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炸裂的中国行，至今仍有人质疑

热那亚的监狱，来了一批威尼斯战俘，牢房里弥漫着一种失落的气息。

13世纪末，意大利城邦林立。威尼斯与热那亚两大商贸中心，为了争夺贸易控制权，多次兵戎相见，这一回，威尼斯人吃了败仗。

来自意大利比萨的三流作家鲁斯蒂谦，此时也受困于热那亚的监牢里。他审视着自己的新狱友们，其中，一个侃侃而谈的威尼斯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名威尼斯人留着浓密的胡子，梳着亚平宁风情的棕色卷发，口中念叨的，却是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东方古国。

威尼斯人说，他到过那个叫“中国”的地方，那里有用黄金铺成的宫殿，有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以及数之不尽的财富，他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曾经与皇帝陛下谈笑风生。

鲁斯蒂谦觉得这些事迹闻所未闻，他兴奋地举起笔，在狱中将这些故事集录成册。

这部奇书在此后几百年间有多个名称，有人因其讲述了世界另一边的见闻，称之为《寰宇记》或《东方见闻录》。

在全书的开头，鲁斯蒂谦郑重地写上那个讲述者的姓名——马可·波罗。

1

这部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执笔的“世界一大奇书”，又称《马可·波罗行纪》，它为欧洲人打开了通往大陆彼岸的大门。

关于这部奇书，却有一个至今没有定论的争议——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

在《马可·波罗行纪》的故事中，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波罗家族的孩子。

为了代表教廷向元朝皇帝赠送“圣油”与信函，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出发，从中亚陆路一路东行，途经新疆、敦煌，来到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的元大都（今北京），此后在中国居留十几年，并被忽必烈选拔为官吏。

在中国期间，马可·波罗在朝廷学习相关的礼俗、语言，学成后奉忽必烈之命走访云南，后来在扬州任职三年，并多次往返于杭州、苏州、福州、泉州等城市，几年之间走遍中国各地。

1291年，马可·波罗一家为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出嫁伊利汗国，从泉州启航出海，之后返回欧洲。

回到威尼斯后，马可·波罗发现，他们家的房子被邻居占了。

此时的马可·波罗刚从长途旅行的带桨帆船走下来，衣衫褴褛，说话还带着点儿蒙古口音，同乡怀疑他来路不明，将其拒之门外。

于是，马可·波罗特意宴请亲戚邻居，在席间换了三件从东方带来的华贵衣服。他将之前穿的破烂衣衫取来，用刀割开，只见衣服中包裹着的各种珍宝黄金，一下子滑落地上。

同乡们哪里见过这阵仗，都惊呆了。

有钱就是爷。

威尼斯人这才相信波罗家族回家了，从此对马可·波罗礼敬有加，又因为马可·波罗每次聊天，都把中国的黄金百万说得跟小目标一样轻松，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马可百万”，把他家叫做“百万宅第”。

马可·波罗就这样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而且精通流量密码，放在今天，他的口头禅大概是用一口意大利口音的普通话说：“我们中国真的太厉害啦！”

不久后，热那亚城的舰队来犯，马可·波罗代表家乡参战，在海战中不幸被俘，被投进监狱。

在狱中，马可·波罗继续讲述他在中国的传奇故事，并遇到那个擅长写骑士小说的作家鲁斯蒂谦，二人合力完成了一部旷世奇书。

2

后来，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获释回家，而《马可·波罗行纪》正以他意想不到的影响力在欧洲各国广为传播。

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各种质疑。

这本书在欧洲刚一出版，就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近代以后，东西方联系更加频繁，人们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发现了不少“硬伤”。

最荒诞不经的故事，当属马可·波罗吹嘘自己在元军攻打襄阳的战役中立过大功。

马可·波罗说，他们一家人到中国后，发现元军久攻襄阳不下，就为皇帝进献了一种叫“回回炮”（抛石机）的新武器。元军凭借这一攻城利器，拿下了南宋的军事重镇襄阳。

“献炮”一事有迹可循，但在《元史》等中国史籍中，明确记载了为元朝进献这一武器的是来自西域的回回人亦思马因。亦思马因亲自担任“回回炮手总管”，指挥炮兵猛攻襄阳，配合其他几路元军发起总攻，最终迫使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

