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张大千决定从成都去敦煌

1941年，张大千在成都。此时他在酝酿一个大计划：去敦煌。那时敦煌还籍籍无名。此去敦煌，是为了追寻晋唐艺术遗风，对敦煌艺术宝库进行临摹与考察。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敦煌名声大震，敦煌学由此发轫，张大千也向大师迈进。

然而在84年前，这趟行程堪比西天取经。从成都到兰州，走川陕公路，要穿越秦岭，交通工具多为马车或步行。从兰州到敦煌，沿河西走廊行进，主要交通工具为马或骆驼，沿途人烟稀少，补给稀缺，风沙肆虐。最关键的是，当时是抗战时期，日寇敌机正在四处狂轰滥炸。

日前，四川博物院“石壁丹青：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敦煌考察文物展”，用32件精美作品揭秘了张大千的敦煌“取经”之旅。还展出了张大千敦煌考察笔记、工程图纸等许多珍贵史料。此展与川博原来的“张大千展”不同之处在于，更注重解读张大千敦煌考察的过程。

过程总是迷人的。何况是张大千与敦煌。

·张大千带领藏族画师在敦煌莫高窟内临摹壁画

西行“取经”路

上世纪20年代，张大千在上海学画时，就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老师那里听说过敦煌，但只知道敦煌经卷，并不了解还有壁画。书画家叶恭绰也告诫张大千，必须要去敦煌，才能找到艺术的源头。

抗战爆发后，张大千回到成都，在朋友家里，遇到两位兰州来的客人，他们去过敦煌，将莫高窟的艺术瑰宝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彼时张大千幽居青城山，“一生好入名山游”的他，内心开始蠢蠢欲动。

·唐代写经卷 ©图据四川博物院

可在当时，去敦煌谈何容易。首先路费就是一大问题。这时的张大千不仅穷，还欠了债。不过对于艺术家来说，“穷”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张大千决定卖画挣路费。他在青城山上，日夜泼墨作画。

“张大千想去敦煌，没有路费”的消息很快被一位大佬知道了，他立即表示愿意资助张大千，条件是有购买张大千在敦煌所绘作品的优先权。张大千没有接受这份“好意”。后来，他跟戏剧家熊佛西聊起这件事，说：“他们是想用钱把我‘包’下来，用钱抠去我的心血结晶。这心肠好歹毒！”

几个月后，张大千在暑袜街举办了自己的画展。这次画展共展出山水、人物、花鸟等画共计100多幅。卖画所得不仅还掉了一些旧债，还有剩余。又经过一番筹备，终于要去敦煌了，却传来噩耗，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和儿子张心健，相继因病去世。还未出发，就遭受重大打击，但他去敦煌的心没有动摇，甚至更坚定了。

1941年5月，张大千偕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及学生数人，带着五百斤行李，踏上了西行之路。他们先乘飞机到兰州。兰州到敦煌还有1200多公里。当时车难找，路难行，食宿也成问题。他们找到了一辆运羊毛的小卡车，沿着正在修建的兰新公路，颠簸前行。车内腥膻扑鼻，羊毛羊脂邋遢肮脏。

·嘉峪关外明长城遗址

一出嘉峪关，景色就越来越荒凉。到了瓜州，汽车就没法继续行驶。从瓜州到敦煌全是戈壁，只能骑马或骆驼。白天热浪滚滚，夜晚狼群出没，可谓险象环生。

张大千对儿子说：“我们吃的苦，比起唐三藏来，还是要差得远。不过话说回来，要讲舒服，当然还是成都舒服。但一个艺术家要使自己的艺术不断提高，老待在家里是不行的，必须要走出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磨炼意志，开阔视野，才能有所收获。”

·张大千为石窟编号的墨迹

张大千到了敦煌以后，发现遇到的问题，比想象的多得多。最明显的生活条件艰苦。住所是一座寺院，没有床，没有家具，他只好画了沙发、画案、桌子等家具的草图，让人寻找木材制作。然后是清理积沙（用了三个月才清理完）、修复栈道、对洞窟编号（一共编了407窟，为后世研究省去不少麻烦）。

本次展览，让人印象深刻的展品是一批工程测绘图，其中一张《莫高窟石窟崖面水墨全景图》尤为珍贵。这副数米长的画卷，以水墨速写的手法，描绘了莫高窟南区及北区崖面的立面全景图，图中不仅有早期崖面图中常常缺失的北区立面，而且每个洞窟均标注了张大千编制的309个石窟编号。放大看“全景图”，线条柔和，细节饱满，仿佛置身于莫高窟的月光下。

