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城：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的时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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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哲

《齐乘》载“二疏宅，峄州东四十里罗滕城，墓亦在焉。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为宅。按二疏归乡里，顾有旧田庐，娱乐终身，不为子孙增益产业，宁有如是之宅乎？询之耆旧，谓乡人感其散金之惠，共筑此城。即城内古寺，其故宅基也。海州有景疏楼。”《读史方舆纪要》载“二疏城，《志》云‘在县东四十里，城方五六里，内有散金台，相传汉疏广疏受所居。’或谓之不其城。”

一、二疏城历史形成

（一）二疏文化的核心载体。二疏城得名于西汉著名学者疏广（字仲翁，公元前45年卒）、疏受（字公子，疏广之兄长子，公元前48年卒）叔侄。据《汉书》记载，疏氏叔侄官至太子太傅、少傅，后主动辞官归隐，散金乡里，开创了中国古代“功成身退”的士人典范。《峄县志卷二十四古迹考》载“二疏城，县东四十里，地名罗滕，汉疏广、疏受归老于此。城周二三里，土人指以为宅，按《齐乘》。”“散金台，县东四十里，汉二疏散金乡人处。”后世为纪念其德行，在故里逐步形成纪念性聚落，至东汉时期发展为具备完整祭祀、教育功能的礼制空间。二疏城（“散金台”）原有土台。因二疏“散金济贫”，乡里覆筑，形成后来的“散金台”。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二疏城遗址发掘简报》评价指出，该遗址发现于1974年。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及省市文物部门对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初步认为遗址对研究鲁南地区史前晚期及周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1991年秋、1992年春，中科院考古所山东队与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从二疏城遗址中发掘出一批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获得龙山文化、周代遗物500余件。考证认为像二疏城这样面积大，暴露遗存、遗物多，堆积丰富文化断层的遗址全省乃至国内罕见，具有较高的的参考研究价值。1992年，二疏城遗址已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地理战略与区域发展。从地理维度分析，二疏城位于鲁南丘陵与黄淮平原过渡带，沂蒙山脉余脉构成天然屏障，泗水支流穿行其间，兼具军事防御与农业灌溉之利。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地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战略节点，城防体系得到强化。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城周七里，壕深丈余”，印证了军事功能的叠加。清代咸丰后期至同治年间（约1852年—1868年）受捻乱波及，官府命乡村建圩寨御匪，“二疏城寨”城体、城墙、城门等部位造成一定破坏。1946年鲁南阻击战和1947年初鲁南战役打响，二疏城位于战役主战场区域内，国民党军队第77师一部据城和我军激战，双方炮火互攻，对护城河、城体破坏较大。

（三）文化认同的物化表达。宋元以降，随着儒家伦理的世俗化，二疏故事被纳入蒙学教材《龙文鞭影》，其“知止不殆”的精神成为士绅阶层价值标杆。地方士族通过修建祠堂、书院等建筑群，将抽象的道德准则具象为空间实体。明万历《兖州府志》记载，此时二疏城已形成“三祠（功德祠、乡贤祠、名宦祠）并立，双塔凌空”的文化景观体系。

二、二疏城历史原貌

（一）空间格局。历史上的“二疏城区”是一个重要聚集区（包括官道、集市、村落），基本包括护城河（以城西金泉河为主）、城池、城内建筑和城外风物。经考古勘探与方志互证显示，古城呈不规则椭圆形，遵循“因山就势，临水筑城”的营造理念。二疏城因台埠的地利建造城墙，墙体内外有三层落差，内层城墙可通行一周，宽度约4米，能够四马并辔的马车畅行，可以想见其宽敞雄伟。四面有城门，四门为双扇大木门，框宽约4米，高约2.8米，门楼高约5.5米，城楼自墙体向前突出。古城门一般而言上有吊桥，而二疏城的城门把桥板做成了水平方向伸缩式，属一大特色。城内建筑集中在城西部，为一个整体多功能大院落，前后有三座殿堂。 北殿为二疏祠，殿内原有二疏像。殿前靠左有古银杏树一株，树下以约2米见方的须弥座围拢。古银杏树于1957年夏季遭雷击毁掉。中殿原为元代古寺庙，后世因为散金故地而称作“散金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十八罗汉塑像环列在殿后墙和两侧。殿内东间有大钟一座，高约1.5米，径约1米。按“晨钟暮鼓”的寺院规制和报时需要，殿西间应该有大鼓一座。 南殿应该是散金寺的前殿和山门合而为一的建筑，相当于青檀寺的天王殿。根据残碑推断，具有义塾性质。南殿于清代复修，被辟为义塾学堂。北殿东侧出前墙米许，有东西并列六通碑碣，面南而立。南殿前偏西有雕龙碑，高约6米，宽约1.5米，为盘龙碑顶、赑屃驮碑，该碑于1958年被毁，其余各碑也在1950年代悉数被毁，碑文记录内容失传。目前有清代《散金城复设义学碑记》碑身的2个残块存在。前殿的东侧为大院落的大门，门前为南、北门之间的中道。中道以东为庙产田。城外风物主要是古柿树林，二疏城南为大片古柿树林，占据现城前村大部，面积约在300亩。柿树树干直径在50—100厘米之间，柿树林纵横成行，株距和行距整齐划一，推断为古代官府组织统一种植。

