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汝祺】毛主席老乡打压另一学派，他放弃遗传学、潜心学习马列

我国有一个著名的遗传学家叫做李汝祺。1895年3月2日生于天津市。全国解放前夕，在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系进修的他，出于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憎恨、怀着国家新生的喜悦，于1949年夏返回祖国。

那时的遗传学界，有两个主流学派：一个是米丘林学派，一个是“摩尔根学派”。李汝祺是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的第一位中国博士生。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崇拜，我国学界开始由“传统遗传学”转向拥护苏联的李森科所支持的“新遗传学”（即米丘林学说）。甚至有说法称，“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

乐天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乐天宇也是一个有成就的农林生物学家，原为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的院长。解放前夕，他所在的学院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农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两个不同观点的学派之间的争辩甚至论战都是正常的，但当时不正常的是，乐天宇利用行政权力打压“摩尔根学派”。在这样的情况中，原北大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年轻有为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被迫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

李景均是北大当时最年轻的系主任。李景均出走时离建国才5个来月，离三校合并不到半年。他的出走震惊中外，毛主席亲笔批示对乐天宇予以批评和处分、调离北农。此即“乐天宇事件”。

乐天宇是毛主席的老乡，是追随毛主席几十年的亲密战友。1919年，毛主席领导驱汤（乡铭）、驱张（敬尧）运动，他都参加了。

李汝祺没有像李景均那样一走了之，他的选择是中断了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一边潜心学习马列著作，一边转而从事动物生态学的研究和讲授畜牧学课程。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还埋藏着自己对于遗传学的热爱。

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高教部联合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一次遗传学座谈会。他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坦诚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批判和澄清了许多混乱思想，并赞扬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他所写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仅仅隔了一天，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转发了这篇文章。转发时，还加了个新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加了一段按语。

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新标题是毛主席拟定的，编者按语也是主席亲笔撰写的。主席对于这篇文章非常赞赏。

事实上，在建国初期的高校和学界，利用行政力量来强行推行自己的观点、压制别的观点的做法，让很多人失望。除了前面说的李景均和李汝祺，著名科学家谈家桢也因为信奉摩尔根学派而不被允许开设遗传学课程。

主席对此非常不满，1950年解除了乐天宇的职务时，也批评了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不过，在当时的总的背景下，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非常有限的。

1956年4月，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在随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主席在宣布这个方针时，还以苏联李森科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为例，说明其危害性。

1956年8月的青岛会议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主席对这次会议也很重视。会后不久，他就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谈家桢，向他了解青岛会议的情况。在谈家桢介绍时，主席还不停插话，表示对会议的肯定，并且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李汝祺的文章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出来，引起主席的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事。主席把遗传学领域的事件、简洁明快地上升到我国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不仅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也体现了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极力推动。

有人说，在所有的科学里，遗传学在主席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这应该是因为，遗传学领域开了百家争鸣的先河吧。1991年4月4日李汝祺在北京逝世。此去经年，如去向先生致敬、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