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死在家里”还是“死在医院”：我们时代的“后现代问题”？

近来读到一些关于“死在家里”与“死在医院”的文字，令人深思。

我的朋友李昌平在一篇文章中沉重地写道，目前我们的许多乡村卫生危机与教育危机愈益严重，农民看不起病用不起药。他的奶奶最近去世了，“她和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不是死在医院里，而是死在家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指出，过去农村中病人死在医院，现在死在家里，根本进不了医院。

张晓山先生有翔实的调查进一步证明了李昌平的感觉。他指出，如今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完全靠自费医疗。仅就5岁前儿童死亡情况为例，2000年农村56.6%的孩子是死在家里，而城市91.3%的孩子是死在医院里。1998年，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占36%，应住院而未住院的占65%，两个比例均比1993年有所提高。在税费改革试点地区由于乡镇财政收入减少，农村公共卫生危机更加严重。

而“死在家里”的现象似乎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贫困阶层的卫生危机也值得注意。著名作家毕淑敏在自述式小说《预约死亡》中记录了她与一位医院院长的对话：

“‘随着我见过的死亡越多，我越发现死亡是那样的不平等。我私下里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人一般是死在哪里？’

‘不知道。医院里吧？’我没有多大把握地说。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严酷的数字说明，只有1/3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一直到死，都有人服侍他们。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1/3的人死在急救车里，家里的人发现他们不行了，赶快往医院送，铁皮的救护车就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1/3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地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院长忧郁地注视着我说。”

但是这种对于“死在家里”的“忧郁”感如今似乎很不时髦。在文字世界里，我们看到的好像更多的是对“死在医院”的抨击与对“死在家里”的赞美。其中，用最优美的田园诗式笔调赞叹“死在家里”的文字莫过于余秋雨先生的大作，他在散文《乡关何处》中写道：

“县城……在村民中唯一可说的话题是那儿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医院叫‘养命医院’（阳明医院），常言道只能医病不能医命，这家医院居然能够养命，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气派！村民们感叹着，自己却从来没有梦想过会到这样的医院去看病。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医院里的，他们认为宁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里。乡间的出丧比迎娶还要令孩子们高兴，因为出丧的目的地是山间，浩浩荡荡跟了去，就是一次热热闹闹的集体郊游。

这一带的丧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队伍纸幡飘飘，哭声悠扬，一转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为山岙里没有人家，纸幡和哭声失去了视听对象。山风一阵使大家变得安静也变得轻松，刚刚还两手直捧的纸幡已随意地斜扛在肩上，满山除了坟茔就是密密层层的杨梅树，村民们很在行，才扫了两眼便讨论起今年杨梅的收成。”

在余先生笔下“死在家里”俨然是一种优雅的“文化”，出丧令人“高兴”，哭声“悠扬”悦耳，农民们陶醉于其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宁肯早死多少年”也要与医院划清界限，坚持要“死在家里”！

这是多么的“后现代”啊。近来在许多发达国家，人们对“死在医院”这种“现代性的弊端”批判越来越激烈了。汪丁丁先生指出，1995年在美国死去的70岁以上的老人，80%死在医院或护理中心，其余20%虽然死在家里，却大部分死于孤独。一篇题为《现代死亡特征与临终关怀的目的》的文章说，在100年前人们患了病很少住医院，而是住在家里，受到家属的照顾，病人的家属会尽最大努力给予照顾。现在不同了，很多病人是死在医院里，只有少数死在家里。他们在医院里得到的不是给予濒死者的照顾，而是接受检查、诊断、治疗，对临终病人很少给予照护，更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终止病人的生命，所以在延长生命方面，选择了很多人工的方法、手段，正是这些方法和手段给一些濒临死亡的病人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这引起了现代性批判潮流的强烈抗议。发达国家的人们因此怀念起“不发达的美好”来。《西藏生死书》的作者写道：

“当我回忆起在西藏所见过的死亡时，对于许多人都是死在宁静和谐的环境中，感受很深。这种环境常常是西方所欠缺的。……我觉得，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死在家里，因为家是大多数人觉得最舒服的地方。佛教上师们所鼓吹的安详死亡，在熟悉的环境里是最容易做到的。”

基督教会方面也有学者指出：

“75%的美国人盼望死在家里，但只有22%的人如愿以偿。此外，大部分人都死在医院与老人院。假如你有年迈父母，我劝你不要让他死在医院。你知道死在医院的情况吗？当病人的呼吸有问题，他按铃，护士就跑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动作是把仪器关掉，免得吵到别人；弄好所有机器才去理会病人。一个人如果被送到医院，他身边常常没有人，他要讲话没有对象，要留下什么都不能够。假如人死在家里，旁边都是亲人，有人抚摸他的前臂，有人轻轻地与他谈话，他可以在爱护底下离开这世界，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吗？”