（二）结构布局。二疏城核心区由祭祀区、教育区、生活区三重空间构成。祭祀区是以二疏祠为中心，含享殿、碑廊、焚帛亭等礼制建筑，轴线与冬至日出方位重合，体现“天人感应”思想。教育区包括明清增建的书院、社学及藏书楼。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仲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沿南北古驿道南巡。因久仰崇尚东海兰陵“二疏”散金之德，遂绕经沂州府（今临沂市），于驻跸处召沂州知府李希贤，予以褒奖。应知府李希贤奏请，为赞誉疏广、疏受而题写二疏城御碑诗。诗文如下：荒城名尚二疏存，置酒捐金广主恩。贤损志愚益其过，不惟高见实良言。李希贤旋命勒石建碑，置于临沂城南关阁子门外。碑高6尺，有碑亭。石碑和碑亭所在街道即以御碑为名，曰“御碑街”。现该碑陈列于临沂市博物馆。生活区沿南北主街分布传统合院民居，巷道网络呈现“鱼骨状”分级体系，暗合《周礼》“九经九纬”的规划遗韵。

（三）生态遗存。二疏城西傍大河，护城河于西北角外从主河道向东引水入池，环绕二疏城至西南角外流回大河。二疏城古城水系展现古代环境适应智慧：通过暗渠将西北山泉河水引入城内，形成“双环绕城、分级利用”的水网——外环为护城河兼作排洪通道，内环供应生活用水；街道铺装采用透水砂岩石板，配合地下陶管排水系统，构成可持续的雨洪管理体系。1945年左右，护城河淤塞干涸，形成农田。

（四）古城损毁。从二疏城遗址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周代遗物推算，峄地包括东海兰陵在内的文化积淀可与章丘文化媲美。但在文革“破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过程中，二疏城遭到极大破坏。城内祠堂、寺内神像、碑碣钟鼓等设施被砸坏拆除。“批武训”运动中，城中的义塾及设施被毁。受大破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正当性”思想影响，对二疏城的破坏形成了惯性思维，导致运动过后也疏于保护。加上附近村庄群众的取土、取石、取砖，城上建筑损毁殆尽，甚至建筑残基也荡然无存，城基土台也缩小至现在的规模。

三、二疏城历史秉赋

应当说，二疏城承载着士人精神符号、建筑技术范式、地域文化记忆三重文化基因。在士人精神符号方面，“功成身退”体现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中道哲学。作为东亚“隐逸文化”的物质见证，可与韩国陶山书院、日本足利学校形成文明对话。在建筑技术范式方面，古城水利系统为研究古代低碳城市提供实证案例，城墙构造反映宋元军事工程技术的传播路径；在地域文化记忆方面，现存的“散金台”遗址与地方戏曲《散金记》，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文系统。

《文哲：探寻二疏及二疏文化承传》一文有着全领域、多层次的论述。二疏辞职，当在元康三年或稍后，他们见证了霍氏的覆灭。二疏隐约感觉到危险，身为名儒，应念《老子》哲言，脱离是非之地，寻找退出之路，其办法就是借口年老多病，主动告退。二疏对道家思想的领悟和不慕名利的操行，正是陶渊明所敬仰与追求的。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二疏地位不可替代。陶渊明田园诗中描述饮酒的习惯用语及其蕴含的历史深意，是受到“二疏散金”一事所体现的“放意余年”与“有子不留金”精神的影响。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表达回归主题的田园诗所开创与定型的“归去来”人生主题，也得益于他对二疏在辞官返乡中“知止”精神的提炼与升华。

四、二疏城开发路径

一方面，实施价值再现工程。一是空间修复：借鉴台儿庄古城重建的模式，采用尊重考古、数字建模、还原修复技术路线，重点复原城墙剖面展示区、传统街巷肌理。二是记忆重构：建立口述史档案库，运用AR技术实现祠堂祭祀、书院讲学、市井生活的场景活化。三是生态修复：研究重启古城水系循环场景，学习借鉴外地经验，研究制定《二疏文化产业园发展规划》进行生态修复。

另一方面，实施功能再生工程。在做好耕地保护的同时，将二疏城及附近部分区域进行规划，启动“二疏文化研学中心”等项目。利用空置民居发展二疏文化集群，嵌入“二疏”数字文旅产品，加强文旅融合和宣传，形成文化、水利、建设等融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数字研学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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