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江五小学

约莫还是疫情之前的事了。有一天黄昏路过市三女中，旁边就是我小学的母校江五小学（江苏路第五小学）。那时我不知学校已迁址，只是好奇大门为何紧闭。我沿着围墙的缝隙往里张望，仍能看到我们上课的那栋米黄色教学楼，看见楼前的那片大草坪，只是草已不那么鲜绿。我寻找着那个六角亭，那个有翘角飞檐的亭子，四周曾爬满黝黑的老藤，秋天会开紫色小花，飘着淡淡的清香。

市三女中解放前叫中西女中，“江五”是中西附属小学。旁边有一家文具店叫中西文具店。那时候比较时尚的文具是卷笔刀，谁拥有一个比较时尚的卷笔刀，都会在班上引起一阵小小骚动。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贫困，许多同学都穿带补丁的衣服。冬天很少有同学戴羊毛围巾，都是家里人用毛线或棉线勾结的领圈。女孩子裹着五颜六色的领圈也煞是好看。老师总是表扬用刀片削铅笔好的女同学，特别是还能帮助同桌手笨的男孩。“中西文具店”名字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改革开放后又恢复了。

许多年后，邬达克的建筑突然在上海出名，人们才知道，市三女中也是他的作品。那里有拱形外廊的教学楼，镂花彩色玻璃，专门的音乐教室，比“江五”更大的草坪。我不知当时校园为何有这么个中国园林式六角亭。有一次学校民乐小组排练，庆祝“六一”，新民晚报一摄影记者要来采访，老师把民乐队从有隔音板的音乐教室拉到六角亭，临时把我叫去当小指挥。后来这张六角亭照片发在晚报文化版上。四十年后，我去了晚报主持工作。命运大概就是这样，冥冥之中已为你做了安排。听说那个六角亭后来被拆了，但它的形状和美感，成了我们老“江五”人的独特记忆。

市三女中五四大楼（原中西女中景莲堂）底楼

市三女中与“江五”只隔着一堵简陋的矮墙。我们踮踮脚就能看到毗邻的操场。远处是绿树掩映的红瓦大楼。那里隐隐有一种神秘、安静、优雅的气息。冬天有太阳时，常可看到一位穿深色短大衣、裹围巾的老妇人，独自在校园里漫步。她会随手捡起纸屑，拔去草坪上的杂草。后来听班主任说，她就是市三女中校长薛正。想必她在教育界很有影响，否则怎么连小学老师都知道。我至今还能回想起薛正不苟言笑的脸庞。但她的生平故事一直到她离世后才慢慢被人知道。她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教育系，受五四运动影响，怀有强烈的爱国心。后被聘为中西女中校长。即使在美国人主持董事会的年代，她也坚持要让更多中国人进入校务委员会、开设中国历史课。抗战时期，中西女中被日本军队占用，她不顾个人安危，六次去占领军司令部交涉。之后，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希望以更专业的知识培养新的女性。1960年，她被正式任命为市三女中校长。那时，国家正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有人提出把大草坪铲了种菜养猪，薛正坚决不同意。于是招来攻击，说她只关心草地不关心人。薛正严词回应：有草地才能不让灰尘弥漫，我正是关心学生健康，才要留住这片草地。薛正的刚正不阿，“文革”中没让她少吃苦头。直到七十年代后她才重回校园，开始了最后十年的呕心沥血。她当时特别重视外语教学，希望年轻一代更多了解世界。有两位八十年代市三的学生回忆：那时市三的外语教育在全国领先，但老校长似不太关注升学率什么的。有一天下午，全校竟停课听拉线广播薛正训话。起因是有同学在楼梯打闹撞人；厕所脏、乱、差。那个年代百废待兴，大家普遍活得局促潦草。薛校长却说：一个厕所里不知道冲水的孩子，一个连个人环境卫生都搞不好的女孩子，将来很难成为一个好的女性，也不能管好她的家庭和子女。回忆者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走楼梯不管上还是下，都应该往右走的。厕所应该保持干净，这关系到每个人的体面。她还说，薛正的这次训话日后她曾无数次回想。作为教育家，薛正在宏大世界观前，首先训诫学生做一个体面的人，这位市三毕业生觉得这是她在市三女中受到的最重要教育。薛校长的半身铜像，现安放在学校教学楼前（下图）。

