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 | 当计算替代思考：数字人文如何避免沦为技术附庸？

数字人文的旨趣不应当局限于论证旧有问题，而应当以更具突破性的研究范式观察、发现和回应智能化时代的新问题。

原文 ：《数字人文必须突破工具性理解模式》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博士后 金姿妏

图片 |网络

数字人文已经成为当前数字时代最引人关注的新兴交叉学科或研究领域之一。在全球文科普遍面对由技术、经济等因素诱发客观性危机（“全球文科倒闭潮”）的背景之下，数字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寄予了拯救人文研究的期许。将计算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实际上为人文研究提供了一套以“计算”为核心的全新的信息呈现和解释方法。在数字人文的实践中，计算方法和数字技术的介入也确实助推了人文研究成果的产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数字人文研究对数字技术工具产生单一维度的过度依赖、将发现和诠释问题的角色全部交由量化工具时，就有可能导致技术主义的无节制蔓延，进而形成一种无人文或反人文的数字人文研究取向。这与数字人文的愿景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AGI（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数字人文不仅要将各类可靠的数字工具整合进研究过程之中，以数字技术的量化、可视化优势助推人文研究，更重要的是，重新审视各类数字技术工具背后的人类知识和价值，并在推进数字人文研究的过程中持续性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要用新技术印证旧答案，还是超越“数字－人文”的二元对立，形成回应AGI时代复杂性问题的人文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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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具不是自在的价值“中空体”

在数字人文的研究中，作为概念前缀的“数字”本身是亟待进一步审视的。构建更具未来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首先需要完成对长期以来被作为工具进行使用的数字技术及其逻辑进行批判性反思，而不是将其默认为客观中性的研究方法。

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开篇中就曾明确指出，文化对技术物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矛盾的态度：一是把它们当作纯粹的物质集合，认为其缺乏意义；二是将它们视为对人类构成持续侵犯和反动危险的机器人。两种态度看似矛盾，实际上却一致地生发于人类对技术物本身非现实性考察的幻想之上。前者抽离掉了技术物作为一个社会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在人与技术物之间构建起了一种单向度的使用关系。这种使用关系的存在模糊了技术物功能、结构的社会属性，技术被“格式化”为一种自在的、纯粹的价值中空体。后者则企图通过简化和驯化技术物的方式来彻底解决技术物的复杂性特质。

在一部分数字人文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数字技术的理解方式同样也与上述两种对待技术物的态度具有相似性。一种是将数字技术作为纯粹的研究工具使用，但这通常无法真正激活数字技术的内在力量，只能够在量化方面确认我们已经知道的结论。另一种则是将数字技术放大为人文研究的前置条件，依赖数字技术完成对人文问题和现实世界的解读与建模。这一模式的危险性在于，计算机可能成为“真理机器”，人文研究的解释力最终绑定在由算法、数据等呈现出的特定类型的事实之上，最终造成技术问题取代人文问题，成为推动数字人文研究发展并提供结论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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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数字工具的“可解释性”

在数字人文的研究过程中，仅靠算法和数据并不能真正提出有效的问题，但是，过分依赖和相信数字技术量化、可视化的能力，有可能引发人文诠释能力的降低。因此，面对工具性理解模式所引发的数字人文研究困境，赵薇教授强调，“要通过可操作的批评性环节的介入，来唤醒一种针对工具本身的反思和解释”。

对于人文研究而言，经验并不意味着非客观，因为人文研究并不以客观、精确作为衡量标准。相反，在过分依赖数字工具的人文研究中，结构化了的算法和数据分析只能以一种表面化的客观性来展示文本间的关系，作者的灵活变动、文本间的语境差异等内容此时只能是被遮蔽掉的“主观经验性要素”。当数字技术以一种强势的实证性原则企图冲击和取代人文研究中的经验性内容时，人文研究失去的正是在实践中对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品格。

当人文研究过分依赖数字技术对现实世界的建模和解读，而忽略了现实问题的情境性和复杂性时，人文研究所观照的对象不再是真实的社会现实，而是经过数字技术加工的“数字化现实”，这种建立在纯粹技术性之上的方法无法触及人文研究的真实问题。因为人文研究的信度并不取决于数字技术的介入程度，在人文研究中泛化使用数字技术往往潜存着可视化、可计算性等技术原则反向“驯化”人文价值的风险。尤其当人类社会进入AGI时代之后，关于数字技术的理解方式已经完全溢出了工具的层面。新一代AI将通过建立丰富的感知能力来获得最直接的生存信息，从而将思考判断、决策制定并付诸行动的价值最大化，而不是完全依赖已有数据的投喂。

自此，新的数字技术正在重新协调、支配和表达当前的人类现实，进而形成了围绕着技术所重新确立起来的时代特征和议题。在这一现实前提下，在技术与人文之间重新确立何为第一原则已然不是数字人文的目标，面向未来的数字人文研究，应当在激活针对数字工具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基础之上，以构建更具整合性的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发现和提出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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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人文的“问题式”

面对技术无意识的全面铺陈，数字人文一方面要对数字工具介入人文研究的方式进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则要构建一种直面复杂数字化现实的“问题式”。在这里，“问题式”表达的是数字人文的提问方式，同时，也是将批判性引入数字人文研究之后需要进一步整合而成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论。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人文方法论的确立近年来正在成为数字人文共同体内部广泛关注的议题。在当前的数字人文概念与实践中，“数字”与“人文”并未完全聚合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二者之间甚至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分裂和排斥。究其根本，依然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长久以来矛盾的延续。然而，数字人文的旨趣不应当局限于论证旧有问题，而应当以更具突破性的研究范式观察、发现和回应智能化时代的新问题。

社会环境中的问题具有条件性、互动性、生成性特征，而技术逻辑总是力图将复杂状况化约为单一要素进行计算与考量。由此，人文批判的价值和力量成为技术逻辑之外的关键反思性力量。将批判性思维引入数字人文研究，不仅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中要对数字技术的介入方式和量化实践结果时刻保持反思，防止技术问题对人文问题的遮蔽和取代，还强调了数字技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交互问题同样是数字人文必须关注的议题。前者聚焦于数字人文内部的研究过程开展方式，后者则在社会层面为数字人文建构理论、形成方法论和落地实践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因此，数字人文还需要超越技术与人文之间的二元对立，对AGI时代复杂社会性问题展开非线性、非结构化和柔性的思考，形成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数字人文研究新范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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