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鸣钟的“失灵”：“徒为巧异、无所实用”

自鸣钟与“西器东传”

16世纪后期，西方人将西洋机械钟表带入中国，其中形制较大的被称为“钟”，因其多能按时自行敲响报时，故传入中国之后被广泛称为“自鸣钟”。关于自鸣钟传入中国的过程，有研究指出：最早是1582年由利玛窦带到澳门，同年由罗明坚等送给了两广总督陈瑞，此后又有1601年利玛窦在北京向万历皇帝的进献，它们大体可以被认为是自鸣钟传入中国过程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两大节点。当然，与之同时以及在此之后，其他的自鸣钟传入事件也在频繁地发生。

英国制的自鸣钟，故宫藏

在自鸣钟传入中国之后，又发生了自鸣钟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事件——1631年，葡萄牙人陆若汉（1561—1633）将自鸣钟赠予来明朝朝贡的朝鲜王朝使臣郑斗源（1581—？）。这也是目前所见自鸣钟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录。据《朝鲜王朝实录》（下文简称《实录》）1631年七月十二日条记载：

甲申，陈奏使郑斗源，回自帝京，献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焰硝花、紫木花等物。千里镜者，能窥测天文，觇敌于百里外云；西炮者，不用火绳，以石击之，而火自发。西洋人陆若汉者来中国，赠斗源者也。自鸣钟者，每十二时，其钟自鸣；焰硝花，即煮硝之碱土；紫木花，即木花之色紫者。上教曰：“觅来西炮，志在御敌，诚极可嘉，特加一资。”谏院请还收加资之命，上从之。

国内学者汤开建、黄春艳在《明清之际西洋钟表在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将自鸣钟传入中国的历程，置于西方人“钟表外交”的大背景下进行论述，因此在提及自鸣钟传入朝鲜一事时，认为陆若汉赠予郑斗源自鸣钟，是希望通过将其赠送给朝鲜使臣而叩开西方文化进入朝鲜之门。而从结果来看，很显然陆若汉的期望是落空了，牢牢锁闭的朝鲜大门，在其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对西方人打开。

关于西洋钟表在中国传播及影响的问题，海内外学者已有大量论著。汤、黄二位在论述该问题时也有归纳式的评价，指出：“钟表及其技术在中国的影响几乎接近于西方历法”，“钟表在中国传播和被认知接受的速度是其他任何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自鸣钟的这种“魔法效应”，在面对朝鲜半岛时却“失灵”了。自鸣钟传入朝鲜半岛，为什么没有带来西方人预期中的效果？西方技艺的高妙，难道就没有对朝鲜人造成震撼？我们通常认为的东亚共同性，此刻又去了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是要进入朝鲜半岛自身的历史语境中去观察。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自鸣钟初入朝鲜半岛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郑斗源与陆若汉的登州会晤

先回到被公认为自鸣钟传入朝鲜半岛的背景事件——1630年郑斗源出使明朝上来。1630年七月，郑斗源被任命为进慰使出使明朝。这次例行的使行活动，同时还被赋予了另一项使命，即请求明朝收回更改登州贡道为天津贡道的决定。因辽东贡道为后金所阻，该次朝鲜使行由海路出使，先渡海至登州，再由陆路抵北京。正是因为此次出使线路的特殊性，才有了郑斗源与陆若汉在登州的会面。

有关这次使行，当事人郑斗源留下了一部记录文献——《朝天记地图》。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资料，既绘制了登州贡道沿途所经海域岛屿和陆路城市的示意图，又在每幅图后附上途经该地时的见闻。从《朝天记地图》的文字部分，我们看到此次使行关于修改贡道的交涉最终并未成功，另外，就本文的关切点而言，也同样令人遗憾，因为在这部文献中，并没有提及郑斗源与陆若汉的会面。

