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文 | 维克多·库马尔、里奇蒙·坎贝尔
来源 | 《超越猿类》序言
起初，一缕缕有机物漂浮于深海表面。在横行无忌的自然野蛮力量面前，它们全无抵抗之力。然而，一旦细胞堡垒建立起来，它们就摆脱了被任意蹂躏的命运。于是，生命的种类和数量日渐繁盛。
简单细胞生物书写了地球生命史一半的篇幅。20亿年前，出现了一些细胞吞噬其他细胞的现象。细胞群中的细胞被赋予了不同的专业任务，如存储设计蓝图或生成能量。又过了5亿年，复杂细胞才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新的超级有机体。
慢慢地，多细胞生命走向了不同轨道，于是出现了植物、真菌、蠕虫和鱼类。在几亿年的时间内，所有这些生物都获得了离开海洋、定居陆地的必要条件。
从三四千万年前开始，一些动物又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它们建立了社会群体，群体成员会互相保护、分享食物以及共同抚养后代。大象、狼、海豚、鲸、猴子和猿等动物应运而生。
最终，在生命之树的一小个分支上（准确地说，是灵长类动物这个小分支上的某个更小的分支）进化出了一种超级合作动物。大自然于浩瀚生命史的最后一瞬间创造了人类。
何其幸哉？
不，一切言之过早。
地球慷慨地孕育了丰富的生命形态。在生存斗争中，自然选择法则偏爱那些碰巧拥有优秀生存和繁殖能力的个体。一般来说，大自然不会特别关照那些无法照顾好自己的生物，更不会青睐那些为竞争对手奉上自己的利益的生物。
然而，个体也会联合起来供整体驱策，这一趋势出现在生命史上的几次重大进化转场中。复杂生物体的活动开始包含其组成部分的活动。因此，进化慢慢拓展了它的聚焦范围：自然选择的单位不再只是单个细胞，还有细胞组成的独立生命体，以及一个个独立生命体组成的群体。
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微观的个体单元间会产生持续的利益冲突，对私利的盲目追求会为宏观集体单元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一个复杂的生物体中，微观个体单元不具备各自为政、唯利是图的条件，细胞无法在群体这个大家园之外独自存活。然而，在合作性动物的大集体中，动物个体能够以牺牲群体为代价来满足自我利益，它们会反复面对这类诱惑。
合作动物通常与同伴相互依赖，所以个体自身利益与同伴利益紧密相联。但有时，为了在生殖适应性方面获得更丰厚的个体回报，它们也会甘冒利用集体的风险。合作动物在自然界中已经很罕见了，而具有高度灵活合作能力的动物则更为罕见，实际上，地球上目前只存在一种这样的动物。
我们之所以能与其他人友好共存，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找到了一种维持依赖关系的方法，他们成了道德动物。随着人类进化史纵向延伸，我们的亲缘“感受”范围在不断拓展。通过一以贯之地相互关爱，人类实现了世代繁衍生息，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不仅仅是道德动物，还是文化动物。人类能够通过语言和观察传递大量的适应性信息，而不单单依赖基因复制。利用文化进化渠道，人类群体可以不断继承并完善道德准则，从而减少冲突，维持合作。
文化积累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制度，如政治和宗教，从而促进了知识、技术和社会组织的戏剧性革命。更重要的是，通过道德“升级”，社会制度使得人类可以生活在一个兼具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大型社会中—尽管人类要付出杀戮、暴力、压迫以及剥削的代价。
这一切都不是智能设计的结果。就像地球上的生命形态从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逐渐进化成复杂哺乳动物一样，人类道德是在自然选择与进化的塑造下缓慢形成的。
道德是一种生物文化适应，它的进化功能是解决相互依存的生活问题以及维护集体团结。因此，道德承诺，不管是好是坏，一定会为生命史带来一次重大进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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