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长的秋天：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与他的学生们

2025年3月14日，95岁的原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驾鹤西去，只留下毁誉参半的身后评价。

❶《楚汉争》

1984年9月的一天，天蒙蒙亮，江南医院收发室职工方培林蹲守在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政府的门口。

这个后来被王岐山同志评价为“民间金融的先驱者、金融体制改革的推动者”的传奇人物当时仅仅32岁，他向镇委书记黄德余阐述了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的强烈愿望，并拿出随身携带的《温州日报》，上面转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上写着：

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

方培林认为，私人创办的银行，自然也符合一号文件中“联合兴办各种企业”的描述。

他还认为，作为温州市著名小商品批发基地的钱库镇，有着大大小小的小商品生产工厂与批发业主，对流动资金有巨大的需求，这生意没理由不火。

9月29日，方兴钱庄挂牌开业。但在第二天，当地的农业银行联合人民银行温州支行，上门查封了方兴钱庄。

自此，温州的民间金融被迫转入地下，方培林自嘲地说：

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方培林以自家宅子，作为方兴钱庄的营业所）

很快，一份关于方兴钱庄的报告上呈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资金监管与银行改革的副行长刘鸿儒对此高度重视。

一方面，他电传回复央行温州支行：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但另一方面，刘鸿儒向他的老上级、一位陈姓高层领导提出：

现阶段我们的金融体系覆盖面并不完全…我们的国有银行相当于国营企业的总会计和总出纳，不得向私营企业发放贷款。这就使得私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通过合法渠道获得资金支持… 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一味地“堵”是没有用的，甚至可能导致以后的金融乱象。

刘鸿儒提出的一个设想是，既然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借款，是否可以通过发行股份，解决体系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

1985年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刘鸿儒结合地方金融问题与央行监管的理解，大胆地提出：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资金市场的形成，中国要发展股票市场，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这条建议的部分内容，被列入当年的“七五计划建议”，刘鸿儒可能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直面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人。

（上世纪80年代的刘鸿儒）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事实上，刘鸿儒对于民间资本“堵不如疏”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他给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们布置了一项田野调查的作业，关注浙南地区的金融发展现状。

一名叫做程博明的研二学生，把整个暑假的时间都用于这个课题。他在结业作业中指出，方兴钱庄被查封后，温州的民间信贷走上了一条狂野的发展之道。

当地开始盛行名为“抬会”的民间互助金融，它通常以相邻间的个人信用为纽带，由数个家庭各出一笔钱，亟需用钱的人获得贷款，并付给其他人远高于银行的利息。

程博明认为，抬会的贷款对象，通常是当地的私营业主，抬会对于当地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程博明也指出，抬会的高息经营模式，有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随着抬会在温州地区的推广，出现了名为“短会”的经营模式：入会者一次性缴纳1.2万元，第二个月由会主返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两者本息两清。

这就相当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会主为了筹集1.2万元的资金，不惜净亏6000元。他们把资金规模做大后，贷款给无法从银行借款的个体经营业主，通过高周转、高利率获得收益。

很显然，在金融政策平稳、经济快速增长的特定时期，抬会的运营还是有利可图的。但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更后，则很可能发生资金链断裂的惨剧。

1985年，温州九县两区成立的抬会个数超过千家，融资规模超过了3亿元。而到1987年初，温州抬会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社会骚乱，一大批会主因非法集资被判刑。

很多年后，刘鸿儒的另一个学生、程博明的同门师弟朱从玖出任浙江省副省长。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的朱从玖，还兼任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一职，主抓温州金融改革。

吊诡的是，朱师弟发布的“温州金改12条细则”，竟然是放开P2P的监管口子，为当地历史悠久的民间借贷续命。

这一极富争议的金融监管政策，间接导致了2018年的民间金融大暴雷事件，也让年轻有为的朱从玖在副省长位置再无寸进，以至于在落马时获得了“十亿省长”的名号。

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❷《锁麟囊》

如果以当代年轻人的思维看，被央行系统公认为“人行大才子”的刘鸿儒，是真正的天胡开局。

1930年，刘鸿儒出生于吉林榆树县，他17岁参加革命工作，18岁入党，并作为年轻干部担任东北行政学院组织干事——建国后，这所学校先后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1950年，20岁的刘鸿儒担任该校经济系班主任、党总支部书记，并于1955年被选派至苏联，进入莫斯科大学财政学院研究生班学习，同时担任留学生党支部书记。

