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天地》|| 謝遠筍：郭齊勇與現代新儒學研究

現代新儒學的誕生可溯源至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九一七年秋梁漱溟先生受聘於北大哲學門，他說自己「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不再做旁的事」，起初他講授佛教哲學，不久便折入儒學，現代新儒學即濫觴於此。不過，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現代新儒學得到大陸學界的關注，是在六十多年之後的一九八○年代，它基本是與思想解放運動同步的，武漢大學是這一領域的學術重鎮。（案：關於現當代新儒學思潮，除了有廣義的「現代新儒學」（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概念以概其全，包括「三代四群」的學者；又有狹義的「當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名稱專指「熊十力學派」，即奉熊十力為開祖，經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之發展，由杜維明、劉述先等人接續。詳見劉述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192）

學術研究

武漢大學幾代學人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其最初的機緣，或許源自蕭萐父先生開設的「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課。當時就讀本科的郭齊勇（案：恢復高考後，郭齊勇於一九七八年十月考入武漢大學，時年三十一歲；一九八二年二月，考取武大哲學系碩士研究生，成為蕭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的入室弟子），正是在這門課上接觸到熊先生《體用論》等書，一九八四年他在碩士開題時，放弃原本預定的題目，改做熊十力研究，得到蕭萐父先生的支持與認可。當時熊十力研究尚是一片空白，甚至連其生平都暗而不彰，遑論對他的研究。郭齊勇便從熊十力的年譜做起，遍訪熊氏的門生故舊，收集整理熊氏著述及前人對他的評論，其最初的學術成果《熊十力及其哲學》，由梁漱溟題簽，於一九八五年在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郭齊勇考上博士研究生，仍由蕭萐父教授指導，他接續碩士論文的方向，更加深入、系統的對熊十力其人其學加以研究，其博士論文《熊十力研究》於一九九○年九月通過答辯。一九九三年，此書被納入方克立、李錦全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之中，以《熊十力思想研究》為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此書以《熊十力哲學研究》為名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郭齊勇的現代新儒學研究有一個基本的綫索：從熊十力研究擴展至整體的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他在這個領域有很多學術成果，但《熊十力哲學研究》、《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兩書是其代表性論著。

在早期，他的研究主要是思想史、哲學史的進路，側重對熊十力其人其書等基本史實的清理，以及相關近代中國思想史問題的爬梳。《熊十力哲學研究》則是哲學的進路，其核心是熊氏的本體論，以及他作為二十世紀人文主義思潮的形上奠基者的問題，這是我們理解熊十力之為熊十力的關鍵。當然這本書也並不僅僅是研究熊十力，正如作者所說的：「我的本意是透過熊十力，理解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的特質。所以，本書不僅僅是一本談熊十力的書，其實也是一本談中國哲學的書，其中包含了我對儒、釋、道，諸子百家，宋明理學與現代哲學的理解與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新版序，頁1）但此書仍以熊氏哲學體系與範疇結構為核心。

二○一七年九月，郭著《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刊行。本書從第一手資料出發，全面、系統地對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的時代背景、發展歷程、內在理路、學術內涵、主要論域與問題意識做出了深入探討，是他集一生之力持續對三代四群的現代新儒學進行研究的結晶。

本書立足於整體性的「現當代新儒學思潮」，並將其置於五四以來整個中國思想發展的脈絡中加以定位，著眼於文化反省的多維性，視其為五四傳統的另一面。郭齊勇認為，包括現當代新儒學思潮在內的文化守成主義，同樣是中國文化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傳統，也是文化啟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絕非僅起了「反面教員」的作用。他指出：「我們顯然不能把提出如此重大問題的思想流派排除在現代化、啟蒙或五四傳統之外。我們更不能認為他們對現代化的負面影響的批評都是錯誤的、不識時務的，實際上，批判本身就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3）

在宏觀把握的基礎上，本書又從微觀切入，抓住現當代新儒潮代表人物思想的核心，深入各家思想的內部，就其學術內涵、價值旨趣、問題意識、理論張力及現實關懷等做深入的探討。現當代新儒家並非專門學問家，其思想多涵蓋多個面向，本書超越學案式研究的路數，緊扣各家的主要論域與核心問題，著重對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錢穆、張君勱、馮友蘭、賀麟、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等代表人物作個案與比較研究，討論其思想得失與學術價值，探討他們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與學術系譜中的定位問題，並就儒學的宗教性與超越性，本體論與道德形上學，宋明理學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之間的內在理路，儒學與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的對話，儒家價值的現代意蘊及創造轉化，儒學與各文明對話、全球倫理、環境倫理和文化中國，現代新儒學的易學觀等議題展開深入研究。

