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疆域的第三核心区

在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以后，南方的群山众水文化区就变成中国的另一主流。实际上越到近代，这一地区在中国经济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也越大。因此我建议，“中原是中国古代文化主流或火车头”的观点应当修正为：长江、黄河平行的路线上，南北族群竞争又合作，构建了古代中华文明能久能远的深厚基础。这两个核心区的东面，又交缠发展为长江三角洲与东南沿海的第三区，我们将在以下讨论其发展过程与特色。

这三个核心区合成的庞大文化体系向西扩充，包括了今天的西藏和新疆；往北扩充，包括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太平洋的广大北方—这是从中国的延伸。正因有前述两个非常强大的核心区，才构成了中国如此宏大、坚实的基础。

由四川盆地开始往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丘陵、江湖地区，是中国的第二区。这一核心区又延伸出另外一个从东南到南部的沿海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我们称其为第三区—它是前两个核心区的融合及延伸，两个末端在东南交汇构成的第三个重要文化区。

长江口以南沿海各岛屿的范围，虽然也已经有古人类进出，只是与大陆海岸线的大局关系不大。因此，本文所说的这一沿海地带，暂时以海岸线为限。除特殊情况，例如论及台湾与海南岛的早期移民之外，所有海岸线以外的岛屿，在古代的讨论中，还暂时不列。因为今日的主权界限，与古代实际发生的情形，并不相同：本书所附三区地图，不应将黄河、长江以及珠江口的沿海涨沙地包括在内，因为在那时，这些区域尚未形成；那时候海外诸岛并无多少大陆人口；即使有之，也不过是从福建移到台湾的早期南岛族群的源头。第三区实际上乃是以二区为主的延伸地带，因此包括的乃是长江口以南以至于珠江，连接到西南部的东侧以及南方诸岛。这一沿海地区跨越的纬度范围很大，但彼此间的气候相差不大：都受海洋影响，共同享有东南季风的福利，有充足的降水，气候相对温和，这是沿海地区形成同一文化区的环境因素。

一

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的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前者主要分布在钱塘江北岸的太湖周围，后者则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在距今约七千年前，这里已经发展出比较完善的聚落。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居民已经从事稻米生产，并以此作为主要食物来源。

东南沿海所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规模之大，内部构造之复杂，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前所未见。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为何在第二区末梢，能发展出如此重要的文明？在我看来，原因就在除了其自身的渊源以外，还承受了第一、第二区文化交融的因素，才能取两边之所长而后来居上。

良渚文化及其前身所在的区域，就在长江下游、太湖与钱塘江所夹的三角平原地带，同时也是天目山等东南山脉由高往低的排水区，由此造就了水网密布的地理环境，可称水乡泽国，便于建立港口码头，发展航运。除了运输，打鱼也是很重要的水上劳作。就这样，良渚先民们在沿海地区的东南角打下了基础，并逐步往北扩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以黑陶为主要特征，曾发展至非常繁盛的程度：建造了大型聚落，容纳许多居民；制陶水平已很发达，出品的器型种类较多，最了不起的成就是烧制出蛋壳陶；骨器制作也很精细，并且已经出现青铜器的雏形。

距今约四千年时，北方的山东地区出现剧烈的气候变化。原本中国东海岸承受来自赤道的季节性降雨不再出现，于是降水量不够，农业发展失去原本的良好条件。山东的东南半边，沂蒙山区本来就土质不佳，先受其害；然后逐渐使得渤海湾地区本来湿润的气候，也失去其良好条件。因此，整个海岱地区的向外移民，是个扇形的展开：从徐淮到海河地区，向各方面分别移动。

“后羿射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干燥的气候迫使当地居民迁徙。如前所述，他们一部分迁移至淮河流域，即历史上称作“祝融八姓”的部族；一部分沿着海滨南移，就可能经由“吴头楚尾”进入江南的水乡泽国。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泰雅人也有类似后羿射日的传说：古时两个太阳同出，天气干旱，民不聊生。泰雅人的三位勇士决定远征，在太阳升起处将其中一个射落。考虑到路途遥远，他们必须两代人接力才能够到达目的地。果然，勇士们途中衰老去世，随行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他们合力射下那个多余的太阳，人间恢复了正常生活。

泰雅人的故事与后羿射日的传说如此类似，可能是泰雅人还未离开中国大陆时获得了故事的基本模式。随着这一族群渡海入台，修改后的版本遂流传于族群内。至于他们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路径，我认为经由浙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海峡终于将两地隔绝，陆桥破碎的痕迹也形成了舟山定海外海的岛屿群—有了这一串小岛群作为中途站，到达台湾西北角就并非难事。我的同学张光直指出，台湾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颇多出土物与浙、闽考古遗址、遗物相类。由此推论，距今四千年前，那些逃避干旱的族众从第一区东端南下，与江南新石器时代的人群携手开发长江三角洲与太湖周边，形成古代中国的第二区。