1957年11月，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在与刘鸿儒同志亲切握手时，教员同志亲切地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两年以后，29岁的刘鸿儒学成归国，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3年后，他升任央行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成为一名朝气蓬勃的金融干部。

WG结束后，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离，央行先后发布《财务管理制度》及《结算办法》，开始工作的转型。

此前发表《社会主义的银行信贷问题》一文的刘鸿儒，得到时任央行行长陈希愈的叹赏，被提拔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党组副书记，主抓金融改革。

刘鸿儒是当时“银行机构改革小组”的实际主持人，其改革集中于央行职能的独立分离。

早在留学期间，刘鸿儒师从前苏联第一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是接触现代货币银行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央行副行长，刘鸿儒重点确立了央行工作的三项独立性原则：

一是确保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 二是全国要统一计划、综合平衡； 三是坚持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

这套看似简单的基本制度，让央行不再是财政部的 “钱袋子”，得以切实履行国家银行的核心职能。

为了确立现代央行制度，刘鸿儒不但善于争权，也敢于放权。

例如，为了进一步分离“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职能，在刘鸿儒等人的建议下，国务院于1984年1月组建了中国工商银行，承接原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这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制度确立，中国人民银行此后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客观地说，刘鸿儒作为央行制度设计的主导者和改革执行的推动者，不计较部门内部“一亩三分地”的利益得失，突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大一统"银行体制思维，确立了央行货币政策制定与监管的核心职能，推动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初期探索，赢得了国内外专业人士的肯定。

对此，刘鸿儒自谦为“业务型的干部”，他喜欢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和假日备课、写文章。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刘鸿儒先后出版有专著9部，译著2部，主编著作20多部，发表了400多篇论文。

在很大程度上，学术研究不但磨砺了他高超的业务洞察能力，还让他有勇气坚持客观真理。

例如刘鸿儒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银行改革，曾一度表示：

银行体系改革遇到很大阻力，专业银行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理解，但有的帽子很是吓人，动辄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本着实事求是、一心做事的原则，才坚持下来，并获得领导们的理解与支持。

❸《梨园春》

1978年，刘鸿儒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系主任黄达“索要”研究生，好朋友黄达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时财政金融系在册的研究生加起来：

只有10个。

黄达给刘鸿儒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不能完全指望人大或北大；二是央行学术水平很高，可以考虑成立机构，定向培养自己的研究生。

很快，行动力超强的刘鸿儒于1981年筹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在教育部的批复下来后，他以超前的意识、卓著的人脉再次加码，将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并跳出“定向培养”的桎梏，获得面向社会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资格。

五道口学院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奇迹，它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小的研究生院，却是最顶尖的金融研究生院。

1982年2月，五道口学院第一届社会招收的18名学生入学，刘鸿儒担任学位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亲自主持并修订了教学大纲，大纲中加大了西方经济学、外语、数学等课程的教学比重，还亲自开设了《金融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治理》、《资本市场研究》等多门课程。

建校伊始，一切都是新的，但一切都按照最高标准来。

例如，刘鸿儒动用了一切社会关系，在全国范围内邀请当时最好的“教授天团”授课，其中就包括：

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等讲授西方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达、周升业等讲授货币银行学； 山西财经学院教授孔祥毅讲授金融史； 央行金融研究所的周林、丁鹄、甘培根、虞关涛、林志琦等留洋的专家开设前沿讲座…

参与建校的黄永鉴先生曾评价道，五道口成立时师资不足，但靠着总行以及刘鸿儒等“大树”，可以不受师资编制限制，可以聘请到最好的老师来上课。

而刘鸿儒鼓励学生试验探索。他把所参与的最新改革项目作为案例，在课堂上公开研讨，其中就包括农村金融改革、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家、人行独立行使央行职能等。

他支持学生在课堂上发表真实的观点，给学生带来难以想象的激情。

一些“五道口老三届”（1981-1983）回忆说，早期的五道口，因为没有教材而传授开放式、探索性的成果，因为没有繁琐的教务系统而施行多元化、扁平化的管理，由此锻造了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五道口学生在教室中展开讨论）