时间也对不上。

马可·波罗来华时间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他在1275年夏天才到达元朝上都开平府（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而元军攻陷襄阳是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那时，马可·波罗还在赶来中国的路上。

即便是支持马可·波罗来华说的学者，很多也认为马可·波罗并未向元朝献过新炮法。“献炮”的故事极有可能是马可·波罗听来的，因为当时距离襄阳之战不过几年时间，这场战役算是国际大新闻，他只是将别人的功绩冒为己有。

此外，马可·波罗说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可是《马可·波罗行纪》缺少了很多中国关键词。

比如说，他没有提及汉字。作为一个中国居住多年的人，马可·波罗似乎完全不懂汉人的语言文字。

他没有提到茶叶。这是宋元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商品之一，且当时杭州等大城市都有茶馆，马可·波罗完全可以光顾品尝。

他没有讲到长城。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几乎每个西方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中都会有长城，而马可·波罗的书完全没有关于长城的记载。

他没有记载女子“缠足”的习俗。晚于马可·波罗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大都会对中国女子以“缠足”为美的奇特风俗记上一笔，可在马可·波罗的讲述中却不见踪影。

在一些人看来，马可·波罗是个骗子，《马可·波罗行纪》纯属虚构。

有人说，马可·波罗根本没有来过中国，他可能只是到了中亚的伊斯兰国家，在那里和从中国回来的波斯或土耳其商队谈过话，知道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或许他最远不过是去了他们家族在黑海或者君士坦丁堡设立的货栈，闲来没事就跟来往的商人吹牛皮。

还有人说，马可·波罗来过中国，但他只在北方的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久居，并没有游历四方，因此对中国南方完全不了解，更遑论如他所说的在扬州当了几年地方官。

3

翻开各个版本的《马可·波罗行纪》，却总能找到一些触动内心的文字。

那是，只属于东方的山水画卷。

据马可·波罗回忆，在杭州期间，他泛舟西湖，眼前浮现出这样一番画面：

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
船身的两侧均有窗户，便于游人坐在桌旁，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
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一个西方人恐怕难以想象出宋元杭州的“临堤台榭，画船楼阁，游人歌吹，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更别说留下如此细致的描写。

“行在”杭州也是马可·波罗最爱的中国城市之一，他将其称为“天城”，而将另一座江南名城苏州称为“地城”。元史专家杨志玖认为，这个有些尴尬的翻译是马可·波罗不通汉语导致的，他可能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俗语理解错了。

与历史上许多人物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中国之行的具体日期、人文风情等记忆存在不准确或前后不一致之处，但在诸多方面的记载，也有与中国史书出奇符合的地方。

《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了一些他在华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比如发生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阿合马遇刺案。

阿合马是颇受忽必烈重用的宰相，这人位高权重，但口碑比较差，其推行的种种政策引发了朝臣不满。

这年，忽必烈离京，驻跸上都。有个叫王著的益都千户和僧人高和尚共同谋划，假传太子的命令骗阿合马出宫，趁他出行的机会，拦住了其车马，用袖子里藏着的铜锤砸碎阿合马的脑袋，当朝宰相登时毙命。

马可·波罗详细地叙述了这桩刺杀案，说这一事件发生时，他人就在大都。

他还讲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的乃颜之乱。

马可·波罗说，忽必烈为平定在东北起兵叛乱的蒙古宗王乃颜，乘坐象轿御驾亲征，把这个远方亲戚捶了一顿。

更关键的是，马可·波罗提到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准确地说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叛军将十字架画上了战旗。

这条材料为现存的汉文史料提供了重要补充。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只说乃颜“惑于妖言”，信奉一种与佛教不同的宗教（“离佛正法”），却没有说乃颜究竟信奉什么宗教。

关于这场叛乱的结果，马可·波罗说，乃颜作为蒙古贵族，以“不出血死”的方式处死，而在汉语文献中，也留下了乃颜败亡之后，被投入河中的记载。

马可·波罗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熟悉程度，不像是一个商人道听途说所能了解的，更像是一个帝国官员从同僚处得到的消息。

此外，马可·波罗还准确记住了忽必烈的生日在阳历9月，也就是中国阴历的八月廿八日。在古代，皇帝生日是一个举国庆祝的大日子，更何况在马可·波罗的故事中，这位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