到了商、周两代，第一区的东半边—山东地区—先后被商人、周人占据，龙山文化的中心区也在其中。随着周人在东方的扩张，例如周穆王时代大举压迫东方的“徐夷”，族群也由鲁西南和苏北地区不断向南扩散。史料中关于龙山文化族群迁移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证据是一致的。

上海市松江区的广富林遗址，所反映的正好就是良渚文化向北扩张与龙山文化向南开拓、迁移，二者在广富林接触、融合的现象。具有龙山文化印记的黑陶和具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当地玉器，在广富林遗址都有出土。因此，广富林遗址兼具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种文化的若干特色，是两者结合的一个据点。

这一现象从距今四千年左右开始演化，嗣后发展为周代吴越文化的基础。吴文化以今江苏南部为中心，越文化以今浙江为中心；另有一部分区域，则继承了江南湖熟文化的基础。由此构成东南海滨一带范围广大的一个文化圈，其区域北至江淮，南可扩张至福建，西向内陆甚至可延伸至安徽南部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后世文献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部族统称为“百越”，所谓瓯越、闽越、南越等都为其分支或后代。

若论越人，瓯越与闽越应是一家，他们在浙江、福建交界处活动，向西可扩展到江西、安徽一带。经由这条线路，第二区的影响力也延伸至东南沿海。湖沼地区一些水上活动的族群迁徙至此，所以在瓯越、闽越之中还有许多水上民族。而迁移过来的陆上族群，则被汉民族吸收了。

二

第三区的发展有一不同于前述两个核心区之处，是其经济层面的特色，亦即开拓特殊的地方工艺产品：瓷器和铁器。

瓷器是中国发明的器物，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瓷器与陶器的区别何在？首先，瓷器使用筛选精细的高岭土，胎体烧结致密；其次，其表面有一层玻璃质的釉。实现由陶到瓷的跨越，需要几个条件：第一，烧窑的温度要足够高；第二，要用高岭土，并进行精细选料；第三，是发现釉的秘密。

黄河流域有些商周遗址已有硬度较高、瓷面较为光亮的陶器出土，例如商代遗址出土的尊、罍、罐等。这些陶器的硬度和光润度，毋宁说已到了瓷器的前阶。原始瓷片最早可见于二里头早期的夏代遗址—由此可断定，我国很早就已有到了瓷器水平的器物。

原始瓷器的演变也要经历一段过程。若将以较高温度烧制的硬陶视为瓷器前阶，则在距今四千多年前，闽北浦城猫耳山遗址出土的黑衣陶，应可看作原始瓷器的前身。而且，猫耳山遗址也出现长斜坡型的“火道”，这种窑型被考古界称作“龙窑”，能够不断提高窑室温度，是后世烧制瓷器的必要条件。

出土器物可以归类为原始硬瓷的西周遗址不少：河南浚县辛村、洛阳庞家沟、安徽屯溪、江苏句容浮山果园等处。其中，南方地区遗址分布于第二区者为多。考古学家解释：南方出产堪作硬陶的黏土较多，竹、木燃料也比较丰富。嗣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单浙江德清一县就出土四十余处原始瓷器的窑址。还有值得注意处：在战国时代，原始瓷器的功能似乎是青铜礼器的代用品—这些原始瓷的形制、花纹往往模仿青铜礼器。

2003年至2005年，在我的家乡无锡鸿山发掘出七座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葬。其中出土了一批陶瓷器，其胎质烧结较为致密，表面有一层青绿色的薄釉，特性介于陶器、瓷器之间，偏向于瓷器。鸿山越墓原始瓷得以成功烧制，是因为吸收了北面来的龙山文化烧制蛋壳陶的经验：陶壁薄如蛋壳，需要精细选料；质地致密，需要很高的窑温烧制。此外，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先周文化层出土过一片青瓷残片，质薄而亮，不像是当地的产品，或是从南方输入的原始青瓷。