关于这一次会面的记载，留存在了另外一些文献中。比如前述《实录》中的记载即为一例，但是那段文字重点记述的是郑斗源带回的物品，“西洋人陆若汉”只是作为赠礼者的名字，被点到即止，并无更多细节，甚至连两人会面的地点信息都没有提到。而在朝鲜王朝另一部重要官修史料《国朝宝鉴》中，我们看到了更为详细的记载：

秋七月。陈奏使郑斗源回自京师，献西洋火炮、焰硝花、千里镜、自鸣钟、紫木花及诸图书等物。上以其志在御敌，特加一资，因谏院启还收。

（原文注）郑斗源先来状启曰： 西洋国去中原九万里，三年可达皇京。陆若汉即利玛窦之友，尝在其国制火炮以灭红夷、毛夷之作梗者，尤精于天文历法。到广东，请以红夷炮讨虏师，帝嘉之，以为掌教官，送于登州，军门待以宾师。钦天监修历，亦全用若汉之言。一日若汉来见臣，时年九十七，精神秀丽，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臣愿得一火炮归献，若汉即许之，并给其他书、器，列录于后：《治历缘起》一册、《天文略》（此处疑应为阳玛诺（Emmanuel Diaz）所作《天问略》。）一册、利玛窦《天文书》一册、《远镜说》一册、《千里镜说》一册、《职方外纪》一册、《西洋国风俗记》一册、《西洋国贡献神威大铳疏》一册、《天文图》《南北极》两幅、《天文广数》两幅、《万里全图》五幅、《红夷炮题本》一。千里镜一部，窥测天文，亦能于百里外看望敌阵中细微之物，直银三四百两云。日晷观一座，定时刻，定四方，定日月之行。自鸣钟一部，每于十二时自鸣。火炮一部，不用火绳，以火石击之而火自发，我国鸟铳二放之间，可放四五次，捷疾如神。焰硝花，即煮硝之碱土者。紫木花，即绵花之色紫者。

朝鲜使臣在完成使命后回国途中，往往要撰写报告先行送回国内，称为状启。与《实录》不同的是，《国朝宝鉴》记录郑斗源出使一事时，将他提交的状启中的一部分文字，以小字夹注的方式，抄录了下来。从这部分状启文字中，我们就看到了郑斗源与陆若汉会面地点为登州这一细节信息。除此以外，不难发现《国朝宝鉴》编撰者在处理这部分内容时是有取舍标准的，即重点关注与“西洋”有关的内容。于是，他们专门将郑斗源状启中关于西人、西书、西器的文字摘录出来。首先便是“西人”陆若汉的事迹，包括其与利玛窦的关系、在火炮制造和天文历法方面的专长、参与崇祯年间招募葡兵一事关于崇祯年间招募葡兵一事，以及陆若汉参与其中的历史细节，的经过，同时还有关于其年龄和相貌的记述。

令人不解的是，郑斗源称陆若汉当时年纪为97岁，这一点与事实不符。据记载陆若汉为1561年生人，时年应为69岁。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这一关于年龄的误解是怎么产生的，但这一误解直接导致了郑斗源对陆若汉“精神秀丽，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认知的产生。以至于在其后与朝鲜国王仁祖的一次对话中，当被问及“陆若汉何如人也”时，郑斗源的回答是“似是得道之人也”。然而，有意思的是，和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一幕相比，郑斗源误认为陆若汉97岁这件事，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据说，1630年陆若汉进京时，当时北京城纷纷谣传陆若汉已有250岁，“结果很多人都围绕在这位勇敢的老人身边，像是要寻找长寿的秘诀，试图抚摩他的身体”。

