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了默多克、基辛格的女骗子是怎样炼成的？

希拉洛斯是一家硅谷初创公司，2014年创立，不久就成了业界神话。这不仅因为创始人兼CEO伊丽莎白•霍姆斯年轻、迷人，而且因为它开创的血液检测技术——使用手持设备即可通过一小滴指尖刺血进行200多项医学检测，包括癌症。

《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卡雷鲁凭借职业敏感，循着爆料找到了该公司的离职员工，不惧霍姆斯所雇的私家侦探和律师的跟踪、恐吓，揭开了其中的秘密：这家公司在骇人听闻的保密制度下运营，领导层不断抛出烟雾弹，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同时哄骗投资者不断投钱，这使得霍姆斯成了亿万富翁，入选《时代》杂志“影响全球的百人”，更被捧为“女乔布斯”。

于是，就在人们期待希拉洛斯变成下一个苹果或者谷歌时，神话破灭了——这项革命性的血液检测技术是假的，其内核只是一个谎言。

那么，这场价值近百亿美元的骗局是如何打造出来的？霍姆斯这样一个毫无医学背景的斯坦福辍学生，为何能骗住一众美国政界商界大佬，要知道，她的公司有个阵容豪华的董事会——有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亨利•基辛格、媒体大亨默多克、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传奇创投家唐纳德•卢卡斯等。

两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约翰•卡雷鲁以完整的细节、冷静的笔触揭开了这个规模巨大的商业欺诈案的内幕，在新增后记中，他补充了案件审理情况，霍姆斯先是声称自己是受到了身为公司合伙人的前男友的精神控制，随后闪婚闪孕，拖延庭审达数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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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有目的的生活

伊丽莎白•安妮•霍姆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7岁的时候，她开始设计一个时间机器，在笔记本上画满了详细的工程图样。

9或10岁时，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她的亲戚问了她每个男生和女生早晚都会被问到的问题：“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

伊丽莎白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做个亿万富翁。”

“为什么不做总统呢？”这位亲戚问道。

“不，总统会娶我，因为我会有10亿美元。”

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孩子随便说说的。一位见证这一幕的家族成员说，伊丽莎白是极其严肃、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些话的。

伊丽莎白的雄心源自父母的培育。克里斯蒂安•霍姆斯和诺尔•霍姆斯对他们的女儿有很高的期望，这源于家族的卓越历史。

从父亲这边算，她是匈牙利移民查尔斯•路易斯•弗莱施曼的后代，他创建的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生意兴隆，这让弗莱施曼家族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查尔斯的女儿贝蒂嫁给了父亲的丹麦裔医生克里斯蒂安•霍姆斯。他是伊丽莎白的高祖父。得益于妻子富有的家族的政治和商业人脉，霍姆斯医生创建了辛辛那提总医院和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所以，伊丽莎白有可能不仅遗传了创业基因，也遗传了医学基因。

伊丽莎白童年是在华盛顿特区度过的，夏天的时候，她的母亲会带着孩子们去佛罗里达的博卡拉顿，伊丽莎白的姨妈伊丽莎白和姨父罗恩•迪亚茨在那里有一套公寓，他们的儿子大卫比伊丽莎白小3岁半，比克里斯蒂安小1岁半。

这些表亲睡在公寓地板的泡沫床垫上，早晨的时候冲向海滩去游泳，下午则玩大富翁游戏消磨时光。大多数时候都是伊丽莎白领先，这时她会坚持玩到残酷的终局，尽可能地累积房子和旅馆，让大卫和克里斯蒂安破产。偶然输掉游戏的时候，她会怒气冲冲地离开，而且不止一次穿过公寓前门的帘子直接跑掉。那是她强烈好胜的早期迹象。

高中时代，伊丽莎白并不是个受欢迎的人。十几岁的她身材瘦长，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为了适应环境，她漂染了自己的头发，也受着饮食失调症的折磨。高二那年，她全身心地投入功课之中，常常学习到深夜，成了一名全A优等生。这是一个贯彻终身的模式的起点：努力工作，少睡觉。

随着上大学的日子的临近，伊丽莎白将目光投向了斯坦福。对于一个对科学和计算机感兴趣、梦想成为企业家的优等生来说，斯坦福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此时互联网热潮方兴未艾，其中有一些最大的明星——例如雅虎——就是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创建的。在伊丽莎白高三那年，两名斯坦福的博士生以一家很小的初创公司开始受人关注，它的名字叫谷歌。