也就是说，吴越一带最先迈出了由陶跨越到瓷的第一步。而在后世，东南地区的瓷窑也兴盛不衰：北宋以前的越窑，南宋以后的龙泉窑，都是中国历史上兴旺千百年的窑口，南方各地的瓷窑无不受其影响。我认为在南方，尤其浙江、江西，有了烧制原始瓷的经验，才可以继续进步。在这些地方找到高岭土后，当地人就使用长形龙窑的技术烧制真瓷。于是，此后中国名窑几乎都以南方窑口为主。数千年来，“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或“支那”（Cīna），从印度开始逐渐在世界成为同义词。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武器非常有名，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所谓吴钩、越剑，在后世更成为利器、宝剑的代名词。干将、莫邪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干将作剑三月不成，于是其妻莫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才得以成剑；在某些故事文本中，为了铸成宝剑，莫邪甚至牺牲自己“自投于炉”。故事很有传奇性和戏剧性，其背后的道理是：在铁里掺入碳，可以形成合金，提高生铁的硬度。掺碳的方式，可以是将牛羊等祭祀用的牺牲投入其中，也可以用竹棍、木棍来搅拌铁液。汉代冶铁并未广泛使用煤，多以木杆搅铁汁，或者在锻铁时将木炭卷入软铁反复捶打，可以使动植物所含的碳熔入其中与金属结合，令其硬度增加。不过碳的硬度有限，为了使其锋口锐利，必须改用其他材料。

沙漠和海边的沙粒中，有一种天然“金刚砂”，这种在海滩淘洗获得的黑沙，质量最重，硬度很高，后世玉工称之为“解玉砂”。在良渚时期，“金刚砂”被用来作为切割、雕刻玉器的工具。良渚文化地区邻近海滩，淘沙取得硅砂不难。若将如此经验转化为冶制精钢利器，还必须淘洗山岭溪流中“金刚砂”一类的砂料，将其一部分掺入铁汁溶液，一部分在锻冶时卷入锻铁，千锤百炼，俾得炼成锐利锋口。以上知识，乃是我十五岁时借住重庆无锡铁匠帮会馆，从铁匠老师傅处学到的。此时已是隔世，谨以此纪念王、吴二位老师傅。

三

沿海地区的族群还有一项能力：发展航行活动，设计各种船只。不过在中国，船只形态的设计是在第二区的湖泊，云梦与彭蠡堪称内海，此处竹木器材遍地可得，加之风平浪静，发展航行工具其实比在海洋更为方便。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或内陆普遍使用过筏，也就是将若干树干或竹竿并拢在一起，编缚而成的一个平面浮具；再使用一根长篙撑着岸边或水底，推动筏子进退、转向，古代称之为“橹”。从这种的结构改进，就是简单的木船，由木板拼接而成的圆弧状船底颇与西方维京人长船的尖底不同。为了增加装载量和稳定性，中国船只也常见双船并行、联二为一的形式，也有的在船舷外架设披水板以保持平衡。一直到宋明时期，这种船只还在沿海地区被使用；在内地的湖沼地带也很常见，只是将披水板移至船舷下的水线处。

这种船还发展出一种首尾翘起的战船：在船头竖旗，在船尾架鼓，通过挥旗击鼓来指挥船只前进。古人还用大型的“平衡架”来保持船只平衡；“平衡架”上可搭设平台，划桨的人站立其上，或用来载运货物。春秋战国之际，吴国的“王舟”便曾经从江南直航，深入楚国的大别山区。

在西方是没有筏的，也不见船舷外的平衡架，但在太平洋区域却很普遍，甚至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也可见到这种设施。这种文化，先师凌纯声先生称之为“环太平洋文化”，它分布的范围南到大洋洲的密克罗尼西亚，中间覆盖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群岛，最北可至美国西北岸到加拿大西岸。环太平洋文化圈的航行船只，其实是肇始于上述的湖泊区。

环太平洋文化圈中有很多参与者，冲突与互动在各处普遍存在。比如，常见的一种建筑由一对粗大的柱子和柱上的横梁组成，有大有小，有木制的也有石制的，中国称为“牌坊”，日本称为“鸟居”。再如，两根石柱架起一片石顶的神祠，就是土地庙。有一种大型石轮（可能是古代“璧”的代用品），被视为家传宝物。又如，设置祖宗堂，将祖先遗骸或名讳牌位，按照辈分亲疏摆放架上，以纪念、祭祀。还有以常见的动物，尤其是大鸟作为图腾的现象。

上述种种表现，在吴越文化里也屡见不鲜。

沿海地区的族群和文化从渤海湾一波波往下迁移、传播，经过台湾，再继续扩散。相对而言，今天台湾的原住民也是新到的过客，最远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卑南人先民。台湾的卑南遗址与闽浙一带同时期的遗址很相像，张光直认为，两者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因此，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南岛语族只是百越众多族群里分化出的一支，它的起源不在台湾；台湾地区的重要性，在于其是沿海族群向太平洋扩散的第一步踏脚石，第二步踏到菲律宾，之后才到文莱、马来西亚等地。

本文摘自许倬云《经纬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