《国朝宝鉴》对郑斗源书面汇报的内容，只是选择性地摘录，该报告的原始内容应该要更详尽一些。产生于同时代的一部私撰著作——赵庆男的《续杂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补充。赵庆男抄录了一部分他所见的郑斗源状启的内容，与《国朝宝鉴》所记又不尽相同。比如，其中提到郑斗源一共提交三份报告：“《先来状启》《西洋国奇别》及《紫木花状启》各一道”，由此可知，《国朝宝鉴》和赵庆男抄录的内容，准确来说应是郑斗源所作《西洋国奇别》的部分文字。又如，其中更具体地提到陆若汉“统公沙·的西劳等夷到广东”，公沙·的西劳正是当时所招募葡兵的统帅。再比如，提到“礼部尚书徐光启题请优待”，所指乃是徐光启在招募葡兵一事中的表现。这些内容在《国朝宝鉴》中均未见。

再看《国朝宝鉴》记录的后半部分，是关于陆若汉赠予郑斗源的物品目录，包括书籍、图绘和器物等。按郑斗源的汇报，他主动向陆若汉求取的，只有火炮一物，后者爽快答应了。至于其他东西，都是陆若汉主动赠予的。郑斗源将这些书、器名目一一记下，成为这些西方书籍和器物第一次大规模流入朝鲜半岛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字记录。因本文重点关注自鸣钟，故书和图的部分暂且略过，仅看其中所记器物：火炮、千里镜、日晷观、自鸣钟、硝石、紫木花。如果说记录的顺序、描述的详细程度和当时记录者对这些器物的关心程度存在正向关联的话，似乎自鸣钟在所有受赠礼物中的重要性排序并不靠前，除一句“自鸣钟一部，每于十二时自鸣”外，别无更多记述，朝鲜人郑斗源至少并没有表现出如明朝人初见自鸣钟时那种“惊艳”的感觉。

如果再看《续杂录》中的记载，会发现郑斗源在《西洋国奇别》里列出各种物名之前，其实还有大段对所见事物的应对和思考。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点。

其一，在了解到陆若汉精通天文知识后，安排自己所带的译官李荣后专门向其请教，学习天文之法，以期在回国后将所习之法传授给观象监官员。其二，见葡兵火炮的火石击发之法，联想到朝鲜国内也产火石，安排手下郑孝吉学习该法，意欲回国后模仿试行。其三，见硝石制作之法，联想到国内火药价高问题可以通过自产硝石缓解，于是带回硝石样品，并建议从椵岛雇佣明朝制硝工匠，以期实现朝鲜火药低价量产。其四，见自鸣钟，知其为定时之具，认为带回后可依样仿造，用来辅助校准观象监原先用以计时的漏刻时计。这里的第四点，与本文关注的自鸣钟问题密切相关，后来朝鲜王朝也确实进行了自鸣钟的仿制，此为后话。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有待解决，且在目前所见朝鲜王朝一方的文献中无法确知，那就是郑斗源和陆若汉究竟于何时见面？韩国学者李元淳在《朝鲜西学史研究》中提及该问题时推测：1630年郑斗源等一行出使时，因仍采用旧的登州贡道而被明朝方面拒绝入京，在登州滞留20余日，于是有了郑斗源在登州军门孙元化（1582—1632）帐中偶遇陆若汉一事。但该结论似乎并无确凿文献依据。

考证二人见面时间的另一条路径是追索陆若汉的行动轨迹。根据董少新、刘小珊等学者的研究所示：陆若汉于崇祯三年（1630）六月，曾离开北京返回澳门，处理购炮募兵事宜，崇祯四年（1631）三月，由于登州前线吃紧，陆若汉与公沙·的西劳等“为登抚孙元化调用”。而郑斗源使团是在崇祯四年六月返抵朝鲜。从朝鲜到登州航程为一个月。故知陆若汉在登州与朝鲜使团相遇即在崇祯四年三月至五月间。显然这一种推断更为可靠，而且这也回答了前文的一个疑问，即在郑斗源的《朝天记地图》中为何只字未提陆若汉？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天记地图》只记了朝鲜使团的去程，并未记述返程期间发生之事。