自二○一五年開始，他與高柏園教授共同主編「當代新儒學叢書」，系統呈現兩岸三地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學術成果。二○二○年以來叢書已陸續由學生書局出版，如《蔡仁厚新儒學論文精選集》、《李明輝新儒學論文精選集》等，也包括他自己的《郭齊勇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學術活動

郭齊勇不僅取得厚重的研究成果，還多次發起相關的學術活動。他是現代新儒學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之一。早在一九八五年，他就協助蕭萐父、湯一介在湖北黃岡舉辦了盛大的「熊十力誕辰百年國際學術會議」（1985年12月）。會議邀請美、日、加及當時蘇聯等國及全國各地的學者參與，期間還請與會的學術名家舉辦中國文化講習班，為一時之盛。

雖然港臺地區的當代新儒家統緒由熊氏開啟，但在當時的大陸他卻是一位極度邊緣化，幾乎被人遺忘的哲學家。上述活動開風氣之先，成為國內學者從事新儒學研究的先導和鋪墊。這次會議一改對熊氏學術「知言者」少之窘境，此後與熊十力哲學對話於玄圃的知音越來越多，由此便有之後二○○一年的會議。

這一時期，蕭先生與湯一介先生還主持開展了《熊十力論著集》的搜集、整理與編纂工作，其三卷本後來由中華書局印行。之後，郭齊勇又協助蕭先生，並與景海峰、王守常等一道，投入到《熊十力全集》的搜集、整理、編校工作中去。《熊十力全集》用了十二年功夫，二○○一年終於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二○○一年九月，由郭齊勇主其事的「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熊十力全集》首發式，在武漢大學召開，這是在中國大陸舉行的第二次熊十力國際學術研討會。正如方克立在會議中指出的，「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全集的出版意味著熊十力研究的中心在武漢，意味著熊十力研究在新世紀進入了新的起點。」（郭齊勇主編：《玄圃論學續集——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人文論叢》特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377）

《熊十力全集》共九卷十册、近五百萬字，其中有不少文獻久不聞於世間而幾成孤絕，經廣搜窮索，重新序目編校，方得以廣布。此外，郭齊勇還組織編纂了《杜維明文集》（2002）、《劉述先文集》（2020）、《熊十力集》（荊楚文庫之一，2024）等新儒家論著，他也是《徐復觀全集》（2014）在大陸出版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毫無疑問，這些資料的整理出版，為現代新儒家研究的持續展開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二○○三年十二月六至八日，為紀念徐復觀先生百年誕辰，武漢大學還主辦了「徐復觀與20世紀儒學發展」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來自兩岸三地的八十餘位學者出席了會議，圍繞徐復觀和二十世紀儒學發展問題展開探討。會議期間，與會學者還前往徐先生故里湖北省浠水縣團陂鎮徐坳村祭掃徐先生墓園。

「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是定期（一般為兩年一次）舉辦的國際學術活動。二○○五年九月，「第七届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在武漢大學舉行，郭齊勇作為召集人，發起、籌辦並主持了這次會議。與會者有海內外儒學與當代新儒學研究專家共一百四十人，第三代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杜維明、成中英、蔡仁厚、劉述先等聯袂出席。十多家媒體報道了此會，七家學術性報刊發表了長篇綜述。會議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海內外學者予以高度評價，在當時堪稱當代新儒學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學術會議。會後選收會議論文八十二篇，編為《人文論叢》之「第七届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特輯，二○○七年六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匯聚了當時現代新儒學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

二○一六年三月，由郭齊勇組織的「當代新儒家與當代中國和世界」學術研討會在湖北黃州舉行。來自海峽兩岸的四十餘名學者圍繞「當代新儒家與當代中國和世界」之主題，以熊十力、徐復觀二先生的行誼、思想為中心，並就現代新儒學及其當代意義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開幕式上還舉行了「劉靜窗青年教師獎」、「王蘊聰紀念獎學金」（均由劉述先先生在武漢大學設立）頒獎儀式，淨慧國學獎學金和東坡慈善助學金捐贈儀式。學術研討結束後，與會學者驅車前往巴河地區，拜謁熊十力、徐復觀兩先生墓園，追懷當代新儒家的人格典範。

