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自我疗愈之路

在经过心理医生的诊断后，斯蒂芬妮第一次听到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词。这是一个相对新的名词，由精神病专家朱迪思·赫尔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一般的创伤应激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PTSD，它是对特定威胁性事物的创伤，换一句话说，它的诱因是很明确的，比如对某件事、某个地点、某个人的创伤。而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它没有一个单一的诱因，它是由于患者在成长过程中持续地遭受创伤，最终诱因将无限壮大并难以再确定。斯蒂芬妮阐释道：“如果你因为数百种错误挨打，那么每个错误都会变得危险，如果有几十个人背弃你，那么所有人都会变得不可靠，整个世界都对你形成威胁。”这就让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变得极其困难，你无从辨别你哪段经历是健康正常的，哪段是不健康、不正常的，你也无从辨别你此刻的行为哪些是病态的，哪些不是病态。这似乎意味着你必须再造一个全新的自我，用斯蒂芬妮的话说，“重新学习做人”。

因为媒体行业的从业经历，斯蒂芬妮有机会接触一些行业顶尖人员，她给神经科学家和精神学家莉莎·费德曼·巴瑞特打去电话。巴瑞特给她的建议很简单，几乎是一个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那就是要好好了解自己的身体。巴瑞特说，其实大多数人不了解自己身体的亏空程度，游戏中的人物能自动显示血条，缺了什么一目了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我们不清楚，人在脱水时未必会觉得干渴，只是会感到疲惫不堪，肚子痛的时候也未必清楚到底是胃痛，还是有便意，甚至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肚子痛。还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可能并非是由于某个人或某件事，而只是因为新陈代谢入不敷出，所以明明是需要给身体补充食物了，我们却迁怒给了他人。创伤中的人会加剧身体系统的失衡，身体反应会被放大，你会更难知悉你身体的实际感受和反应。巴瑞特让斯蒂芬妮确保充足的睡眠、适量运动、健康饮食。这几乎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但身体的反应是立竿见影的，斯蒂芬妮在保证每晚睡足八小时、并尝试了各种运动课程后，明显感觉自己精力变好了，而体能的提升也会让她更有勇气去探究更深层创伤的源头。

斯蒂芬妮接触了很多心理医生，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带领她重新梳理童年的那些创伤。一位叫做埃莉诺的医生曾让斯蒂芬妮给她童年经受的那些恶性事件打分。斯蒂芬妮起初不是很理解，父母对她做的那些事情，这中间的复杂感受，怎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字说清楚呢。可当她真的回忆起那些事情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很麻木，没什么感觉，所以当埃莉诺要求她根据这件事带给自己的不安程度打分的时候，满分十分，她给的都是一两分。埃莉诺很惊讶，斯蒂芬妮解释说：“大概因为我总想起那件事，已经把它消化掉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不难过了，没什么大不了。”埃莉诺这时看着斯蒂芬妮说，这很有意思，你在述说这些施加于你的恶行时候，像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埃莉诺指出的是，斯蒂芬妮会习惯性解离，“解释”的“解”，“离开”的“离”，也就是刻意将自己与自己的痛苦感受分离开来，它在一些时候是好事，可以让你免于痛苦、继续前行，可长期下来，它让你离你真实的感受越来越远，以至于你难以再认清自己。

埃莉诺试图带领斯蒂芬妮重新唤起这些痛苦感受。在又一次治疗中，斯蒂芬妮回忆起母亲用钢丝衣架抽打她，母亲尖叫着喊道：“你为什么不把衣服挂起来，为什么不能爱惜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你花钱。”六岁的斯蒂芬妮哭着苦苦乞求母亲，一遍又一遍保证自己会改。埃莉诺这时让斯蒂芬妮想象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斯蒂芬妮于是让她的男友乔伊出现在了自己的回忆中，乔伊试图将六岁的斯蒂芬妮从母亲身边拉开，可斯蒂芬妮怎么也不走，她不愿意离开这个一直伤害她的妈妈。埃莉诺这时又指引说，还有谁能帮小斯蒂芬妮呢？最终成年的斯蒂芬妮出现在了回忆中，她走向六岁的斯蒂芬妮，告诉她：“听着，我明白你想要留下，因为你并未见识过其他形式的爱。但我保证，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爱，而且你会遇见其他人，他们会给你父母无法给你的爱。”