综上所述，1630年朝鲜使臣郑斗源出使明朝，1631年三至五月间在其回国途经登州时，于登莱巡抚孙元化处结识葡萄牙人陆若汉，并从其处获赠大量西书、西器，其中就包括自鸣钟。自鸣钟由此第一次被带入朝鲜半岛，并与大量西学书籍、图绘和火炮、千里镜等代表性西方器物一同被呈送给朝鲜国王。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自鸣钟并且留下记录的郑斗源的笔下，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他在面对这一西方新奇器物时有过多的情绪波澜，他只是平淡地认为其可资依样仿制，作为校准当时朝鲜所用漏刻时计的辅助工具，仅此而已。

“徒为巧异、无所实用”的自鸣钟

郑斗源对自鸣钟的反应显得过于平淡了些，那么其他朝鲜人会不会不太一样呢？似乎也并没有。按照《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郑斗源回国献上陆若汉的赠礼之后，国王仁祖的第一反应是对其进行论功行赏，官升一级，理由是“觅来西炮，志在御敌，诚极可嘉”。但是，司谏院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请求国王收回“加资之命”，最后仁祖听从了这一意见。

朝鲜王朝司谏院的言官为什么要反对国王对郑斗源论功行赏？从实录中并不能找到答案，但是在一本题为《凝川日录》的朝鲜王朝时代文献中，却记录下了这一过程中国王旨意和司谏院上书的详细内容：

传曰：陈慰使郑斗源，处事明敏。其所觅来西炮，精巧无比，实合战用，其多甚杀贼为国周旋之功，极为可嘉。特加一资，以表予意。一行员役中可赏者，亦令书启。……院启：陈慰使郑斗源状启，殊极诞慢，其所上进之物，徒为巧异，无所实用者多，而盛有所称引，其不识事理甚矣，此诚可罚而不可赏。而一小炮觅来之故，至于资级，物情皆以为非。请还收加资之命。

司谏院反对的理由中有一条是“其所上进之物，徒为巧异，无所实用者多”。由此可见，自鸣钟作为郑斗源上进物之一，在司谏院官员看来，属于“徒为巧异，无所实用”之物。自鸣钟的确有制作精巧、令人惊异的外观特征，但是论及实用性，在这些朝鲜人看来却并无价值。细细想来，说自鸣钟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这话不无道理。钟表的实用性在于指示时间，而在当时的朝鲜，事实上并不缺乏指示时间的工具，即使是自动报时功能，在当时朝鲜人看来也并不新奇。

朝鲜时代学者李圭景（1788—1856）的一段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他在《自鸣钟辨证说》一文中这样写道：

候时自鸣之制，古必有之而无传。自唐、宋已有其渐，畴人辈出，西通昧谷故也。（间注）张衡、一行、祖冲之皆能作仪，运转自动。苏鹗载新罗献万佛山，木人稽首，其机在钟。《唐书》：罽宾国遣使进天文经，拂菻国其王城门楼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时之十二时，为一金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发声引唱，以纪日时。宋太平兴国中，张思训上浑仪，七人直七政，十二神直时，皆以机发。魏朴、马钧俱通此。中原本有自动自击之可考者也。元有郭守敬七宝灯漏，钟鼓应时自鸣。（间注）按《甲子会纪》：元泰定帝二十二年甲午，元主作刻漏，玉女捧筹，金甲神人自击钲鼓。一说元顺帝自制龙舟及宝漏，按时而动，名自鸣钟，精巧出人意表，皆未曾有者也云。元帝宫漏，详在辨说中。皇明初，詹希元沙漏，童子自击钲鼓。王征轮壶，木人自行，手撞钟鼓，以报更点。我世宗朝御制简仪台，铜人自击钲鼓。郑三峰道传撰《经国大典·工典》，有“自击匠，注自鸣钟匠”云。《弘文馆志·中庙朝》，有“内下自鸣钟于本馆”之文。然则中国与我东，从古原有此制。

