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多处内容记录澳大利亚，自古以来，中国人最先发现涉足

《山海经》作为中国古代地理与神话的集大成之作，记录了诸多奇珍异兽与地理风貌。

堪培拉大学历史系教授伊可·马琳提出其中部分描述与澳大利亚的地形、生物存在关联。

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提到的“其状如兔而鼠尾，善登木”的异兽，与澳大利亚考拉的形态特征惊人相似；而“有鸟焉，其状如鸮，赤足而直喙”的描述，亦可能对应澳洲特有的鹤鸵（食火鸡）。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数千年前，古代中国人对南半球大陆的已有认知，并通过海上交流留下了文化痕迹。

然而，当欧洲殖民者于18世纪“发现”澳大利亚时，他们并未以探索者的谦卑与当地土著展开对话，而是以枪炮与病菌开启了一段血腥的殖民史。

这段历史不仅摧毁了土著文明，更将《山海经》中暗含的文明交融因素，化为种族灭绝的残酷现实。

《山海经》对地理方位的描述常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但其“海外经”中记录的某些地貌特征与澳大利亚存在耐人寻味的相似性。

例如：袋鼠与《山海经》异兽的形态呼应，《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这种“跳跃如飞”“见人则眠”的特性，与袋鼠的习性和防御性假死行为高度契合。若将“菟”（兔）视为对袋鼠后肢发达特征的误读，这种生物的地理坐标或可指向澳洲大陆。

澳大利亚中部的乌鲁鲁巨石（艾尔斯岩）以其赤红色闻名，而《山海经·西山经》中多次提到“赤铜”“丹粟”等红色矿物，是对澳洲独特红土矿藏的隐喻。

土著传说中，乌鲁鲁山是创世神灵的居所，与中国神话中“昆仑山”作为天地枢纽的象征意义不谋而合。

正如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言：神话是集体无意识的语言，它跨越时空的共鸣，揭示着人类对未知的共同好奇。

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中的“梦世纪”（Dreamtime）创世观，与《山海经》中“女娲造人”“盘古开天”等神话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核。

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澳大利亚土著认为山川、河流皆有灵魂，祖先神灵化身为动植物守护土地。

这与《山海经》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传递的“天人合一”思想遥相呼应。

例如，土著传说中的“彩虹蛇”既是创世神，又是水源的象征，与《山海经》中“应龙蓄水”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

澳大利亚土著通过歌谣、岩画代代相传历史，其叙事方式与《山海经》以图文记录山海异事的传统异曲同工。

新南威尔士州发现的万年前岩画中，描绘的巨型袋鼠与《山海经》异兽图鉴的线条风格神似，间接佐证两条文明长河在某一刻已经交汇。

遗憾的是，这种文明对话被殖民者的铁蹄彻底碾碎。

殖民者不仅将土著视为“未开化的野兽”，更以“文明”之名实施系统性灭绝，使得本可通过交流互鉴的文化密码，沦为血腥历史的残片。

自1788年澳大利亚被建立为流放殖民地起，澳大利亚土著经历了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种族清洗。

殖民者以“清理土地”为名，对土著展开大规模屠杀。

1838年“迈埃尔屠杀”中，28名被捆绑的土著妇孺被刺刀虐杀；1859年“医院溪大屠杀”导致400名土著丧生，殖民者甚至以土著头皮作为战利品展示。

更令人发指的是，塔斯马尼亚人因殖民者“成人5英镑、孩童2英镑”的悬赏捕杀，在73年内彻底灭绝，其遗骸还被博物馆展览示众。

19世纪至20世纪，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将15万土著儿童送入寄宿学校，禁止使用母语、践行传统习俗。这些儿童遭受虐待、性侵，死亡率高达15%，成为“被偷走的一代”。

直至1967年，澳大利亚宪法仍将土著排除在人口统计之外；2008年政府才首次正式道歉，但至今未进行实质性赔偿。土著失业率、自杀率远超白人。

历史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警示：“殖民者通过暴力将‘他者’非人化，实则是为了掩盖自身文明的脆弱性。”

澳大利亚殖民史的每一页血迹，都在诉说一个真理：真正的野蛮，恰恰藏在“文明”的面具之下。

当殖民者以“发现者”自居时，他们无视了土著四万年的文明积淀与中国古籍中的潜在记载。

今天，当055大驱巡航澳洲外海引发热议时，人类更应该铭记：真正的文明力量，不在于舰炮的威慑，而在于对历史的敬畏、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正如澳大利亚土著所言：“土地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而是向东方神明借用的。”

唯有放下征服者的长鞭，人类才能在文明的星火中，找到共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