·张大千绘《莫高窟石窟崖面水墨全景图》（局部）

“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准备完毕后，真正艰苦的工作开始了——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由张大千去描摹。稿子描下来后拓到画布上，再对着壁画一笔一画描绘。一张小画可以几天完成，一张大尺寸的壁画，要花一两个月时间。

张心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子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两条腿不由得就发抖……”

·张大千临摹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 ©图据四川博物院

比起搭梯子的人，画画的人应该是最累的，但张大千很会苦中作乐，享受这个过程。敦煌地处沙漠，缺乏蔬菜，他会特别留心哪里有野菜。在一片杨树下，他找到一种野蘑菇，每天采到一盘，味道不错，给艰苦日子增添了一些乐趣。

·张大千临摹莫高窟172窟观无量寿经变 ©图据四川博物院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张大千共临摹了自十六国至元代的壁画作品276幅‌。他的临摹还原了原作神韵，也有创作的成分。

关于敦煌石窟的价值，张大千说过一段话：“一般人研究敦煌，着眼点都集中在佛像上，其实供养人像却非常重要……敦煌绘画所画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

本次展览，展出了《张大千临摹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张大千临初唐人画璎珞大士图轴》等作品，可以欣赏到敦煌壁画和张大千的双重艺术魅力。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水月观音像 ©图据四川博物院

敦煌之行，确实让张大千取到了“真经”。他曾说：“我在敦煌临了那么多壁画，对佛和菩萨的手相，我一见便识，而且可以立刻示范，你叫我画一双盛唐的手，我决不会拿北魏或宋初的手相来充数，两年多的功夫没有白费哟！”徐悲鸿也赞道，“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者，大千先生已兼获吴曹之长。

1941年，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西北视察，张大千提出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妥善管理莫高窟。在张大千、于右任等人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把近三年来研究调查的资料送给敦煌艺术研究所，还特意画了一幅“野蘑菇地图”，送给常书鸿。这张图无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说是张大千留给敦煌工作人员的另一个‘宝’。”

·张大千临摹凉国夫人图轴

张大千去敦煌前，还是须发尽黑，满面红光；从敦煌回来时，已是面容清瘤，须发染霜了。敦煌归来，‌张大千在兰州、重庆、成都等地举办过“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轰动一时‌。

但张大千的敦煌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那就是“破坏壁画”的公案。张大千无意中发现敦煌壁画画中有画，因外层表皮已脱落，要想看见内层壁画，必先剥掉外层。于是，一行人把外层表皮清除掉了。这让张大千卷进了巨大的是非漩涡。

·张大千临摹曹元忠像图轴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研究员李旭东，曾提到，当年有人举报张大千破坏壁画，朝野震惊。后来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永翘，从卷帙浩繁的档案中，找出当时甘肃省参议会1949年3月作出的裁决：“张大千在敦煌并无毁损壁画情事”。因国民党随即撤离大陆，这个裁决没有及时公布，以致后来对张大千的误解甚嚣尘上。

李旭东认为，张大千并不是敦煌学家，但是从敦煌学的发展史来说，正因为这个传奇人物的敦煌行，对研究和传播敦煌艺术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陈寅恪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临初唐人画璎珞大士图轴

本次展览有近三分之一的展品为首次面世。除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还包括四川博物院珍藏的敦煌藏经洞遗物，如《宋人敦煌开宝二年观音像轴》《宋人柳枝观音像轴》等，以及唐代写经卷等国宝级展品。

看完展览，一头扎进张大千文献馆，看到张大千母亲资料时震惊了。他的母亲名叫曾友贞，虽然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但她的绘画水平不啻于一位画家，她画的猫，眼睛闪着光，像要从画里跳出来。

看来，家学渊源是成为的大师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于是，想去一趟内江，看看张大千的故乡，沾染一下那里的山水之灵气。

展览信息

四川博物院

2024年12月18日~2025年3月31日

成都市青羊区浣花南路2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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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Rain

未标注图源丨Rain

参考资料丨张心智《张大千敦煌行》、李永翘《张大千传》、朱介英（编）《瑰丽的静域一梦：张大千敦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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