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另类”文化

文｜邱华

蜀地山川险峻阻隔，又远离政治中心，常常显得有些另类。“不与天下州府同”的治蜀政策，从北宋前期一直贯彻到宋仁宗时期，持续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它也奠定了四川和别的地方，尤其是四川和中央的特殊关系与权力结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历史学者黄博的新作《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聚焦“宋代的四川”，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在地化”探索。

《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

黄博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1

便宜从事之权

“国初已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这是生于北宋中后期并长期生活在四川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文同，写给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吴中复的一首“送行诗”。熙宁五年（1072年）秋，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吴中复任期届满，即将调离之际，作为蜀中名士且也在四川为官的文同，赋诗为其送行。

与今人的理解不同，“不与天下州府同”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它并不是在表达自己比别的地方更优越。甚至相反，在当时，不同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是坏事。

宋代是中国古代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关键节点，在治理天下时，它推行的是整齐划一的方式。之所以在四川这个地方搞特殊，是因为四川从宋朝建立以后，造谣和造反之风都很盛行。

诗中所称的“乖崖公”，就是太宗年间的治蜀名臣张咏。淳化五年（994年）九月，因为王小波李顺起义迟迟未平，宋太宗想起先前的参知政事、蜀人苏易简曾推荐枢密直学士、虞部郎中张咏是个难得的地方治理能手，可以让他去解决四川的难题。由此，张咏出任益州知州。

张咏临行前，太宗“面谕之”：“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这个“先行后奏”的便宜从事特权，在宋代可以说是只有益州知州才拥有的极为特殊和重大的权力。所谓便宜从事，指的是地方长官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在皇帝的诏令和朝廷的条例之外，自行决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用做。一般来说，益州知州在拥有便宜从事之权后，大事还是需要向朝廷汇报并听候中央的决断，小事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先行处置，再上报朝廷备案，即所谓的“先行后奏”。这个“行”，当然也包括最严重的斩人、杀人的行为，所以益州知州才有了所谓的先斩后奏之权。

益州知州获得的便宜从事特权，到后来并没有因为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平定和张咏的离去而结束，而是长期延续下去的。这个便宜从事之权，除了拥有超越常规的巨大权力之外，其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力之大，在宋代可谓独一无二。

《不与天下州府同》在结构上分为“三编”，上编的主题是“权力关系与地方政治”，主要考察宋代多种权力在四川地方政治场域中的碰撞与互动，从而揭示宋代四川政治特殊性的权力机制。中编则围绕“风俗民情与地方社会”这一主题，以个案为中心，分别讨论今日的成都、重庆、泸州等四川的重要地区在宋代的某些刻板印象，在静态的人文地理特征描摹之外，钩沉宋代特殊民风民情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建构、互动与运作过程。下编主要讨论“学术文化与地方士人”，这是宋代四川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创造者和动力引擎，从地方学术风貌和本土学者的相互成就的过程中，体会宋代四川社会在文化上的特殊性。

2

黄庭坚的考察

四川是较早纳入中原王朝治理之下的非中原地区，这使得四川非常早地参与到了“中国历史”的叙事脉络之中。汉朝的建立，是与“王巴蜀汉中”的汉王刘邦以巴蜀为后方基地分不开的。中原王朝历次改朝换代，四川也基本上会有或提前或延后的神同步，从公孙述、刘备到王建、张献忠，无不如此。

然而，上古时代的“四川人”，显然与中原的华夏人群之间并不共享着同样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点。无论是古蜀人创造的令人称奇的三星堆文化，还是古巴人的种种奇风异俗，在中原文化与之最初接触的时代，都显得难以理解。“巴”和“蜀”之间本来也并非一体，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作为秦的巴、蜀二郡，才分别作为一级政治地理单元出现，以后随着郡级政区的增加，又从巴郡和蜀郡中分出其他的郡。

北宋后期流落巴蜀地区的诗文书法俱称一流的黄庭坚，偶然结识了一名叫秦世章的四川籍军官，此人当时任“左藏库副使、东南第八将”，是当时地方禁军系统的高级统兵官。秦世章在长沙任职时曾摹刻了一套古代书法的“法帖”，后来带回家乡黔州（今重庆彭水），展示在绍圣院中，成为当地一处书法名迹。为了表彰这套刻帖，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专门写了一篇题跋。

在题跋的开篇，黄庭坚就对巴蜀地区的地方性进行了历史考察，他的结论是“巴蜀自古多奇士”，这是把巴蜀视为一个文化地理单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观察，一个“奇”字，便把巴蜀的地方性突显了出来，而这篇题跋的文眼也在这个“奇”字。

