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回忆父亲陈毅 15 周总理安排我去当兵，三年来写信回家

离 别

1968年初春，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甚嚣尘上。江青曾召见了我的一个同 学，指使他同我接近，向我散布“联动”言论(即反中央“文革”的言论)。

江青露骨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指我),揪出联动的总后台。”

并要求我的同 学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北京卫戍区汇报。那位同学不齿于这种特务手段，不但 没有向卫戍区汇报什么情况，反而偷偷向我暗示：有人要整我的黑材料，要我警惕。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就和我“划清了界线”,相约互不连累。在那人妖混淆、是非颠倒的年月，谁都在劫难逃啊!

1968年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我照例回家。父亲一见到我就问：“最近 有没有什么人找过你谈话?”我不明所以地回答：“没有呀!出了什么事吗?”

父亲只是简单地回答：“噢，没什么。”

第二天晚饭后，我正准备返回 学校，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要见我。

父亲一边送我出门，一边问：“你在外面究竟干了些什么?”

我知道父亲在担心，就回答说：“我什么也没干， 爸爸，你放心。总理也许是要找我谈谈中学的运动、军训和复课闹革命。”

父亲无言地、令人难以觉察地摇了摇头。我的心沉了下去，意识到一定有什么 非常的事情。

到总理家时，他正在会客厅等着，我叫了声：“周伯伯好!”

总 理严肃地端详了我一阵，突然问我：“你参加联动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 有!”

“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指反对中央‘文革')?”

他追问。

“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总理严肃的面庞竟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称赞说：“你很坦率， 很好!”谈话的气氛缓和了。

总理问到社会上关于我的一些谣言，我有些冲动地回答：“这些全是谣言!中央可以调查。”

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没有时间了。”

接着又严肃地对我说：“你父亲处境很困难，社会上对你的传言 又这么多，不论是真是假，总之对你和你父亲都很不利。坏人可能利用你搞 你的父亲，你们父子会互相连累，懂吗?”

我分辩说：“可是爸爸从来没有管 过我的事，我干的事是好是坏同他没关系。”

总理深沉地望着我说：“事情并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又换了个话头说：“你在父亲身边长大，生活很优 裕，没有吃过苦，不懂得工人、农民，应该到下面锻炼一下。应该响应毛主 席的号召，去经风雨见世面，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你的父 母都是很年轻时就参加革命，这点值得你学习。”

接着，他告诉我：他已经同陈锡联①同志联系好了，安排我到东北一个部队的农场里去劳动锻炼。“这样把你和社会隔离起来，和坏人隔离起来，这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 表现得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你看怎么样?”

① 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我对总理是十分敬仰的，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真理和命令。我简短地回答道： “去就去，没意见。”

总理眼中的笑意更浓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说：“你 很干脆，坚强。在那里好好干吧!你会有前途的。明天早上由杨德中同志送 你去京西宾馆陈司令员那里。为保密起见，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 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你的情况组织上会通知你父母的。这种安排不是 我个人的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了的。”

他突然停住了，想起了什么,说，“对了，你得过肝炎是吧?现在身体怎么样?如果不好，可以另做安排。”

我深深 地感动了：总理日理万机，又身受江青一伙的种种非难和打击，他却还记得 我这样一个孩子四年前得过的病。尽管那时我确实有肝炎后遗症，时感肝区 胀痛，我还是简短地回答：“都好了，没事。”

总理最后对我说：“我相信你能 够经得起考验的!” 后来，邓妈妈也勉励了我一番。

回到家里，已是10点半 钟了。父母和妹妹仍在等我。我简单地叙述了总理的话。母亲和妹妹都哭了。 父亲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说：“前几天总理就和我谈了，我是同意组织上对你的 安排的。”大家都有好多话，但又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坐到很晚很晚……

第二天一早，杨德中叔叔①来了，在与父母告别之际，母亲拿了些钱给我， 我不要。她难过极了，流着眼泪责备我：“你还想不想活了!”

父亲缓缓地摇 了摇手说：“算了，算了!他已经是大人了，让他自己去闯吧!”

他又转过脸 凝视着我说：“你妈妈是十六岁参加新四军的，我是十八岁到法国勤工俭学 的。你现在也走这条路，这很好。你要有最坏的打算，准备永远不回家，永 远见不到我们。今后全靠你自己了!”