结束治疗时，斯蒂芬妮泪流满面，她在书中写道：那天我领悟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道理，首先伤口不再伤痛并不代表它已经痊愈；其次，我明白了父母并不爱我，这些年来我为他们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但这一次我不能再回避这个真相，那就是他们从没爱过我，也没能力爱我，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与我的行为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很残酷、悲哀的真相，可斯蒂芬妮说承认这一点，反倒让她难得地放松和平静了下来。

当痛苦的记忆和感受被释放，斯蒂芬妮还必须学习应对它们方式，除了刻意的压抑和解离，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斯蒂芬妮先后尝试了冥想、正念和瑜伽，这几种方法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流行的缓解焦虑、修复身心的方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聚焦当下的身体感受，关闭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避免自己陷入有害的执念和自我怀疑之中。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比如有人可能通过往嘴里塞一块冰就能将注意力转移到感官上，还有人会觉得拍打自己的脸和手非常有用。斯蒂芬妮偏好的一个方法是数颜色，当感觉自己马上要陷入可怕的状态的时候，她会马上跟自己说，数一数房间里所有红色的物体吧，她借此切断自己已成为习惯的恶性的思维和感受方式。

斯蒂芬妮记述了她在瑜伽课上的切身感受，瑜伽涉及很多伸展运动，它会迫使你高度集中注意力，感受肌肉被拉伸的疼痛，一系列伸展运动后是修复缓解，教练会让你以各种舒服的姿势躺着，加盖上毛毯。斯蒂芬妮在那一节课上哭了，她写道：“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感到了一丝悲伤：我怎么到现在才体会到呼吸的快乐？才明白风吹过手掌的感觉可以让人倍感宽慰？我因为太过小心翼翼而错过了多少快乐？毯子带来的包裹感让人觉得安全舒适，仿佛有人在照顾我，给予我无限的体贴、慷慨和爱，而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但所有的这些方法都只是暂时的缓解，斯蒂芬妮将此形容为是一种“姑息治疗”，也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治疗。要想真正从这些创伤中走出来，除了找到勇气面对它，你还必须建立对这些痛苦的理解，如此才能知道要如何与这些痛苦相处。

斯蒂芬妮写道：“我认定，要了解真相，唯有回到犯罪现场。”她于是租了一辆车，重新回到了她自己长大的地方——加州圣何塞，她回访当地的移民社区，和那些跟自己有同样成长背景的人聊天。越是深入，她越发地意识到自己的苦痛不是一种个体的苦痛，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群体性的苦痛。一代又一代的移民远离故土，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这个过程有时是振奋人心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充满了焦虑、委屈，以及无数难言的苦痛的，而所有的这些的苦痛又不可避免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很少有人会说起这些苦痛，甚至会有意遗忘这些苦痛，圣何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杜贤德告诉斯蒂芬妮：在美国，（移民）面临种种压力，为了融入社会，你必须突出你的成功，掩盖你所承受的创伤和面对的困难。但越是掩盖，苦痛只会越来越深入你的骨髓。

斯蒂芬妮也试图去研究自己的家庭历史，她知道了父亲的家庭曾经历战争，也知道了母亲曾被她的家庭所抛弃，斯蒂芬妮写道：“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承载着祖祖辈辈的创伤、死亡、出生、迁移……以及我尚未了解的家族史。”知悉这一点，让斯蒂芬妮感到宽慰，因为这让她觉得自己不是怪物，一切都有迹可循，但与此同时这一点也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了。如果父母也满是伤痕，他们的行为也许也是某种创伤的产物，那我们要原谅他们吗？

斯蒂芬妮曾想过与父母彻底断绝关系，她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远离创伤的方式。她采访了华盛顿传媒系副教授克里斯蒂娜·夏普，她是少数对亲子关系断绝有研究的学者。夏普曾访谈过四五十个主动与父母断绝关系的人，问他们在断绝关系后是否感觉更快乐、更自由。答案是否定的，这并不会带来想象中的快乐与自由。断绝关系可能是一种保护，但它无法治愈创伤，真正困难的是下一步，你用什么来取代父母的存在。

有一些心理疗法认为走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前提条件是得到亲切、宽厚、父母般的呵护，如若亲生父母无法给予这种爱，就必须找个新的“家长”履行职责。有的治疗方式是找人彼此扮演父母，这个临时的父母会代表你的亲生父母向你道歉，并给予你作为孩子应该得到的慷慨赞美，这被认为是一种能给患者带来适当解脱与信念的疗法。