另一个重要节日是中国的春节，马可·波罗说中国新年是在阳历2月，基本上准确。

他还说，在这一天，皇帝和臣民要穿上白色的衣服，因为白色是吉祥的象征。此处乍一听禁不起推敲，过年不应该穿大红色吗？然而，马可·波罗新年穿白衣的说法，符合当时蒙古贵族的风俗。

4

对马可·波罗来华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另一个严重的漏洞，即汉文史籍中，并没有史料可证明马克·波罗的存在。

马可·波罗自称，他“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扬州三年之久”。可翻遍扬州地方志收录的元朝大小官员，都没有找到他的名字，也难以确定马可·波罗担任的所谓“长官”是个什么官。

20世纪初，有学者为了辩驳怀疑论者，一度将马可·波罗强行附会为元朝大臣孛罗，认为二者是同一人，提出马可·波罗在扬州担任的官职是淮东道宣慰使（1276年设立，治扬州，属江淮行省）。

但这一说法已确定为谬误。

孛罗是正儿八经的蒙古人，其祖上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的管家，而且他与同时期的阿里不哥、伯颜与文天祥等人物都有过接触，后来官至宰相。

如果孛罗就是马可·波罗，肯定分身乏术，无法一边在元朝官居高位，一边去意大利的监狱讲述自己的风光史。

不过，中国史书没有留下马可·波罗的名字，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元一代，先于或晚于马可·波罗来华的西方人，有不少人写下关于中国的《行纪》或其他著作，叫得上名号的就有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

他们都对东西方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中国史籍中无迹可寻。

还有一个例子，《元史》及元人文集中记载了元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使者来华的事件。

罗马教廷的档案中，明确记载了访华的使者叫马黎诺里。

此事在《元史》中的记载却是这样的：“是月，拂朗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史官惜墨如金，描写了使者前来赠送的名马，但使者姓甚名谁，只字未提，反正请他吃几顿饭就送走了，who care？

如果老外来中国后没被写进史书，就说他们没来过中国，如此要求未免也太苛刻了。

5

难道中国史书中完全没有马可·波罗的踪迹吗？

历史学者杨志玖一生致力于马可·波罗的研究。1941年，他在《永乐大典》收录的元朝史料中发现了一段震惊学术界的文字。

这是一篇出自元朝《经世大典·站赤门》的公文，说的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泉州官员为即将出海的元朝使臣分配口粮一事：

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歹、阿必失阿、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份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

此处出现了几个拗口的人名。

沙不丁是当时的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此人管海运出身，由于当时泉州路在其管辖范围内，因此泉州的市舶事务也归他管。

阿鲁浑是伊利汗国的君主。13世纪，蒙古人纵横欧亚大陆，在建立元朝外，还建立了四个相对独立的汗国，即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与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王室算是元朝皇帝的亲戚，该汗国由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创建，其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至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

兀鲁歹、阿必失阿、火者，这三个人就是即将出海前往伊利汗国觐见阿鲁浑的使臣。按照季候风的规律，他们将于1291年从泉州出发，走海路经过“马八儿”（今印度东南岸一带），前往波斯。

这段史料中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他可能隐藏在这支使团中。

前文说到，马可·波罗原本在中国混得风生水起。促使他返回欧洲的契机，是1291年，元朝公主阔阔真嫁伊利汗国的事件。

在马可·波罗的故事中，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的妻子去世，国王遣使到元朝求婚，请求娶与亡妻同族的蒙古女子为续弦。忽必烈恩准了，下诏命17岁的阔阔真公主出嫁为阿鲁浑妃，并由三使臣与熟悉出海路线的马可·波罗一家护送出航，随后思乡心切的马可取道西亚，回到意大利。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马可·波罗提到了与他们同行的三使臣名字，其原文为Oulatai、Apousca、Coja。

我们将其与元朝史书中的三个使者姓名一一对应，会发现这两种史料讲的是同一次航行：

Oulatai——兀鲁歹，

Apousca——阿必失阿，

Coja——火者。

遗憾的是，元朝史籍中并没有提及三个使者与马可·波罗、阔阔真公主的关系。

杨志玖认为，这篇站赤公文未提及阔阔真与马可·波罗，一是因为公主地位显贵，本就与分配口粮无关；二是地方官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使团的口粮分配问题时，只有使团的领队，也就是三使者非提不可，即便马可·波罗身在其中，他也不是负责人，因此被略过。