二○一七年九、十月間，先後又有兩次直接與現代新儒學研究相關的重要學術活動舉行：一是二○一七年度「世界儒學研究杰出人物」的頒獎典禮，二是「第十二届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在貴陽孔學堂召開。前一獎項，是在文化部與山東省委省政府、國際儒聯等單位合作主辦的紀念孔子誕辰國際儒學大會中舉辦的，獲得這一殊榮的兩位學者，一是牟門高弟蔡仁厚先生；另一位便是郭齊勇教授，頒獎詞中評價道：「他對熊十力的研究，鈎沉索隱，開闢先河；對現代新儒家的發覆，篳路藍縷，垂範後昆。」後一會議則是繼二○○五年後，第二次直接由郭齊勇主持的當代新儒學的國際性大型學術活動。

學生培養

在學生培養與學術梯隊建設方面，郭齊勇指導多位碩博士生從事現代新儒學相關課題的研究。他於一九八四年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一九九三年開始指導博士生，借丁為祥的話來說，郭老師帶領弟子對儒學展開了一種全面鋪開式的研究。現代新儒學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指導的多篇學位論文與此一課題相關，如單波的博士論文以唐君毅先生的思想為主題，胡治洪研究杜維明的儒學思想，姚才剛的博士論文為《劉述先新儒學思想研究》，廖曉煒做牟宗三與勞思光的比較研究，劉莉莎做新儒家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研究，蕭雄做牟宗三良知坎陷說的研究等。武大哲學系其他老師也在新儒學研究領域取得重要學術成果，同時指導學生從事相關研究，這已廣為學界所知。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現在中國哲學當然要繼續往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必須是超越，而不是繞過現代新儒學，特別是牟宗三哲學的理論高峰。傅偉勛先生幾十年前就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課題關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論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論的艱巨任務。筆者擬舉如下一例來加以說明。

余英時先生說：「我們必須承認，儒學的現代課題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種客觀認識的精神，因為非如此便無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衝擊。傳統儒學以道德為『第一義』，認知精神始終被壓抑得不能自由暢發。」（《論戴震與章學誠》，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自序）實際上，牟先生非常重視知識論問題，他提出三統併建，學統是其一。可以說，吸納或開出現代知識論是當代新儒家的核心議題之一。牟先生的知識論，不僅與康德哲學與唯識學高度相關，而且牽涉到存有論問題，因此又與胡塞爾（Edmund Husserl）、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甚至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存在對話空間。另一方面，它亦超出了一般所謂知識論的範圍，毋寧說是一種工夫論。

正如郭齊勇在一次訪問中談到的，現代新儒學的研究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但這並不是說，在這一領域已無工作可做，其實仍有很多重大的學術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郭齊勇教授談開放的儒學觀〉，《貴州文史叢刊》2019年第2期）當下學術熱點日異月新，恍若隔世，但新儒家仍得到學界關注，不斷有新的研究作者湧現，也不斷有新的學術成果問世。筆者自己對新儒家的親近也是很自然的，沒有受到任何外在因素的影響，完全是受其論著的吸引，我想這正是思想的魅力所在。思想本身是有力量的。

開放的儒學觀

某一思想的提出雖以學術研究作為基礎，但二者畢竟不能直接劃等號，這大致屬於學術與思想的區分。進一步說，從主張某一思想，到認同它進而實踐它，尚有不少距離。這在郭齊勇而言同樣如此，他經歷了從研究儒學，到認同儒學，並走向生命實踐的過程。任何人都無法完全擺脫時代的影響，作為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他的啟蒙教育處在激烈反傳統的氛圍中，中國文化基本都被貼上了負面的標籤。在反思自己的學思歷程時，郭齊勇說：「每個人都會受到時代的、認識的等很多方面的限制，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我們這代人，少年、青年時期接受的教育，生活的氛圍，都是徹底與傳統文化决裂的、革命大批判的那一套。改革開放以後，我逐步有了自我反省與反思，特別是讀了現當代新儒家的書之後。」（郭齊勇、張錦枝：〈守先待後，創造轉化──郭齊勇教授學術訪談錄〉，《哲學分析》第2期，2012年4月）他在學術上的真正轉向是從一九九○年開始的。（案：梅約翰洞悉了郭齊勇從研究儒學到認同儒學的轉變，參見John Makeham, Lost Soul: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Mass.: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4, 147.）我們常說宋儒「出入佛老，返求六經」，經過反思與抉擇，郭齊勇在學術研究旨趣與安身立命處，最終選擇回到中國人精神的原鄉。

牟宗三曾在《五十自述》一書中講到熊十力對他的巨大影響。他說自己由外在化提升而內轉以正視生命，由「存在的」現實而契入生命的學問，正是源自熊氏的點醒。牟宗三回憶他第一次見到熊先生，感覺自己「始見了一個真人，始嗅到了學問與生命的意味。反觀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雜亂矜誇邀譽之知解，全說不上是學問。真性情、真生命，都還沒有透出來，只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我當時好像直從熊先生的獅子吼裡得到了一個當頭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迴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現實』之何所是，停滯在何層面。這是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中之開始機緣。」（《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頁76-77）在人文學領域，並沒有所謂絕對的「客觀研究」，它需要研究者的「主觀參與」，這是現代解釋學的基本理論之一。在中國哲學中，良心本性也好，性命天道也好，並非科學研究意義上外在的、客觀的對象，而是真實生命的呈現。