应该说这类论述很有说服力。事实上就连前面引证过的毕淑敏女士，也在对“死在家里”的现象表示强烈“忧郁”的同时，写下了另一篇文章。在那里，她与美国人讨论起《让死亡回归家庭》来。美国新奥尔良临终关怀医院的布朗女士说：

“我们的口号是让死亡回归家庭。衰老后的死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人们并不觉得成熟的麦子变得枯黄，然后倒伏在地，是多么恐怖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是大自然的必然。旧的麦秸不回归土地，就没有新的麦株的繁荣。在上个世纪以前，人的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看见和体验到生命的消失，他们会认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世界一个必须和不可避免的环节。

但是，本世纪以来，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医学的发达，人们把死亡的地点，由传统的家庭转移到了陌生的医院。死亡被排除出视野。死亡被人为地隔绝了。一位老人，哪怕他从来没有进过医院，哪怕他再三表明自己要死在家里，却没有人理睬他。人们渐渐认为只有死在医院里才是正常的，才算尽到了责任。如果谁死在了家里，舆论会认为他没有得到良好的照料。”

“现代化剥夺了人死在自己熟悉的安全的家里的权利。现在，是回归的时候了。让死亡回归家庭。让濒临死亡的人，享有最后的安宁与尊严。他们将在自己的家里和亲人的包绕之下，平静地远行。”

毕淑敏女士对这位美国志愿者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并感慨道：

“我们原来是死在家里的。后来，由于科学的昌明，我们把死亡搬到了医院里。于是人类最后的温热眷恋，在雪白的抢救帷幕的包裹中，被轻易地剥夺了，遗留下另一种现代的残忍。”

而丛亚丽在《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一文中也指出：

“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如此等等。

无疑，探索生命伦理学的国际前沿，发展临终关怀事业，解决现代的医疗异化问题，以及为此回过头去寻求传统资源，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想，任何有良知并且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大批农民与城市贫民缺医少药地“死在家里”就是对“死在医院”这种“现代性弊病”的一种“超越”。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

“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更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如今，把“死在医院”的现代性之苦告诉大家自然也是不错的，但尤其要十分小心不能使大家得出结论：那么，倒不如让我们“根本进不了医院”，而“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死在家里吧！

“死在医院”是一种“现代的残忍”，那么像李昌平奶奶和张晓山文章中的那些农村孩子那样“死在家里”就是一种“后现代的幸福”么？在后者而不是在美国人面前，“让死亡回归家庭”的口号是否有意义？面对后者，有良知有常识的人们应当“忧郁”呢，还是应当“高兴”？

如今我们的思想界其实常常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于基本的现代化问题尚未解决的现实大谈“现代性批判”，这不就是对“根本进不了医院”的人们大声谴责“死在医院的现代残忍”么？把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理论”搬用于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我们，与向“没有医疗保护的”老人孩子呼吁“让死亡回归家庭”有什么区别？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阶段我们就不能讨论“后现代”，正如贫困农村中也不是不能提倡临终关怀一样。其实笔者认为那些批判医疗异化之论还是很精彩的，假如我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也希望能够在家庭的亲情中安息。但是如果有人以“死在家里的优越性”为理由剥夺我上医院就医的权利，我是要与他上法庭论理的。

死亡是如此，活着不也是同理吗？现代式的活法引起的抱怨导致了不少“后现代活法”的向往者极力夸奖传统活法的好处。他们的说法有不少是对的。但我想，即便他们自己，也不会希望失去选择现代生活的权利而被迫封闭在“传统”之中的。——无论死法还是活法，人们都希望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而不希望被强制。这大概是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们的共同之处吧。

——以上文字写成于2003年“非典”灾难暴发以前。还没来得及找地方发表呢，严重的疫情便把笔者封闭在了家里，到哪儿也不方便了。医院因其高感染概率这时已经被一般人视为畏途，而在严格隔离状态下“死在医院”要比正常条件下那种“后现代”式的医院内亡故更不幸得多。——但是恰恰也正在这当口，痛感我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之阙如、呼吁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呼声大为高涨。

而那一直缺少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使得绝大多数病人不得不“死在家里”的农村，更被担心一旦疫情祸及将蔓延至无法收拾，而引起了空前的忧虑。看来，尽管非典使人们更加不愿“死在医院”，但追求基本的现代化目标以避免缺医少药饥寒交迫地“死在家里”的问题，不是更加淡化，而是更加突出更加尖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