中西方史料出现了惊人的吻合，而这可能是马可·波罗在中国历史中留下的痕迹。

对怀疑论者质疑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看法，“肯定论”学者们也有许多猜想。

马可·波罗不写汉字，而且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都是蒙古、突厥或波斯语的称呼，如Cathay（契丹，即北中国）、Cambaluc（汗八里，即元大都）、Caramoran（哈剌木连，即黄河）……

有学者推测，这估计是因为马可·波罗精通波斯语、突厥语和蒙古语，但不懂汉语。

即便真如马可·波罗所说，他在扬州当了三年官，可中国史书对元初江淮的蒙古官员也有“无一人通文墨者”的记载，而且元朝统治者一度关闭了科举考试，重用蒙古人、色目人，贬低北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与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臣民）的地位。

马可·波罗在中国时整天跟蒙古贵族打交道，故而忽视了许多与汉文化相关的事物，如长城、印刷术、筷子、茶叶、缠足。

马可·波罗遗漏了“长城”。一方面是因为元朝幅员辽阔，无需修长城防御北边，前朝修筑的长城也起不到防御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大部分是砖石建成的明长城，而马可·波罗来华时，看到的最多是元代以前用泥土筑的城墙与碉堡，且都荒废已久，这个商人出身的老外，可能没有对此唤起什么好奇心。

缠足在宋代上层社会的妇女间已经盛行，但马可·波罗入元后，每天接触的蒙古族妇女并不缠足，且汉族妇女碍于礼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马可·波罗平时也见不到她们。

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不识汉语，没有深入了解汉文化，也许是受当时政治情势的影响，这也导致他对中国存在许多片面的认识。

6

长久以来，欧洲人对东方有种根深蒂固的向往。

有学者说，这种想象中的“东方”几乎是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

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相信，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叫“塞里斯”（Seres，是“丝绸”的意思）的古国，那里的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他们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清洁，舒适卫生，天空不常见雾，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

当时，东方之于欧洲人，就像晋代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早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战，建立横跨欧亚非的帝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读了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后，为书中描写的东方世界深深着迷。

直到去世前，这位年轻的征服者都怀着前往东方的梦想，但大陆的彼岸，依旧广阔而神秘。

14世纪后，随着《马可·波罗行纪》广泛传播，这种想象被进一步推向高潮。

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用极其夸张的手法讲述中国各地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将东方描绘成一个拥有无尽财富的宝地，宫殿中“所有房间里的墙壁上都铺着金子和银子”。

在书中，马可·波罗表示，亚洲的东部并非封闭的水域，而是海岸的边缘。他对亚洲东海岸的描述，使垂涎东方文明富庶的欧洲人相信，可以通过航海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

15世纪，来自意大利的哥伦布经常阅读一本拉丁文版的《马可·波罗行纪》，并在上面做了260多处注解。在马可·波罗故事的激励下，他决心远航东方，寻找黄金之国。

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的国书，开始了首次航行，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地。这是发现新大陆的开端。

哥伦布完全沉浸在对偶像马可·波罗的崇拜中，他以为自己到达了亚洲，将古巴当做日本，登岸寻找黄金，又把墨西哥当成马可·波罗口中的“行在”（杭州），还将美洲土著当成印度人，命名为“印第安人”。

直到晚年，哥伦布仍坚信，自己到达的是亚洲。

在《马可·波罗行纪》成书的2个世纪后，除了哥伦布，为美洲大陆命名的亚美利加、绕过好望角的达伽马、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等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家，都是《马可·波罗行纪》的忠实读者。

欧亚大陆的平衡从此被打破，欧洲人实现了他们“通过交换，或者通过征服，取得黄金、珍珠和香料”的野心。

史学界有句话，叫“说有容易道无难”。如今，认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的论据全部加起来，似乎还无法推翻马可·波罗本人生前的叙述。

据说，马可·波罗临终时，神父让他忏悔，承认自己在编造游记时撒了弥天大谎。但马可·波罗坚定地说，不，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

无论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他与他的《马可·波罗行纪》，已经改变了世界。

参考文献：

(法)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2012

张星烺:《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 《地学杂志》1922年第1-4期

(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美)史景迁：《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 : 文本与礼俗》，中西书局，2018

姚大力：《天马南牧：元朝的社会与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