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出手就要人命，为何偏偏放过了蒋门神？原来也是人情世故

提到武松，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们肯定对他印象深刻，即便是没看过《水浒传》也对他有所耳闻，毕竟景阳岗打虎的事迹当真是如雷贯耳。要说武松确实是个狠人，基本上出手就是杀招，比如斗杀西门庆直接砍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头、大闹飞云浦把四个公人尽数杀了、血溅鸳鸯楼连手无寸铁的女眷也没放过，为何在快活林却仅是醉打蒋门神，饶了他一命呢？原来这里面也都是人情世故。

武松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狠辣的角色，打架下死手，用我们的老话说就是“手黑”。一次醉酒跟人打架，以为把人打死了，然后远遁他乡一年多，后来听说这人没死，这才敢回来。

但是武松却也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再是个简简单单、意气用事的人，当他得知哥哥是被潘金莲和西门庆这对奸夫淫妇害死的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是收集证据，然后报案，只不过那知县早就收了西门庆的贿赂，坚决不肯抓人。

武松一看官路不成，只好动用私刑，将潘金莲挖心掏肺、并砍了她与西门庆二人的头祭奠哥哥，大功告成后投案自首。

按理说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武松不管什么原因杀了俩人，也应偿命，不过阳谷知县虽然不是什么好官，但是对武松却也十分佩服，觉得他是一个义气烈汉，便将这口供给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後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

这性质就完全变了，从蓄意谋杀变成了斗殴误杀，一下子罪名就轻了不少，这杀人案不管古今都是大案，需层层上报审核，这案卷就到了府尹陈文昭手中，陈文昭是个非常明察秋毫的官，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对武松也是相当钦佩，就又给他的罪名改轻了点，并且还托人给刑部熟人通个气，就这样通过三层减刑，最终武松被判了个脊杖四十，发配两千里。

“脊杖”这个刑罚在影视剧中经常会看到，这其中也有着大学问，同样的脊杖四十有轻有重，轻可只伤皮毛，重可要人性命，当时都有暗号，如果说监管官说：“往死里打”，那就是轻打；如果说“打完即可”，那就是往死里打，这都是反话。

因为武松平日里对兄弟们不错，众人也都佩服武松为人，因此这四十下也只有五七下着肉，对于武松这种习武之人，那跟挠痒痒没啥区别。

知县别看贪点小钱，但是非常看重武松，就说等武松刑满释放，再回来他手下谋个差事，武松也清楚知县是帮他的人，自然也无需多言。

等到了发配的孟州，金眼彪施恩一下就看中了武松的履历，不仅帮他免了一百杀威棒，还天天好酒好肉的供奉着，起初武松以为是他得罪了狱卒，他们想趁机害他，殊不知原来是施恩有求于他。

要说这施恩也其实不是什么好人，他也算一个“官二代”，他爹是老管营，相当于现在的监狱长，施恩也学过一些拳脚功夫，再者仗着手下管着一群亡命之徒，就在快活林开了个酒肉店，除了做生意之外，还收过路妓女的保护费，一月也不少赚。

结果这块肥肉被张团练看上了，就唆使手下蒋门神把这生意给抢了，施恩功夫不及蒋门神，身份也压不住张团练，说到底就是黑吃黑，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你再看施恩这名字，施舍小恩小惠，不得不说施耐庵是懂取名字的。

武松一听就懂，就是抢地盘呗，不过武松现在本身就是戴罪之身，如果这时候再来犯下命案，那必然难逃重刑，而且武松现在是有退路的，服刑结束回去还能干个刑警队长啥的，但毕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还是决定帮他一帮，因此就有了后来的醉打蒋门神，而这一切也只是出于人情世故的回报罢了，毕竟为了几顿酒肉也不值得断了自己的前程。

后来为何武松又痛下杀手，除掉了蒋门神，甚至还有点滥杀无辜了呢？总的来说，那是被逼上绝路了，因为前有张都监陷害武松偷盗获罪，后在飞云浦，安排两个公人加两个蒋门神徒弟要致武松于死地，武松一看这是要赶尽杀绝，便把他们都给杀了。

都说冤有头债有主，武松可不是受窝囊气的人，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那是一个都跑不了，正好武松回来的时候，这哥仨还在那喝庆功酒呢，武松先把一个马夫杀了，再杀了两丫鬟，然后是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接着又杀了张都监的老婆、儿女，还有两三个妇女，可以说直接给人家灭门了，有人看到这可能会说，那武松灭门肯定是怕有目击者告官，实际上并非如此，武松那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干的，他杀完人之后在墙上写下了血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都说祸不及家人，这时候的武松完全就是开始滥杀无辜了，不过依照当时的情况，武松已然是走入绝境，大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什么人情世故早已抛之脑后，唯有快意恩仇。

纵观武松一生，基本没有怎么为别人拼过命，要么是为了自己，要么是为了家人，但金圣叹对武松评价颇高：“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武松因坚守道义而杀人，又因杀人过度而背离道义；他是打虎英雄，也是灭门屠夫；他代表反抗压迫的热血，也象征暴力对人性的吞噬。
这种矛盾性使其成为《水浒传》中最具现代性的角色——一个在善恶边缘徘徊的复杂灵魂，一个被时代洪流撕碎的悲剧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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