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站在办案机关的视角，退赃退赔的时间越早越能体现当事人的悔罪表现，效果越好。犯罪人在侦查阶段退赃，办案机关就基本上查清了赃款去向，定罪证据更加充分，便于早日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相比还需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查证赃款去向的情况而言，无疑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应对在侦查阶段的退赃行为规定较大的从宽幅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甚至在案件移送法院审理阶段的退赃，对侦办案件没有帮助，但体现了犯罪人的悔过之心，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也应从轻处罚，但从轻处罚幅度应小于在侦查阶段的退赃；在案件一审结束时尚未退赃，而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退赃的，除因客观原因无法提前退赃的情况之外，此类犯罪人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悔过之心不强，但从其能为国家挽回损失的角度出发，可以考虑给予其从轻处罚，也可不对其从轻处罚。
但是，根据不同案件当事人退赃退赔能力、案件进展时间节点等因素的不同，在一些案件中退赃退赔也不是越早越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侦查阶段：对于故意伤害（轻伤）、交通肇事等轻罪案件，如果尽早积极退赃退赔、争取到被害人谅解，可以快速修复法益、化解矛盾，从而据以为当事人争取侦查机关撤销案件、取保候审等。如经沟通获知上述目的无法实现，尤其是在当事人被批捕后（侦查机关基本无权自主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可以另择时机再行退赃退赔。
在审查批捕阶段：《刑事诉讼法》将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为五项，其中认罪认罚和退赔退赃已经成为社会危险性评判要件，即对于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认罪认罚，可以不捕。对于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即使未认罪认罚，也可以不捕。这也表明，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一样，是判断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独立的考量因素。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公诉前退赃退赔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罪名，如挪用资金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贪污罪，如果经侦查已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建议当事人尽量在提起公诉前完成退赃退赔；同时，对于轻罪案件，也可以通过积极退赃退赔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争取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一般可以通过审查起诉阶段的退赃退赔来争取变更强制措施，或结合其他证据作出不起诉决定。审查起诉阶段的退赃退赔可以获得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的确认，但最终量刑的幅度还是要经人民法院审判庭来确认的。
在审判阶段：在可能获取优惠刑期或者存在适用缓刑机会时，尽早退赃退赔的量刑效果会体现得更加直观。法院审判阶段是被告人退赃退赔的通常阶段，此时退赃退赔可以获得法庭的直接认可，并在量刑中直接使用。有些职务犯罪案件涉及上缴国库的退赃，对审判机关会更有冲击力。另外，随着长期的诉讼期间的经过，各方都心态逐渐平和，并趋于理性，同时各方对案件事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责任的承担都基本心中有数。因此，这时双方当事人更能趋于理性地谈判，退赔金额可能也更能体现双方协商的成果。更有利于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甚至有些不可谅解的矛盾此时都有达成刑事和解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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