汽车开动了。我向父亲投去最后的一瞥。这时我才感到：我是多么依恋 亲爱的父母。儿时和父母在一起我总感到拘束、不自在。记得我在育英小学 上三年级时，住在学校一连六个星期不回家，把母亲急得要死。可是今天，我 是多么想同年迈的双亲再多待一会儿 ……

①杨德中：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

永 别

到部队以后，我很快适应了紧张的部队生活，经受了艰苦劳动的锻炼，取得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连续三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3月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严格地遵守了总理规定的纪律，没有给家里写信。但我把三张“五好战士”喜报珍藏起来，期待着有一 天父母能看到这些喜报。他们会高兴的，会为我自豪的。

后 来，听妹妹说，家里只是在1970年收到过我写的一份名为“农场劳动二年，胜过寒窗十载”的心得体会，大约是领导转去的。我能够想象他们怎样捧着这份东西看了又看，苦苦惦记着他们远行两年没有音讯的儿子。

那几年，我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一星半点儿的消息。可是，“九大”以 后，父亲的名字就再也没有见报。直到1971年5月2日，父亲的名字重新出 现在参加“五一”焰火晚会的领导人名单中。这使我惊喜异常，感到形势发 生了变化。我取出“五好战士”的喜报，心想，父母也许很快就可以看到它 们了。我的预感是正确的。5月下旬，军区通知我，要我立即探家。一路上我 又是喜，又是怕，那心情恰如唐诗所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我走进阔别三年的家，庭院还是老样子，父母相携而出，母亲搂着我大 哭起来，父亲和我都流下了眼泪。我拿出三张“五好战士”喜报，父亲仔细 地看着，一字一字地读着，高兴得连声说：“好!好!”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 入了党。母亲说：“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是党员之家!”

我们简单地叙述了 这三年的经历。父亲告诉我：是陈锡联司令员特别批准我探家的。在批陈整 风会议上，陈锡联司令员主动向父亲问好。

父亲见他很热情，就提起我来：“我 的三儿子在你那里，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了，不知道怎样了?”

陈司令员连忙 回答：“他表现很好，我立刻叫他回来。”

父亲特别高兴，立刻把陈司令员说 的情况告诉了母亲。从那天起他们天天都盼着我的归来。

回京一周后，周总理和邓妈妈又找我谈了话。总理一见我就说：“你很守 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有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呀!部队的同志对你的反映 很好。知道吗?他们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说你表现很好，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真是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当兵?为什么不能入 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 事情还需要请示吗?”一股热流从我心头涌起。这几年，总理一直在关心着 我啊!

假期是短暂的，再次告别的时候到了。父亲深情地对我说：“这几年你吃 了不少苦头，爸爸妈妈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现在有点儿改善了，将来情况会更好的，你也可以放心。不要认为环境改善了，就骄傲起来，还是要像从 前那样干。”

返回部队不久，我在抗洪抢险斗争中荣立了三等功。我用立功喜 报再次回答了父亲的嘱托。

正当我憧憬着未来的团聚之时，死神却一步步逼近了父亲。他的病复发 了，身体很快垮了下去。1972年1月4日，当我再回到北京时，父亲已经难以开口了。

母亲俯在他的耳边呼唤着：“小羊回来了，来看你了!”连呼几遍， 父亲才有了反应。他的头微微地转动，用眼睛找寻着。

终于，我们父子四目 交汇了。刹那间，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他的嘴动了动，但没有说 出话来。

1月6日，父亲去世了。10日，召开了追悼大会。短短的五天，围绕父亲 逝世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震动了中国。人民的悲恸之中饱含着对“四人帮”诬 陷忠良的愤慨。五年来，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父亲，却使父亲成为人民 心目中的传奇英雄。

父亲死了，“四人帮”先是要在悼词上写有功有过，后来 又尽可能地压低追悼会的规格。但是，人心不可违，历史最公正，毛主席亲 自出席了追悼会。周总理忍着巨大悲痛念悼词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父亲离去了，但他是强者，是胜者，人民永远怀念着他。

1月11日深夜，悲极痛极的时刻，我情不能已，写下了一首小诗：

五年忍听千夫啐， 一死难得万人泪。

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五年后，当我在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时，我在一位病友的诗抄本上居然 看到了我的这首小诗。这位病友是位18岁的女战士，患了急性白血病。我们 相识的第二天，她就去世了。但她对父亲的景仰却时时萦绕在我心头。

1986年1月6日，在父亲逝世十四周年的忌日，我受中国围棋队的委托， 亲手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棋谱，放在父亲的骨灰盒前。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父亲的遗愿正在迅速地变成现 实。当夜幕降临，父亲神游大地之际，他一定会畅怀大笑。

愿爱他的人们分享他的快乐吧!

为提升可读性，此文历经加工与润色。剧情演绎，仅供娱乐，万勿信以为真，切莫对号入座。图文素材皆源自网络，若有冒犯侵权之嫌，请及时联络，我会第一时间修改或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