张家口坝下地区和北京市延庆区等地）、大同镇（约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朔州市等地）和山西镇（约今山西雁门关以南的军事防御要地）各卷，采用图说结合的方式，书首有三镇总图与图说，每卷首列该镇总图与图说，之后为该镇各路图与图说，再后为该路各城堡图与图说。三镇总图、各镇总图与各路总图都为两叶，而城堡图则为一叶。在每一幅地图中，都详细地画出了城堡的外部轮廓、城门情况、城墙包砖与否等特征，以及城堡所负责管理的长城和烽燧等军事设施，而城堡周边的地理地貌特征也非常丰富地呈现出来，尤其是那些与军事战守相关的因素，如河流、台地、阶地、山峦等，所对应的图说也详细地讲述了城堡的周长、高度、沿革、驻军、物资以及战略军事价值等，一地形胜，可谓一览无遗，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

总体而言，明代的军事地图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如下特征：

坚守和平的理念。以《九边图》为代表的明代北方地图绘制出以长城为面，边镇为顶点，边堡和交通道路为骨架的伞状军事体系，可谓在北边地带建设起层层设防的军事体系，但这套军事体系并非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御，为了更好地管控与草原之间的正常经济、文化交流。

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编绘的目的是宣大总督杨时宁向明神宗汇报宣府、大同和山西三镇的长城与城堡修筑和布防情况，但并非只表现长城内的情况，相反花了大量篇幅描绘长城外的穹庐、牲畜等景观和草原民众放牧、骑马的情形。既反映出隆庆和议之后明蒙双方和平交往的局面，也体现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测绘技术的精细。中国古代没有地图投影体系，一般是通过地物之间相对位置关系来建立地图体系，这就涉及到对具体地物之间位置、距离情况的了解程度。根据笔者团队之前对多幅描绘大同镇部分地区和宣府镇全镇的地图上城堡之间角度关系的数字化量化研究，这些明代边防地图上城堡之间的关系与实际情况符合程度极高，可见中国古代各级政府对管辖地区的了解程度。

绘制方法的浓厚中国特色。长卷式地图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地图描绘与表现形式，早在战国晚期，荆轲就是将淬毒的匕首藏在长卷地图的末端。而明代的北部九边和沿海七边总图都绘成长卷，或者是长卷变形的分切屏风或者册页装，体现了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

（作者孙靖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原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25年3月29日11版，文字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