我们江五小学的校园里，也常可看到两位老妇人的背影。一位是支部书记彭芸，她戴一副眼镜，肩上总披一件深色外套，据说她是南下干部。另一位是校长朱静瑛，她走路身板挺直，衣着一丝不苟，只是头发有点花白。她们俩走在一起喃喃细语，看上去就像姐妹。同学们有时会在背后议论：猜猜她俩谁职位高？彭书记平时沉默寡言，每次全校拉线广播都是朱校长说话。记得有一次在大礼堂开春游总结会，朱校长批评了有些同学显摆自己带的食品，如精白粉面包、蛋糕之类（那时一般家庭早餐吃泡饭，外出大都带标准粉面包）。她表扬了我带的是最便宜的大饼油条。其实比起面包，我确实更喜欢大饼油条。但从此，同学间互相攀比少了。春游时带自家蒸的白馒头也有。

那时候，少先队大队干部也是要选举的。大队部会在学校黑板报上公布候选人主要事迹，然后在全体少先队员中投票选举。有一年我得了较高选票，同学们开玩笑对我说，这回你可当大队主席了。几天后，大队辅导员魏婷老师找我谈话，她那时大概二十多岁，齐耳短发，率直开朗，在少先队员中很有威信。她对我说：“我们考虑让你当大队劳动委员，大队主席先让另一位同学担任。虽然他的成绩不如你，但你要尊重他，配合他工作，并要带领少先队把劳动工作抓起来。”我默默点头。许多年过去了，魏老师的这番话常在我耳边回响。“尊重人”“重视劳动”这两颗种子播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

六十多年前，学校的条件、设施与今不能同日而语。操场上除了竖着几根让大家攀爬的毛竹竿什么的，几乎没像样的体育器械。当中国乒乓球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后，校园门口拉出了横幅：青少年，打乒乓球去！走进学校，左手边并列两个教室就放着四张乒乓球桌，课余时间，不少小朋友就在那里左右开弓。体操队的藤圈操在操场上夺人眼目，绿色草地上，穿着白色体操服的少女，时而弯下纤细的腰肢，时而伸展修长的臂膀，时而蜷曲柔软的身姿……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美的享受。

“江五”的校友们回忆起小学的老师，印象较深的总是几位语文老师。二年级时是一位叫白杏元的老师。她第一次自我介绍：“我姓白，白颜色的白。知道我为什么姓白么？因为我爱干净。”同学们至今记得她说话的声音。她常穿一双白皮鞋，衣着在当时也算时尚，但颜色都比较淡雅。她上课会表扬那些爱书、把书皮包得好的同学。三年级时，从外校调来一位语文老师叫周幽之。她特别重视朗读。有一次她让我站起来读叶挺的《囚歌》。我读完，她说：你把“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子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这句再念一遍，要先抑后扬，“人”字要拖长一点，这样才能体现革命者的凛然正气。她不仅让我们知道了朗读的技巧，也让我们通过朗读体会朗读以外的道理。到高年级，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王佩娟。她是语文教研组长。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她上每一堂课都让同学提问，十分认真，但从不拖课。那时学校就已规定，下课要让学生去户外活动。（近六十年过去了，看到今天报纸上还在呼吁：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学生。可见有些顽疾还是挺难克服的。）有一回王老师上全区公开课，课题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外校来了许多老师，礼堂后排都坐满了。王老师之前已告诉大家，这堂公开课不做事先安排，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所以课堂气氛活跃，大家纷纷举手发言。我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就会变成无限的？”王老师先让同学们回答。于是，许多同学从不同角度发言，有时会引来哄堂大笑。王老师最后才做归纳。这堂公开课的效果出人意料，听课的老师无不点头称赞。几十年后，同学中有几位也当了老师，她们也总是鼓励学生提问。她们都相信，能让学生自由提问的老师才是好老师。

也有让我难受的记忆。有一次老“江五”人聚会，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她后来去王佩娟老师家里看望过她。王老师曾与她说起：我一直很关心他（指我）成长，没想到“文革”中他也写我大字报。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她说得很轻，但我仍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不只是因为做错过事，而且，我已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人的记忆会不会有意无意地屏蔽？）你可以解释当时年幼无知、被时代潮流裹挟，但被伤害过的人不会忘记，这就是事实。我真希望王老师还能看到这篇文章，向她表示这份迟到的歉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写下这点文字，是因为江五小学在今天仍有一定影响。记得有一回市里开会，需事先签到。排在我后面的一位男士签完名突然问我：“你是江五小学的？”我说：“是的。”他又问：“你当过大队主席？”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他热情地伸出手说：“我也是江五的，比你低两届。”于是，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少年时代。聊起那片大草坪、那个六角亭、毗邻的市三女中（他后来当了市教卫党委书记）……我们都高兴“江五”今天仍是重点小学。虽然时世变迁，重点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但山高水长、花开花落，我们都相信有些重点是不会、也不应该变的。

原标题：我记忆中的江五小学 | 陈保平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图片来源：市三女中校友理事会

来源：作者：陈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