李圭景考证了定时自动报时装置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发展史，认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自古就有自动报时装置的技术和实物存在。他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提到了汉代张衡等人制造的自动仪器、唐代新罗国进献的万佛山造型的自动仪器、宋代张思训的浑仪、元代郭守敬的七宝灯漏、明代詹希元的五轮沙漏、朝鲜世宗朝的简仪台等装置。最后他还专门提及在朝鲜方面的文献记录中，早在16世纪中叶前，就已经有了“自鸣钟”这一词汇及其所指称器物的存在。从知识史和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1631年朝鲜人接触到带有西方色彩的“自鸣钟”的概念和实物时的平淡反应，似乎也就变得合乎情理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的视角去看待明代中国和朝鲜王朝在最初面对西方自鸣钟这一事物时的不同反应，还是会生出些许不解。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难道就没有人像李圭景那样认为自鸣钟技术在本国古已有之吗？还是说即便是存在这样的认知，最初接触到自鸣钟的明朝人还是被西方器物“巧异”的特性所吸引和征服，而“实用”这一价值判定相应地退居其次了呢？

有观点认为，自鸣钟初入明代中国时，其制作工艺还达不到准确计时的程度，甚至比之传统的中国计时仪还要逊色不少，因此它带给中国社会的只是满足皇帝和上流社会极少数人群的猎奇心理需求而已，此时人们关注的只是它精美的外表和复杂唬人的金属齿轮结构，其自身的实用价值尚未体现出来。

两相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尽管自鸣钟在初次进入明朝和朝鲜王朝时，直面的对象都是社会上层精英群体，但收获的两者反应却截然不同。前者被其精巧的外部特征吸引而对其投以极大关注，而后者却因更注重器物的实用价值而对其几乎不屑一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或许是对此差异性表现最合理的解释。明代中期社会精英阶层物质条件的相对富足，成为滋养和支撑其猎奇心理需求的基础，也为自鸣钟之类的西方器物的进入和被接受提供了空间。而17世纪初的朝鲜王朝在相继经历“壬辰战争”、后金侵袭等破坏之下，国家经济陷于疲敝不堪的状态，整个社会自上而下正严禁奢靡、奉行节俭。在这种氛围之下，自然就没有留给巧异而不实用的西方器物进入并产生影响的缝隙。

“利玛窦模式”在朝鲜半岛的失利

17世纪初，西方人试图将西方文化输入东亚的企图及其相应策略，在面对朝鲜半岛时何以失败的原因，这下也便呼之欲出了。之前已经提到，有学者认为，陆若汉将自鸣钟等大量西书西器赠予郑斗源带回朝鲜，背后存有西方人寄望以此叩开朝鲜大门的企图。更有研究者对此有进一步的揭示：陆若汉与郑斗源看似不经意的会晤，实际上是当时西方一些势力的精心安排。果真如此，那么西方人费尽心机的安排，最终可以说恰恰是败在了它对此前面对中国时出奇成功的“利玛窦模式”的盲目自信之上。

有关利玛窦和自鸣钟的故事，还有这样一个情节：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北京献上了礼物，万历皇帝很欣赏那两架一大一小的机械钟，他把小的留在身边，第二年令工部为有摆锤的大钟修建了木阁楼。皇帝因这些讨人欢心的礼物而对教士们有了好感，也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兴趣。为了正常维护和使用机械钟，他指定四名太监向利玛窦请教。利氏再三向皇帝请求在北京居住，利用当时中国人还不了解发条的作用略施一计，故意松了发条，使钟“既不守时，也不报点”，于是皇帝命令外国人前来修理，而利氏也成功定居北京。

利玛窦被尊为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奠基人，而这个故事也赋予了自鸣钟非同寻常的标志性意义，甚至成为后来西方国家“自鸣钟外交”政策的滥觞。“自鸣钟”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文化传播中国过程中孕育出的一件“魔法物品”，发生在日本的类似故事，也更进一步印证了它的“魔法效应”——利用西方精美新奇的日用器物，引起东方国家上层精英的关注，进而引发他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最终实现将西方文化传播到该国的目的。

