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荆斩棘的山西银行

2月25日，随着山西银行披露2025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其2024年度经营概况也随之出炉，经营业绩方面，截至2024 年末，山西银行资产总额 3599.4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1%；2024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1.68亿元，较上年增加0.6%；实现净利润0.51亿元，较上年的8.31亿元，减少93.86%。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24 年末，山西银行拨备覆盖率达154.76%，较上年末减少47.98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达2.5%，较上年末增加0.76个百分点。

面对这样一份令人大跌眼镜的数据，山西银行瞬间就成为了讨论的热点，但其实仔细看这份财报的数据细节就不难看出，这里边的数据有极大的“水分”在内，无论在资产总额和全年营收两项数据上，山西银行在2024年均保持了上涨，那么净利润突然的骤降则很可能是大幅计提了拨备。

结合其在2024年合并的数家村镇银行来看，这些合并项也成为了他的拖累项。那么对于山西银行来说，面对又一次困难，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快速化解这些风险，不如从过往来具体看看山西银行的实力。

2020年，山西的金融体系面临一场巨大的改革，其中晋城银行2020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滑25.17%，净利润同比大降65.23%，不良贷款率上行至3.79%，拨备覆盖率跌破监管红线降至132.94%；晋中银行、长治银行2020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均同比跌超50%；大同银行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滑76.17%；阳泉市商业银行则一直未披露2019年年报。

面对如此险境，将这五家城商行合并成立一家省级城商行也势在必然，2021年4月，在上述五家城商行的基础上，山西银行正式挂牌营业。

成立之初的山西银行不良贷款率偏高，为3.29%。于是，为前瞻性消化风险，主动处置历史遗留问题，成立首年，通过清收、转让、重组等方式，山西银行累计化解风险资产125.99亿元。同时，由于计提了大量的拨备，山西银行2021年业绩出现了大幅亏损，净利润亏损高达46.73亿元。

在随后的2022年及2023年，山西银行在收入结构段与成本管控端双重发力，财报显示，2023年净利润12.96亿元，同比增幅高达64%，资产利润率从0.13%翻倍至0.25%，这两项指标不仅远超同期城商行平均增速（约8%-10%），更标志着其彻底摆脱了重组初期的财务困境。

尽管成本收入比仍维持在80%的高位，但其在科技投入与人力成本上的战略性支出，实则为长期效率提升埋下伏笔。对比同类银行，山西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成本上的大幅下降（清收15.3亿元），亦间接释放了利润空间。

与此同时，传统依赖存贷利差的模式被打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从5.77%提升至8.13%。通过代销理财、托管业务等中间业务的拓展，山西银行逐步降低对利率波动的敏感性。例如，其推出的“财富管理季”活动带动理财销售规模增长40%，显露出向轻型银行转型的潜力。

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山西银行更是开展了一场刀刃向内的攻坚战，仅2023年山西银行综合运用现金清收、核销、AMC转让等市场化手段，年内处置不良资产15.3亿元。

尤其在房地产领域，通过“保交楼”政银企合作，将部分烂尾项目转化为可控债务，避免了区域性风险的扩散。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创新尝试——引入战投参与煤炭企业债转股，将不良债权转化为长期股权投资，既缓解企业偿债压力，又为银行锁定未来收益。

此外，通过“智能风控中台”的搭建，山西银行将贷前审查（如利用税务、海关数据交叉验证）、贷中预警（抵押物价值动态监控）、贷后管理（现金流预测模型）全流程数字化。

2023年新增不良生成率下降18%，显示出风控系统的前瞻性。不良贷款率也由成立之初的3.29%降至1.74%，同时拨备覆盖率也达到了202.74%，超过监管标准的120%。

从股权结构来看，山西银行现有股东基本都是由山西原五大城商行股东转变而来，股东数量众多，有284 户法人股东，2808 个自然人股东，且法人股东多以民企为主。民企股东因自身经营状况往往存在较大的资金需求，这容易导致银行出现股权挂牌转让或者拍卖的情况，进而影响银行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不利于银行的长远战略规划和稳定发展。

面对这一状况，山西银行开始对股权进行优化，注册资本从239.96亿元增至258.94亿元，国有股占比提升至74.37%，这一变化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银行战略方向的主导权。在化解地方隐性债务、支持国企改革等任务中，国有资本的集中使其能够快速响应政策导向，例如向山西焦煤集团提供50亿元转型授信，既服务实体经济，又获取优质资产。

在以上的基础上，山西银行以场景嵌入为核心，重构金融服务生态的全新模式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

首先是智慧网点平台覆盖97%的线下网点，看似是硬件升级，实则通过AI客服、远程面签等功能，将传统柜台转化为“轻型服务枢纽”。例如，老年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关爱版”可一键连接人工客服，解决了数字化鸿沟痛点。

其“绿色金融和双碳管理平台”不仅服务于新能源项目，更聚焦山西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通过将碳排放数据纳入授信模型，为焦化企业提供技改专项贷款，实现了金融工具与地方产业升级的精准对接。 这一过程中，山西银行的技术投入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例如，疫情期间推出的“非接触式金融服务”，通过线上供应链金融平台为小微企业放款超30亿元，技术真正转化为抗风险能力。

可以说在过去的两年中，山西银行从行业的“先例”一步步走向行业的“先驱”，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快速消化了历史的包袱。

山西银行的两年蝶变，揭示了一条清晰的转型路径：以风险化解为前提，以科技赋能为杠杆，以服务地方为根基，最终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振。其经验表明，区域性银行不必困于“规模崇拜”，而应立足本地经济特色，将风险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深化的当下，山西银行的实践为行业提供了一个“小而美”的发展范本——唯有扎根区域，方能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