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别重庆证交所，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如何 “曲线救国”？

近日，证监会回应暂不设立重庆证券交易所引发热议。

按照证监会的说法，我国现有上海、深圳、北京三家证券交易所，充分满足各类企业需求。而且他们在成渝地区设有市场基地，足以服务西部实体经济。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暂不考虑增设重庆证交所。

2020年1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庆被赋予打造西部金融中心。随后，关于在重庆设立证交所的设想和建议，在官方和民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去年2月26日，民建中央在一份提案里写到，“实质性推动在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支持在重庆设立证券交易所或分所”。

2023 年9月，支持重庆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相关座谈会上，出现 “探索组建西部证券交易所、西部开发银行等国家性金融机构”的字样，让人浮想联翩。

2021年1月《经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加快探索推进在重庆、成都等有条件的西部城市设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

从国内外发展规律来看， 证交所是金融中心的重要标志之一 ，能够为本地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吸引投资者和资本流入。

证交所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显著提升所在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对重庆而言，一旦证交所落地，将彻底摆脱传统制造业重镇的烙印，打造 科技与产业创新高地，迈向更加多元化发展的重要一步。

不过， 在短期内新增证交所无望的背景下，重庆只有退而求其次，将更多精力放在争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落地，激活创投生态上去。

因为这对于重庆打造西部金融中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样重要。

杭州带给重庆的启示

近期，从DeepSeek的全球爆火，到宇树科技的春晚机器人秧歌，不仅让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领域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也让“杭州六小龙”这个概念广为传播。

杭州的出圈，使得越来越多城市进入反思。

江苏官方下场，省委机关报连发三篇专稿文章，三问南京的新兴产业为何落后杭州？济南日报在罗列两地诸多相似之处后提出：济南该向杭州学什么？

合肥日报也在发问，“杭州有DeepSeek，合肥有什么？”

雨前顾问之前发的《》文章，在深圳业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

杭州“六小龙”诞生的原因有很多，活跃的创投生态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创投氛围不仅体现在资本活跃度上，更在于其形成了“资本-技术-产业”的良性循环。

宇树科技、深度求索（Deep Seek）、强脑科技等“六小龙”，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处于机器人、人工智能、脑科学等最前沿的科技产业领域，属于颠覆性创新或技术突破的项目，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未来收益不确定性高。

而创投的本质是通过风险资本推动创新突破与产业变革。简单来说，就是用资金、资源和经验，赌未来趋势，孵技术火种，换超额回报，帮助初创企业实现从创意到商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正好符合“六小龙”发展的特质。

杭州作为仅次于京沪深的内地资本“第四城”，其创投生态以市场化资本为主导，同时政府引导基金和国资深度参与。

杭州组建了“3+N”千亿级母基金集群（杭州科创基金、创新基金、并购基金），覆盖企业从初创到壮大的全周期需求，并通过参股子基金精准支持早期科技项目。

例如， 云深处科技 天使轮即获杭州科创基金旗下子基金投资，政府基金后续多轮跟投，缓解了器人长研发周期的资金压力。

从2022年起杭州科创基金、杭州创新基金所投资的子基金共参与了宇树科技4轮融资，保障了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资金。

本地创投机构如赛智伯乐等，专注于早期科技项目投资，例如在云深处科技仅有5-10人团队时便嗅到其技术潜力并注资2000万元。宇树科技早期获敦鸿资产等本土机构注资，推动其四足机器人快速迭代。

此外，杭州还吸引了包括红杉、IDG等国际资本，以及本地民营企业家群体作为LP（有限合伙人）。这些资金不仅提供财务支持，还通过产业资源整合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相比之下，重庆作为全国制造重镇，汽车、电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传统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行业往往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但创新性和成长性相对较低。

再加上，重庆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空天信息等新兴领域的布局相对滞后，缺乏高成长性的创业项目，使得创投机构的生存空间不足，缺乏头部创投机构（如红杉、高瓴在渝分支机构不足），且市场化LP（有限合伙人）群体薄弱。

2023年重庆VC/PE投资案例数约120起，仅为杭州的27%。

所以当一个地区创投市场发展不充分时，国有资本必然会挑起大梁，为本地融资市场提供“弹药”。但是当国资占比过高时，又不得不受到其投资风格和属性的影响。

比如，本土企业在投资时，普遍表现出偏好传统、稳健的投资策略，倾向于选择资产规模较大、处于成熟期或中后期的企业，产投色彩浓厚，制约了初创企业的发展。

这一点在重庆国有基金重点“关照”京东方、三安意法、赛力斯、阿维塔等明星项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重庆也意识到了这点。

不论是2000亿产业投资母基金，还是300亿西部（重庆）科学城产业发展基金，都开始强调早期科创投资的地位。

但创投生态的改善毕竟是个系统性、长期系的工程，还需要依托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从政策支持、专业机构培育、资本市场优化、创投集聚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

争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落地

全国四大城市群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区域性金融机构为主，是唯一尚未拥有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的区域。这一现状反映了成渝地区在金融领域的滞后，凸显了其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差距。

事实上，就连武汉、郑州等二线城市分别都有全国性的金融交易市场。

作为西部金融中心的重庆，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的缺失，对其的影响是全面的，尤其是在产业发展、创投生态等方面。

在产业发展方面。导致重庆企业在融资渠道上受限，难以获得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特别是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因其具有高研发投入、高成长性、高风险性的特点，往往比传统产业更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因为重庆缺乏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使得这些企业的成长受到制约，也影响了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

还有一点，新兴产业往往涉及前沿技术领域，而许多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或国际领先企业手中。重庆发展新兴产业，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化科技合作，缩短研发周期。这就需要构建国际化的金融合作网络。

不过， 重庆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的缺失，使得国际资本和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更倾向于选择总部集中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布局，导致重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吸附能力受限。

是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为重庆构建金融国际合作局面打开了重要窗口，但还需要全国性金融总部落户，打破现有合作瓶颈，推动项目进入更高层次。

深圳平安集团总部吸引了新加坡大华银行、星展银行等机构深度参与大湾区金融合作，重庆若复制这一模式，中新项目的资本协同效应将显著增强。

不仅如此，重庆传统制造业占比较高，产业转型升级的诉求比较强。这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和技术创新。但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的缺失，使得企业在技术改造、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方面面临资金瓶颈，延缓了产业升级的进程。

在创投生态方面。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的缺失，导致重庆的创投资金来源有限，难以吸引足够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制约浓厚创投氛围的形成。

此外，由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受限，使得重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又进一步影响了本地创投市场的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国家战略，为运营组织中心的重庆争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落地创造了重要机遇。

近年来重庆积极呼吁设立国家级陆海新通道基金，组建具有跨区域、跨境资源配置能力的通道银行， 整合通道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融资需求。

一旦落地，重庆不仅可以结束没有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历史，还可以推动设立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吸引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此设立区域性总部，服务东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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