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他说这个不是右派，那个也不是；书记说：你快成右派了

容庚，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古代“容”“颂”相通）。1894年9月5日，容庚出生于广东东莞的一个书宦世家。容庚是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是著作等身的一代宗师；其《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大力推崇，被奉为圭臬（niè)。

容庚年轻时曾得到罗振玉（号雪堂，“甲骨四堂”之首）的赏识，并因此得以以一介中学生的身份、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结识王国维。两人过从甚密，时相切磋。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容庚是第一批到达现场者。随后，为操办丧事而走，并一直保留着王国维遗书的石印件。

1983年3月6日，容庚先生在广州病逝。先生西去数十年，如去选摘了先生生前的点滴旧事，以志缅怀。

容庚先生平生一向为人耿直，敢怒敢言。1962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访问容庚。两人就文物收藏、书画鉴定等话题进行了热烈交流。但是，当两人因容庚所藏《兰亭集序》的真伪问题发生意见不一致时，却争得面红耳赤，令在座诸位目瞪口呆。

但是两人并没有因此而生罅隙，康生反倒非常敬重容庚的学识和胆量，并亲自为他开具介绍信、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

在接下来的北上考古中，容庚还闹了笑话。每到一地，他都得拿着康生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

“党部”一词，是旧时国民党的习惯用法。把共产党的部门，叫成国民党的“党部”，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随行助手一再提醒他不要这么讲，他每次也总很认真地答应：“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可是，下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

其助手曾宪通曾笑着说过这些往事：“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曾宪通说，在历次的各项“运动”中，容庚也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批林批孔”时，有人来劝容庚参加，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据说，当时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全国一共只有三个教授：梁漱溟、吴宓、容庚。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重要文物卖给美国人。容先生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

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曾宪通回忆说，中文系董每戡、叶启芳等教授被打成“右派”后，容庚跑去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容庚，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

1966年5月，全国批判吴晗、邓拓，容庚也为两位鸣冤叫屈。他说：“毛主席自己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现在却把这批文章（《燕山夜话》）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谁敢提意见，这不是防民之口吗？这样防民之口，只好挂个牌牌‘莫谈国事’了。”

接下来，容庚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山大学第一批“牛鬼蛇神”。“文革”中出现了容庚的大字报，并称要斩“野马”，砸烂“鬼锁”。这两个词语的出处来自容庚的入党申请书。原文是“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

后来在给容庚平反时，很多人都说“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并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刚直不阿”、“不讲违心之话，不作背理之事”，是容庚去世后，同事们对于他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