对于书法与地方文化发达程度之间的关系，黄庭坚进行了一番考察。他感到奇怪的是，巴蜀地区“学问文章，德慧权略，落落可称道者，两汉以来盖多，而独不闻解书”。书法的发达，是文化繁荣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然而从汉代以来就以文化发达著称、文学名士辈出的巴蜀地区却偏偏不符合这一惯例，因为这里历史上没有书法名家闻世。

但更为“奇”的是，上述一千年间，巴蜀地区在书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落后”的“不同步”，到了宋代却开始出现某种“超前”的“不同步”。因为奇人中的奇人苏轼出现了，“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苏轼可以说是引领宋代书风转型的开山式人物。

不过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横空出世只是个人造化所致，并不代表巴蜀地区书法水平的整体提升，在苏轼的影响下，也只能是“两川稍稍能书，然其风流不被于巴东”。巴蜀地区东部属于巴的范围的地区仍然是不善书法的。在这里，黄庭坚清晰地感知到巴蜀、两川、巴东之间既为一体又内中有别的复杂关系。

宋人自己其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对宋代以前巴蜀文化的一些迷惑现象颇为不解。黄庭坚在考察“两汉以来”的巴蜀人才时发现，巴蜀文化在经学、文学等方面都曾孕育出许多杰出人才，但“独不闻解书”，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都“不闻蜀人有善书者”。汉唐间巴蜀书法家的缺席，显示出巴蜀文化的演进历程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总体趋势颇不协调。

《不与天下州府同》所谓的“地方性”是区别于普遍性而言的，换句话就是，在传统中国“天下”的整体性中，试图通过展示人们对地方性经验的表现和表达，通过所谓士大夫书写中，为巴蜀地区描述出来的地方性色彩、地方性意识等内容的考察，揭示宋代的政治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一般样态。而“地方性”的意义，则成就了它的特殊性。

黄博认为，书法史上巴蜀悖论现象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区域文化特质与区域历史进程的共生关系。巴蜀地区有书法而无书法家，不是巴蜀文化与书法文化不相容，而是汉唐间巴蜀历史曲折进程的副产品。当时文化精英家族的没落和衣冠士族的缺失，只是这一时期书法不彰的直接原因，巴蜀地区动荡不安的历史才最终形塑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独特风貌。这是该书开篇讨论的主题，旨在揭示一个地方的文化特殊性中，“人”与“地”的真正关系。

3

“闽蜀同风”

谁的文化应该是正统的，而谁的文化应该是从属的？什么文化应该被视为有价值的展示，而什么文化应该被掩盖和隐藏？谁的历史应该被铭记，而谁的历史应该被遗忘？哪个关于社会生活的构想应该被突出，而哪个应该被边缘化？这是文化政治关注的内容。

黄博分析指出，宋代流行的“闽蜀同风”的舆论，或可以文化政治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闽蜀同风”之说在宋代一度成为关于福建和四川地方风俗的一种比较强势的舆论，成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文化中很有特色，当然也颇具争议的风俗现象。《宋史·地理志》把相隔千里的福建路同川峡四路编排在同一卷，似乎也受了“闽蜀同风”说的影响。

“闽蜀同风”是宋人，特别是宋代福建、四川以外文化人一种比较普遍的观感，其基本内容包括两地都是文化发达、科举强劲之区，并且宗教气氛浓厚，乡土观念强，宗法观念弱，民间有蓄蛊害人之习俗。显然，在宋代舆论场中“闽蜀同风”相同的那些风俗所代表的，大多是令闽蜀两地地方官所主导的正统政治文化生厌的文化特征。黄博表示，面对这一现象，仅仅从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角度来解读“闽蜀同风”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困境。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的脉络中发现地方风俗，或许才是“闽蜀同风”背后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同地方性关系的深层结构。

《不与天下州府同》认为，在宋代权力政治运作过程中，“闽蜀同风”背后隐藏的，是两地作为王朝权力边缘地位的一种外在压迫与内在冲击。福建之东是海外，四川之西是徼外，将闽蜀由边地制造成边缘，是宋代诸权力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闽蜀同风”既是权力政治边缘化闽蜀地区的道具，又是这一策略的副产品。“闽蜀同风”论在宋代突然声势暴涨，可以说是自诩代表了一种抽象性的、统一的和核心性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国家”优势，对具有一定文化和风俗差异的“地方”进行居高临下式的打压，使之在斗争中处于劣势的文化遗迹。

“闽蜀同风”也意味着两地与中原的异质，闽蜀二地的自然差异被权力中心的文化人发展成一种奇异的文化景观，然后再将之描绘成落后性。这不仅是远离中心区域的四川和福建的一种另类文化表现，更是闽蜀二地一种深入骨髓式的非正常的生活形态，闽蜀二地自然成为朝廷眼中的危险之地。最终，权力中心通过将闽蜀地区特殊化，使得两地在政治上被给予特殊“照顾”显得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