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谁在用生命守护国宝

文汇报记者 王雪瑛

“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新婚的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丈夫扭过身对她说：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南京，马上就回来，前后最多半个月。而此生，梅遇影再也没有见到那文松踏进这个门槛……”祝勇创作耗时最长、用功最深的长篇小说《国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近日，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写下这段描述，我感觉自己找到了这部小说的语感和状态，书中的人物也有了生命感，成了真实的人，小说的题材是故宫文物南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写人，小说最能牵动读者的并非情节本身，而是人物的生活与情感。把人写活了，小说才满盘皆活，‘故事’也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

作家刘心武认为，《国宝》将千年丹青与万里河山、文化守护与人性光泽创造性融合，淬炼出一段关于民族记忆的壮阔史诗。

删改十余稿，改动的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

《国宝》以抗战烽火岁月中故宫文物南迁为叙事主线，叙写故宫博物院那文松等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携万余箱故宫文物踏上跨省南迁的艰难历程。他们由北向南，又由东向西，跨越国内数省，守护故宫文物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辗转迁移。文松们历经颠沛流离，承受着妻离子散的命运，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用生命完成一代人对中华文化的庄严守护。小说的另一条叙事线索则以那文松的岳父、收藏家梅从云为主要人物，延展到北平的古玩界和戏曲界，叙写了他们在日寇统治下的屈辱与抗争。祝勇以真实历史为经纬，历时5年，完成这部两卷本60万字的《国宝》。

祝勇是散文创作的代表性作家，在故宫题材方面亦深耕多年，然而从非虚构散文到虚构小说的转型并非易事。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如何从史海钩沉的散文迈向文学虚构的小说？祝勇坦言：“《国宝》光是开头都写了好几个，第一稿写了35万字，因太贴史实而不是好小说。”他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将已经完成的初稿删了一半，认真删改十余稿。不断改动的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终将纪实骨架优化为虚构的血肉。

“文学最终聚焦的是文物背后的人，小说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回到提炼小说人物、塑造人物上。”祝勇说，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庄灵讲述的有关父亲庄尚严的细节。庄尚严参与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全过程，他的儿子庄灵出生于1938年，正是在南迁路上。1933年2月6日凌晨，庄尚严护宝离开北平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在临终前给至亲留下的最后两个字是北平……这个重要细节让祝勇怦然心动，捕捉到了小说的人物形象。他表示：“庄尚严先生，是小说主人公那文松的原型之一。当年，没有人知道，这条南迁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我要写出这种人物对未来的未知感，对命运的不确定感，以及这种不确定感中的复杂人性。这些人物每天与我朝夕相处，我就像是他们的朋友，深知他们的悲欢喜乐，和他们一起哭笑。”

打破“英雄主角”模式，塑造文化守护者群像

作家梁晓声认为：“《国宝》对故宫文物南迁的文学叙事，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同时祝勇叙写了国宝保护人的家族之命运，他们与亲人的悲欢离合。”当年参与故宫文物南迁的有穿草鞋的学者、护文物的故宫人、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等，他们扛起了保存中国文化血脉的重任，在抗战炮火中实现了史上规模庞大的故宫文物迁徙。祝勇注重在严酷历史中对人性微光的捕捉，倾心描绘了抗战烽火中文化守护者的群像。

故宫文物从北京南迁至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主人公那文松护宝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穿越秦蜀古道……为了躲避日寇飞机轰炸，文物列车常常昼伏夜行，还会临时停车，他们时常在山林野外生存。那文松的右手手指在攀援中受伤，无法及时医治而严重感染，到达医院后只能被迫截肢。无法握笔让酷爱书法的他备受打击，护士带他看望医院里武汉会战的伤兵，他们的英勇与惨烈，让他重新振作，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国宝》中有不少情节涉及他们在蜀地的艰难困苦。祝勇对记者表示：“大量的历史细节丰富到人物形象上，人物就变得更加丰满。遇到困难的时候，川人的幽默达观，是一剂良药。我希望能在人物身上给予充分体现。”

文物鉴赏和收藏家梅从云颇有中国人的凛然气节，他建立地下护宝网络，将珍藏古籍缝入戏班行头转移，借梨园堂会掩护文物鉴定专家撤离。他没有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低头，而是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民族大义。武生泰斗丁铁竹起初对压迫选择忍耐，随着矛盾冲突加剧，他发出了反抗的声音，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倒在了日军的枪弹下。梅遇影怀着身孕千里迢迢来寻找丈夫，她一路艰辛坎坷，最终也没有见到那文松……

小说中不少人物都命运悲凉，作家为什么下笔“越写越狠”？“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要抱着严肃的态度回顾这段历史。”祝勇回答，“其实这是时代施加给人物的不可逆转的命运。真实历史中人物的命运，比我笔下的还要惨烈。”小说表达人物的守护国宝的精神，涉及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生与死是绕不开的主题，小说写了悲壮的死，更写了希望的生，塑造了代表着中国民族精神的人物，描写了他们对日寇的英勇抗击，体现了中国人在苦难屈辱中的觉醒与反抗。祝勇刻意打破“英雄主角”模式，让挑夫、船工等出现在小说的情节中，如峨眉山下因护宝而忍饥受冻的老挑夫，长沙临时库房中誓死守护的年轻学徒……他们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守护者的人物群像。祝勇在谈小说创作时表示：“写历史题材的小说，不能写得太全太满太传奇。历史背景与日常生活要互相渗透，历史和人物要落地，有血脉感。”

《国宝》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触摸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历史的鲜活质地。作家邱华栋称赞：“小说重现故宫文物南迁这段文化征程，每一处险境都步步惊心，人在，文物在，家在，国也在，生动呈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守护国宝的精神。”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