郭齊勇也有類似的經歷。他早年多以西方哲學和文化學的範式來解讀中國哲學，他與他的研究對象是隔膜的。沒有瞭解之同情，當然也沒有同情之瞭解。但他對熊十力的研究，不僅是系統研讀熊氏著作及相關研究文獻，他也曾為此拜訪、請教過梁漱溟、馮友蘭、賀麟、宗白華、朱光潜、張申府、張岱年等前輩學人。這樣的雙重接觸正是他真正體悟儒學的最初機緣。

儒學是生命的學問，中國哲學家的哲學智慧是從他的精神人格中流淌出來的，知識和德性在他身上統一而不可分。上至安身立命，下至待人接物，儒學在這些前輩學者身上都有充分的體現。遵循自己的哲學信念而生活，這本身就是其哲學的組成部分。用金岳霖先生的話來說，「對於他，哲學從來就不只是為人類認識擺設的觀念模式，而是內在於他的行動的箴言體系；在極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學簡直可以說是他的傳記。」（馮友蘭著，涂又光譯：《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0）如果有人問「什麽是中國文化」，我們大可指著這些人說「這就是中國文化」。讀其書如見其人，見其人如讀其書。親承大師謦咳，使郭齊勇認識到何為真正的儒家，逐漸產生了對中國文化的自覺，並從對儒學的研究走向對儒學的認同，直至以儒學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

近代以降，革新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話語，但創新離不開傳統，創新是建立在活的、發榮滋長的傳統之上的，是對傳統的批判性繼承。在郭齊勇看來，經過創造性轉化，儒學的合理因素可以滲透到當下社會生活中去，進而作為正面、積極、健康的力量參與現代化建設，對治現代性的弊病，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人與「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係。

當代新儒家承續儒家傳統的生命精神，以重建儒學道統為己任，並在此基礎上吸納融合西學，以謀求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出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特別是牟宗三，將民主科學納入中國文化的原有系統之內予以證成，此所謂三統並建。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的將現代新儒家對民主科學的接納，看成是對西方現代性的被動響應，實際上他們對現代性問題並不乏清醒的檢討和深刻的批判。很明顯，郭齊勇自覺延續了這一理路。筆者曾以「反思啟蒙，但不反啟蒙；反思現代性，但不反現代性」概括之。

正是基於傳統與現代的雙向批導，郭齊勇主張「開放的儒學觀」。筆者認為可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這種「開放性」：一是批判繼承；二是多元互動；三是知行合一。

前者是指他研究儒學、認同儒學，並非拘泥於儒學在每個時代的具體呈現，而是繼承儒學之精神，守先待後、創造轉化。對儒學的批評與更化正是建立在尊重、學習及借鑒馬克思主義、西方學術、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諸子百家（特別是道、釋）的基礎上的。

其二是指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以開放的胸懷，促進文明間的交往、溝通、對話。儒家思想和軸心時代其他文明都是人類走上現代化的重要思想與文化資源，均可作創造性轉化與綜合，以為當今中國和世界所用。對儒家而言，他者的視域更能發現其精粹與缺弱，因此要對各種批評保持開放的心態，並善於借鏡各家的成敗得失。劉述先曾談到他、杜維明等第三代新儒家與唐牟徐等第二代的區別：第二代新儒家適當存亡繼絕之際，展示了强烈的護教心態，而强調中國文化的常道性格；第三代則預設了多元、民主、自由、開放的架構，我們的問題是如何讓不同的傳統互相瞭解，彼此溝通，存異求同，無須證明自己的傳統比其他的傳統更為優越，只需闡明我們的傳統有自己的根源與立足點，就已經足夠了。（參見劉述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37；又見《現代新儒學之省察論集》，臺北：文哲所，2005年，頁141）價值多元是現代社會中存在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必須面對它，多元的社會是對自由的保障。

「開放性」的第三層含義是指「知行合一」，它是指真正的儒學從來都是生活的儒學、實踐的儒學。儒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不僅是著書立說，也不僅是修身養性，更重要的是做事，是將儒學融入自己的生活，並參與民間社會的活動，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知行合一」是陽明學的精義。

謝遠筍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國學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國文天地》，2025年2月號（第40卷第9期，總477期），第122-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