1984年，蔡重直、吴晓灵等23名五道口学生把课堂讨论中总结出来的六个金融改革突破口汇集成《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一文，因为装订封面采用蓝色书皮，它又被称为：

蓝皮书。

五道口学生编撰蓝皮书，是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蔡重直、齐永贵、波涛三名同学作为代表，连夜坐绿皮火车前往合肥。

当时他们不是受邀参会的代表，但他们自费住在会场外农民办的家庭小旅馆里，一门心思志想在上大会发言。

最终，因为黄达教授的关系，大会给了五道口学员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蔡重直形容发言后的场景：

会场很安静，仿佛有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来。

不久，中国银行举行的一个国际金融年会上，主持人对蓝皮书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要搞资本主义，还要在中国重开证券交易所，这是要：

回到旧中国。

在刘鸿儒的批示下，蔡重直等人接受了“先躲一躲，不要来学校”的建议，直到过了大约两个月，事件没有进一步扩大化时，他们才返校，并继续折腾。

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❹《失空斩》

如果时间定格在80年代，刘鸿儒可能会得到“现代央行的设计师”、“中国金融教育家”的两项桂冠。

但是，人生是一条没有归途的河流，居于其中的人们别无选择。

回到文章开头的“温州报告”，为什么搞了大半辈子央行实务的刘鸿儒，会突然强调“股份制是促进资金市场的必然选择”？

这是因为，在1984年成功剥离商业银行职能、取得央行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后，刘鸿儒被视为精通技术的学者型改革派，被当时的中央领导看中：

要加一加担子。

具体地说，刘鸿儒被任命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当时小组成员包括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等日后大放异彩的年轻人。

刘鸿儒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融资结构缺陷，导致了股份制企业顽强的复苏。

但默许股份制试点是一码事，同意股份流通又是一码事。

1985年，我国出现了较明显的银根紧缩，国家计委（即现在的发改委）公开发文称，“企业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但没有出台相应的操作规范。

这一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John J. Phelan）访华，小平同志决定送他一张中国公司的股票，当时选定了1984年发行的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但刘鸿儒发现，这张“股票”有点奇怪，因为它在票面上规定3年后到期，按时支付利息。

因此，天桥百货的股票，实际上是一只债券。

不得已，有关部门的同志连夜坐飞机到上海，找来了“只分红，不还本”的飞乐音箱，让后者成为官方确认的“第一股”。

但让当时的金融人士尴尬的是，无论天桥百货还是飞乐音响，都是单向发行的股票。

也就是说，企业向职工及家属推销，甚至政府变相摊派，才能把股票销售出去。而买了股票之后，市场上并没有公开交易的场所，这就是当时股票滞销的根本原因。

例如深发展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79.5 万股，实际上只卖出了33.65万股，完成了发行计划的49.9%。

直到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开办了第一个窗口交易，允许股票持有人现场交易。然后，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也在静安区办事处开设了柜台交易，交易价格写在小黑板上，供“股民”参考。而第一批股票交易者，大多是国有银行所设立的金融机构（例如信托投资公司）。

当时负责调研的刘鸿儒回忆道：

尽管规模很小，条件简陋，但这些新鲜玩意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甚至日本记者发文称，中国出现二级市场了…

1990年春，深圳经济特区的3个股票交易场所突然火爆起来，直接原因是深发展宣布分红配股方案，每2股送1股，且每股分红7元（注：当时深发展的票面价格为20元/股）。这时候，老百姓才相信，股票是能赚钱，而且还可以交易兑现的。

在短短一个月内，深发展涨幅达到了300%，半年后又涨到了900%，引起有关部门的担忧，时任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以调查组组长的身份现场调查，并协助深圳、上海两地政府规范股票市场。

1990年5月28日，我国推出涨跌停版制度，每天限制涨跌10%，然后又调整到5%，再调整到1%。

与此同时，印花税与入息税也紧急上线，规定对股息红利超过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的部分，需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在教育老百姓警惕“无故暴富”这件事上，有关部门从来都是煞费苦心。

1990年11月，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大庆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了解了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后，在返京途中和刘鸿儒聊了两个多小时，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问了一遍。

例如江同志特意提到，股票市场的钱从哪来？股价为何这么高？股票涨价以后，谁赚谁亏？共产党员买股票怎么办？

刘鸿儒坦率地说，股市里95%都是散户的钱，但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流通股只占少数，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