自鸣钟的“魔法效应”，在西方文化向中国、日本的传播中，都得到了显现和印证，这在某种程度上令西方人对其产生了足够的自信。于是在面对朝鲜半岛这一前期未能攻破的堡垒时，一旦有了展开攻势的机会，他们便最先使出了这一杀手锏。然而这一次，他们却因为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而败北。究其原因，西方人没有对朝鲜王朝的社会经济状况做出准确的研判，不知道当时朝鲜王朝的真正需求。

郑斗源在会见陆若汉时，其实是传递了明确的需求信号的，他向陆若汉提出的唯一请求便是“愿得一火炮归献”。陆若汉满足了他的要求，但却没有读懂朝鲜人“唯一请求”背后的深层意味。在众多的西器之中，郑斗源独求“火炮”，正是因为它才是当时对朝鲜王朝来说真正最“实用”的东西，对身处明清战争夹缝之中的朝鲜王朝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是自保、是生存，而葡萄牙人坐拥的战争利器“火炮”，可比作救命稻草。

郑斗源与陆若汉互动过程中的其他一些表现，也明显传递出对于“火炮”及其相关技术的渴求，比如他专门让手下的郑孝吉去学习火石击发之法，对火药制造原料之一的硝石及其煮制技术表现出极大兴趣，而在郑斗源回国后给国王的报告中，甚至还表示要寻机向陆若汉求取红夷大炮相关的技术：

臣见西洋红夷炮丸子，其大如斗，直到八十里外，天下之壮器。若汉时住登州孙军门处，臣既与之相知，后日军门前送咨文时，兼付一书求其法，则红夷炮法亦可学矣。

然而陆若汉没有随机应变，只是机械地执行了既定的计划，向朝鲜输出大批西学书籍、地图、精巧器物，殊不知送出的这一大批礼物，其实还抵不上一架火炮有用，甚至这些对当时朝鲜王朝而言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还有可能淡化了火炮的存在感。朝鲜王朝司谏院对郑斗源的批评意见，归根到底就是在说：带回来一大堆没用的东西，真正有用的火炮，就只带回来一把，谈何有功，何必奖赏？

对西方人而言，此时可以说遗憾地错失了一个叩开朝鲜半岛大门的绝佳机会，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借助历史性的“郑、陆登州之晤”，西方人能够通过准确把握朝鲜王朝真实紧迫的需求，适时调整赠礼策略，以一定数量的火炮作为主要礼物，或者更明确地表明愿意向朝鲜方面提供军事技术援助，那么，叩开朝鲜的大门也并非没有机会。西方人在向明代中国传播自身文化时确实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虽然同为东亚国家，但是当时的朝鲜王朝却有着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不考虑这些实际状况，盲目、机械地套用经验性的固化模式去开展文化传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西方人的失败，这样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然值得被吸取。

自鸣钟在朝鲜半岛的首次亮相，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但是自鸣钟在朝鲜半岛的故事，却也由此拉开了帷幕。郑斗源带回的自鸣钟，不知去向何处。但是到了1669年，有个叫宋以颖的朝鲜人，成功仿制出了一台以齿轮驱动的西式自鸣钟；朝鲜国王景宗（1688—1724）御笔写过一篇《自鸣钟记》；有清一代，往还中朝之间的朝鲜燕行使的笔下，频繁出现在北京观看甚至购买日益先进精致的自鸣钟的记载。尽管开局不同，但自鸣钟作为承载鲜明的西方技术和文化特征的器物，在此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东亚不同国家的影响，似乎又慢慢汇拢到同一条路径上来。

（本文选摘自《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代东亚海域史》，王鑫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来源：王鑫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