2002年春天，伊丽莎白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并获得总统奖学金，这是一项授予尖子生的荣誉，她得到3000美元，可以用来探究自己选择的任何知识领域。她的父亲灌输给她的理念是——她应当过一种有目的的生活。

大学才上了几个月，她就已经萌生了辍学的念头。在圣诞节的晚宴上，她的父亲将一架纸折的飞机飞到她坐的餐桌那头，两边的机翼上写着字母“P.H.D”。据在场的一位家庭成员回忆说，伊丽莎白的反应相当直接：“不，爸爸，我不想拿博士学位。我想赚钱。”

那年春天的某一天，她出现在男友巴特森的宿舍门口，告诉他，她不能再跟他约会了，因为她要创立一家公司，得将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它。从未被人甩过的巴特森目瞪口呆，但他始终记得，伊丽莎白给出的奇特理由多少缓解了被分手带来的痛苦。

“我们可以换人，公司才是最重要的”

一天晚上，埃迪工作到很晚，伊丽莎白去了他的工作室。她对他们的进展节奏感到不满，想让工程部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转，以加速开发的进度。埃迪认为那不是个好主意。他的团队已经在加班加点了。

他注意到，公司员工的流动率已经非常高，而且不仅是一般员工。高管们似乎也干不了多久。首席财务官亨利•莫斯利某天就消失了。办公室里有传言说他盗用资金被抓了。没有人知道真相到底如何，因为他的离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没有公布，也没有解释。这造成了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工作氛围：一位同事可能今天还在一起工作，第二天就不见了，而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埃迪拒绝了伊丽莎白的提议。他告诉她，即使安排轮班，这样连轴转也会将他的工程师们榨干。

“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换人，”伊丽莎白回道，“公司才是最重要的。”

埃迪觉得她不会真的像听上去那样冷酷无情。但她那么专注于达成她的目标，似乎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决策是否现实。埃迪注意到她的桌子上有一张剪报，是从最近一份关于希拉洛斯的媒体报道上剪下来的。上面的话出自钱宁•罗伯逊，公司董事会里的斯坦福大学教授。

那话是这样写的：“你开始意识到，你正望着另一个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的眼睛。”

那是她为自己设定的高标杆，埃迪想。不过，如果有谁能越过这个标杆，那可能就是这个年轻女子。埃迪从未见过这么发奋图强、冷酷无情的人。她晚上只睡4个小时，整天嚼着巧克力裹的咖啡豆，给自己注入咖啡因。他试过劝她多睡会儿，过得更健康一点，但她毫不理睬。

埃迪知道，即使倔强如伊丽莎白，也还是有人能说动的：一个叫桑尼的神秘男人。伊丽莎白多次提到他的名字，足以让埃迪了解到关于他的某些基本信息：他是个巴基斯坦人，比伊丽莎白年长，他们是一对情侣。据说桑尼在90年代末卖掉了他参与创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赚了一大笔。

桑尼没在希拉洛斯公司露过面，但在伊丽莎白的生活中似乎分量很重。2006年底，在帕洛阿尔托饭店举行的公司圣诞晚会上，伊丽莎白喝得太多，没法自己回家，于是她打电话叫桑尼来接。正是那次，埃迪得知他们一起住在几个街区外的一套公寓里。

桑尼并不是唯一一个给伊丽莎白提供建议的年长男人。她每周日与唐•卢卡斯一起吃早午餐，地点在后者位于阿瑟顿的家中，那是帕洛阿尔托北部的超级富人区。她通过卢卡斯认识的拉里•埃里森也能影响她。卢卡斯和埃里森都在希拉洛斯的第二轮融资中投了钱，用硅谷的说法叫作“B轮融资”。埃里森有时候开着他的红色保时捷过来查看自己的投资情况。听到伊丽莎白以“拉里说……”作为开场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埃里森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净资产达250亿美元，但这并不是说他就是理想的楷模。在甲骨文公司初创时，众所周知，他夸大自己的数据库软件功能，发布的各个版本都满是漏洞。但在医疗设备行业你可不能这么做。

我们很难知晓，伊丽莎白运营希拉洛斯的方式有多少是她自己的，有多少是来自埃里森、卢卡斯或桑尼，但有件事很明显：当埃迪拒绝让他的工程师团队7天24小时工作时，伊丽莎白并不开心。他们的关系从那一刻起冷淡下来。

没过多久，埃迪发现伊丽莎白在招募新的工程师，但她没有叫他们去埃迪那里报到。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队。一个竞争团队。他突然明白了，伊丽莎白正在挑动他的工程师团队和新的团队彼此对抗，某种企业版的适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