此外，还有很多关于“自我养育”的心理疗法，它主张调动成熟的自我去保护和养育幼年受伤的自我，它的关键在于重新建立一套健康的自我对话——当遇到挫折的时候，要知道如何安慰和鼓励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又如何及时地肯定自己。斯蒂芬妮说，每每在学习自我养育的时候，即使成果喜人，也难免悲从中来，仿佛是在哀悼你本应拥有的幸福童年。她在书中写道：“那种失去的悲伤与清算的悲伤不同。清算的悲伤发自肺腑，带着愤怒甚至还有一丝暴力倾向，似乎可以用报复或正义治愈。失去的悲伤更像渴求，仿佛是空洞的、无法满足的饥饿。”

这些年“自我养育”这类的说法被提得很多了，但斯蒂芬妮在书中说，我虽然总是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父母，可那种想要被他人照顾和爱护的原始渴望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你仍需要寻找你可以依存的亲密关系，不管是友谊还是爱情，你需要学会对它产生归属感，学会依赖它，并为之付出。

斯蒂芬妮曾接受了美国西奈山童年创伤和复原中心主任雅克布·汉姆的治疗，汉姆告诉她，从根本上来说，复杂性创伤是人际关系创伤，也就是说它是由与他人之间的糟糕关系造成的，这些人原本应该给予你关爱、让你产生信赖感，结果却伤害了你。这就让经历复杂性创伤的人未来更难以与他人建立关系，因为脑回路被改变，总觉得他人不可信赖。而要想从人际关系创伤中走出来，就必须走出去，有意识地练习如何与他人维持关系。汉姆说，你可以把人际关系也当成一项体育运动，去操练，去形成肌肉记忆。基于这样的一套理念，汉姆有一套独特的心理疗法，他会在心理咨询结束后，把咨询室里的对话整理成文本，然后邀请患者从头阅读这个对话，并且共同讨论和分析这场对话中存在的不合拍、冲突、误解等问题，由此来学习如何更好地聆听、说话、提出要求等。

在和汉姆的几次咨询结束后，斯蒂芬妮发现自己确实有一些改善，而且掌握了一些实用技巧，比如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提到自己的同事很恼人，却欲言又止，以往自己的反应肯定是立马聊点别的，但现在她知道自己应该鼓励她讲下去，以及也不要急于用类似于自己也遇到过糟糕的同事来安慰她，而是给对方机会和空间，让她袒露她的脆弱和恐惧。斯蒂芬妮说：“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因为一段对话而产生成就感，并感觉自己是个好人，或许这招管用。”

汉姆还提醒斯蒂芬妮，复杂性创伤患者常常会在关系中讨伐自己，因为觉得自己不懂如何与人相处，所以每当关系出了问题，就总把矛头指向自己，不停责备自己，甚至从关系中逃离。但其实自我责备毫无用处，它可能会让你讨得对方的一份表面上的原谅，但它让你更加听不到对方的诉求，无从满足对方，也无从弥补过失，最终只能走向疏远。汉姆说，我们要学会解除情绪上的武装，拨开恐惧和愤怒的迷雾，实事求是地、清楚地看待事物，看到他人的需求。

斯蒂芬妮说她感觉汉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家长，汉姆唠叨不停，不时严厉，但总能给出充足的理解与鼓励。汉姆教会了她很多，尤其是在她不停地研究复杂性创伤，探索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后，汉姆提醒她，不要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贴上创伤的标签，将一切事物都病理化，你的焦虑、痛苦、愤怒等负面情绪在一些时候可能只是人之常情，你要接受它，并相信它会好转。汉姆说：“健康的心脏不会保持完全一致的心率。如果心跳的速度不变，那心脏实际上很不健康。最健康的心脏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适应得越快就越好。开始跑步时，心率最好能迅速提升；休息时，心率应该很快减缓。你的情绪也是如此。”

截止到2022年2月，斯蒂芬妮确诊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已有四年，她在书的最后说她说不上得到治愈，她仍会时不时地掉进这个黑洞。但在这四年漫长又曲折的探索中，她了解了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学习了很多应对创伤的观念、策略和疗法。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头伤痛的野兽还会归来，可我已经知道如何让它安静下来，并滚回它的老巢。在书的最后，她写道：“疗愈永远是进行时，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如今，我全盘接受这终生的斗争及其局限性。虽然我必须永远背负悲伤的包袱，但我已经变得坚强，双腿和肩膀的肌肉狭长而坚实。包袱已不那么沉重，我不再需要畏缩着匍匐而行。现在，我能提起背囊行走。就在等待野兽再次到来的间隙，我自由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