他也提到，合理的利润是激活市场交易的润滑剂，我们不能稍有问题就带上一批政治帽子，否则谁还敢买股票、搞实验？刘鸿儒把那段时期的调研心得总结为一句话：

股票猛跌，下边有怨气；股票猛涨，上面有意见；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

另外，刘鸿儒还向总书记保证道：

请您相信，我们不会搞私有化，社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会改变。

最后，江同志决定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这也是沪深两个交易所得以快速成立的原因。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A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体改委和国务院在深圳联合召开了一个股份制座谈会，时任副总理朱熔基提出：

股份制试验要放开手脚搞，但也要规范，不能搞乱了 。

1992年6月，《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刘鸿儒的文章《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他构思的一个股改方案：

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及其股本构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其中，上市公司公有股占比约60%，市场流通股占比40%。

这就是后来被反复诟病的股权分置。但在当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务实操作。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只能用机械的国有控股比例来规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解决股市的“有与无”的问题。

至于“好与坏”的问题，则要相信后人的智慧，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现。

（199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刘鸿儒的文章）

1992年8月10日，深圳交易所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现场出现了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名场面，结果交易所大门打开后仅一小时，500万张抽签表即发放完毕。结果导致了震惊中外的“8.10事件”。

很多年后，时任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回忆录《我在深圳当市长》中是这样描述的：

当时人们对证券市场的认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认为持股必赚，所以疯狂抢购新股。例如有人估计，按照10%的中签率，一张中签表可申购1000股新股，转手便可赚到万余元。 在抽签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传言称，发售认购表的组织工作不严，存在少数工作人员私分认购表的现象。于是，部分没买到抽签表的群众听信谣言，上街闹事。

事后的调查表明，确实存在部分公职人员营私舞弊、私自截留抽签表的现象。

所谓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8·10”事件以后，股民信心尽失，全国证券市场步入了持续三年的低迷状态，股价超跌，日交易量最低不足亿元。

而有关部门也重新审视现行股市运作体制和交易清算制度的缺陷。在当年的人代会上，18名代表提交了一个议案，建议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

中国证监会的筹备，被纳入监管部门的视野。

但当时的股票市场比较特殊。一方面，股票市场被认为是金融市场的子市场，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下设金融机构管理司具体负责。另一方面，当时股份公司的试点是国家体改委主管，涉及到国家级项目的还需要国家计委规划。此外，沪深交易所由当地政府管理。于是就形成了三个婆婆管事的壮观场面。

“8·10事件”后，，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部门，以改变时而多头管理、时而无人管理的状态，由朱镕基副总理分管这项工作。

当时的人们提出了三个参考模式，即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律监管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央行监管模式，以及以香港为代表的准政府监管模式。

刘鸿儒认为，英国模式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这是现阶段不具备的；美国模式权力很大，但不利于当前央行分权式改革的进程。对比下来，香港模式专业性很强，又参照公务员队伍的建设，最值得借鉴。

1992年10月，准政府机构性质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了，同期成立的还有负责宏观管理和指导、监督证监会工作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

鉴于刘鸿儒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多次代表体改委向国务院做过汇报的经历，朱镕基亲自点将，让刘鸿儒担任新成立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和国务院证券委的副主任。

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办公室也随即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系统多头管理的状态终于结束了。

作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完成了证监会从无到有的初创：

1，他利用与央行的关系，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作为临时办公场所。 2，当时财政部拨款不够用，他向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借钱，数年后才通过监管费用补上窟窿。 3，为了体现依靠社会力量强化监管的思路，他专门成立了发行审核委员会，影响了中国证监监管的最终生态。

在任期内，刘鸿儒达成的主要成就包括三方面。

第一，他组织人手，分析了国外证券市场防范风险的经验和教训，编写了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的专项报告，确立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基本交易制度。

第二，重视对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证监会定期组织各种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同时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廉政建设工作。

第三，坚持证券市场的开放，拓宽国际视野与合作。

例如证监会成立后，刘鸿儒亲自带队，成立了“内地香港证券事务联合工作小组”，支持青岛啤酒到香港上市。

工作组用了整整11个月时间，逐项讨论了赴港上市的法律问题、会计问题、上市方式、交易及外汇问题。

青岛啤酒赴港上市后，倒逼了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步骤——例如催生了《公司法》的尽快出台（你没看错，当时国内还没有《公司法》），确立了A股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并使得国内会计制度快速与国际接轨。

1993年，除了青岛啤酒，国内还有上海石化等六家企业陆续在港上市，恒生指数在年底达到了11888点，比上一年度上升了115%。同时，昆明机床股票发售时创下了628倍的超额认购，众多海外投资者真正认可了港股的“中国概念股”。

但是，刘鸿儒在1992年上任时与朱镕基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刘：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干不长。 朱：你用心去做，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 刘：出了事哪有让总理出来承担的，当然我自己来承担。

3年以后，戏言成谶语。

1995年2月，围绕着将于1995年6月到期的三年期国债，资本市场上多空展开了博弈，双方的分歧在于财政部是否因为恶性通胀而对国债进行追加贴息的操作。

简单地说，以万国证券为首的一派认为，从市场逻辑出发，国债的贴息率不会超过8%，对应的预期兑付价约为132元。

而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另一派则通过特殊渠道，获悉财政部将贴息率上调至12.98%，对应兑付价升至148.5元。

果然，在2月23日这一天，财政部宣布贴息率上调，空方主力万国证券面临60亿亏损。

在收盘前8分钟，没有拿到内幕消息的管金生仍不服输，他授意万国证券，违规抛出2070万口、总面值4140亿元的空单，将债券价格强行打压至147.5元，反而导致多方瞬间爆仓。

众多眼瞅着神仙打架的散户眼神涣散，竟然产生了小刀割屁股——开了眼了的感觉。

当晚，上交所紧急裁定当日最后8分钟的交易无效，按151.3元予以结算。万国证券实际亏损56亿元，最终被申银证券合并，总裁管金生被判17年。辽国发负责人潜逃，中经开后续也因违规被关停。

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

327国债期货事件。

在这场令人咋舌的博弈中，空方和多方展示出丛林法则的恐怖美感，双方无下限的操作毫无正义可言，彻底戳破了早期资本市场中保证金制度、无涨跌停限制、内幕消息泛滥、监管执行松散…的制度性漏洞。

而作为国债期货主管部门的证监会，在这起严重的金融事件里的反应，接近于：

鸳鸳相抱何时了，鸯在一旁看热闹。

1995年5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宣布辞职。他以行动表明，证监会成立后的制度建设并未达到预期，但他愿意承担系统性风险发生后，市场参与者对监管系统产生的信任危机。

这是他最后的体面与倔强。

❺《文昭关》

65岁的刘鸿儒在离开中国证监会工作岗位后，闭门谢客，主要活跃在学术界。

他长期担任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会名誉理事长，指导博士生的学术研究。此外，他还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评价刘鸿儒：

最幸福的经济学家是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经济学家。刘老师就是最幸福的经济学家，不但他影响了政府决策，他的学生还在继续影响政府决策。

刘鸿儒笑笑，没有回应“厉股份”的赞誉。

2000年6月，嘉实基金爆发内乱，管理层公开批评大股东为了追求利益，进行内幕交易、损害基金投资者的行为。

《财经》杂志全文刊发了《基金黑幕》一文，揭示出基金经理的违规、违法操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极限。

而刘鸿儒罕见地站了出来，面对媒体采访公然说：

中国的基金行业只有两岁，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市场难免会出现问题，这就像小孩子会尿裤子一样，应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理解，允许市场在实践中逐步规范和完善。

听罢刘老师的“巨婴论”，当时有不少投资者急火攻心，哭得像个200斤的小孩子。

这个事件的小风波很快就平息了，但它至少可以推断出两层含义：首先，说明刘鸿儒的性格与业内人“温文尔雅，颇有君子之风”的评价较为接近，其次，说明他的性格特征，可能与职业经历并不完美匹配。

要知道，改开四十年多来，中国金融领域精英与枭雄辈出，投身这个竞技场的角斗士，集资源、权力、财富、影响力于一身，非有霹雳手段者，不得全身而退。

“君子”刘鸿儒以发达的人脉资源，强大的师生关系建立并维持着早期的金融监管体系，但最终还是被野蛮生长的大佬玩家轻易撕碎。

在五道口学院长期深耕的过程中，刘鸿儒与早期的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自豪地说，退休之后，从前的学生们经常跟他联络或是来看望他。他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

我不实行家长制，通常愿意跟学生交流、讨论，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而且，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上甚至在毕业以后的工作期间， 学生遇到的困难我都尽力帮助。

这种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固然有利于构建 “强大的向心力”——例如证监会初创时资金紧缺，刘鸿儒是通过自己的学生张志平，找关系借来的200万元。

但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也可能导致“畏威”与“怀德”之间的失衡。

例如1990年前往深圳调研“股票热”时，刘鸿儒的学生刘志强（当时是深圳发展银行行长）高兴地接待了他。在调研结束的闲聊中，刘行长还动员刘鸿儒稍微买一点（深发展的股票），说可以起到正向宣传作用。

刘鸿儒严肃地指出：

我是管这个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

这则逸闻说明了两者的师生友谊、体现了上位者的眼光，但也反映出师生关系相当和谐，没有森严的等级观念与距离感。

而最重要的是，刘鸿儒“唯才是举”的性格特征，以及金融监管圈子的半封闭特性，可能导致师生关系的重构与异化。

例如在近年来轰轰烈烈的“金融反腐”中，陆续倒下了张育军、朱从玖、刘连舸等金融大佬。

他们都毕业于五道口学院，都是刘鸿儒的学生，都曾担任刘鸿儒的秘书。

张育军是刘鸿儒任职证券委时挑选的秘书。当时证监系统与券商高管对他的评价是，学识水平极高，江湖气很浓。

张育军的学识水平，在他理论水平拔尖、实际操作很接地气的《金融危机与改革》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于，这本书的语言也颇有特色，有种沧桑过后的史诗感，非常值得投资者一读。

而张育军的江湖气更接近民间故事中的“匪气”。他先后担任深交所总经理和上交所总经理，被誉为“真正把中国证券监管搞懂弄透的人”，但他在跟券商开会时，半躺在椅子上发号施令，说一不二，霸气外侧。

2021年，被双规的张育军在接受调查期间，因患胰腺癌病逝，时年58岁。

（不羁正形，但才思敏捷的张育军）

在张育军离开证监会、外出历练后，接替秘书一职的朱从玖，曾在当年入学后第一周就敲响了刘鸿儒的办公室，说服对方担任他的导师。

2024年11月，朱从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十亿省长朱从玖）

但真正说起来，刘鸿儒最欣赏的学生，无疑是在校期间担任五道口学院学生会主席、日后担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刘连舸。

刘连舸被业内人广泛认为是“具备全球化视野的专家型领导”，他为人好爽，亲和力极强；他运动能力突出，滑雪技能已经接近专业级；他对于流行文化具有敏锐的把握能力，风度翩翩…

（荤素不忌的刘连舸）

直到落马后，日本媒体发布了一则《４人目の妻が，息子の元恋人》的专题报道，简单翻译后大意如下：

刘连舸第4次结婚的女性是儿子的前恋人，这一被公开的事实令人震惊。 过去，刘的儿子给家人介绍了恋人，想要订婚，刘当时以“对方的家庭条件不适合我们家”为由予以拒绝，强行要求儿子分手。但8个月后，刘宣布与这个女人结婚。 据悉，刘的儿子因此患上忧郁症。

当时，无数吃瓜群众都看傻了，这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恐怕连日本爱情动作片都不敢这么编啊。

业务能力与道德水准负相关的“秘书帮”的毁灭，这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才学令人炫目，也让精心培养他们的恩师迷失了眼。

近年来，刘鸿儒已经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出现在学校。

所有人都知道，刘鸿儒理应是一个桃李满天下的学者，但他的政治生命与追求，终结在与中国证监会命运交错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

远离A股周边，尽管它距离财富很近，但它会让人变得不幸。

据说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曾这样回忆他的好友、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

在被逮捕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很后悔自己没有成为小提琴家。他反复地说：我小时候多么想学小提琴，可爸爸没钱给我买小提琴，他一直没有这个钱，我要是成了小提琴手就好了。

也许，晚年的刘鸿儒回首起他光荣而又遍布荆棘的职业生涯之路，仿佛能听见学生们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了一层薄薄的盐。

啊，多么痛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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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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