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愿意为蒋介石上刀山下火海？

蒋介石一生中和不同领域的人拜把子，攀关系，利用这些人的权势、地位，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坐稳自己的政治交椅。

在浙江奉化城内的凤麓学堂读书时，蒋介石与凤麓十兄弟交好，1912年后，又结识了陈其美 、黄郛，并赠送刻字短剑于二人留作纪念。

一步一步攀援而上，国内局势骤变的同时，李宗仁、冯玉祥、杜聿明、陈布雷以及李明瑞等人又进入到他的圈子里。

他周围的幕僚、部下换了一波又一波，但唯独有一人，始终陪伴着蒋介石，不仅愿意为他背黑锅，还愿意为他跳火坑，此人就是黄郛。

黄郛在民国的历史中地位比较特殊，既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又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内阁总理，比蒋介石资历更老，声望更大。

1880年，黄郛出生于绍兴上虞百官镇，清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受清廷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认识了蒋介石。

两人是前后期校友，志趣相投。

蒋介石学习期间，写过一首述志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黄郛早年间，也曾表达过自己救国救民的心愿：“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且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

他们一同创办过反清杂志《武学》，为在外学习军事理论的青年们提供一个可以说话抒怀的平台，他们一起发起“丈夫团”，号召士官学校内部的中国学子团结起来。

黄郛很优秀，赴日成绩是浙江省第一，很快就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负责掌管同盟会会员名册和组织工作。

他的能力也很拔尖，众人推举他为“丈夫团”团长，管理蒋介石在内的二十五位团员。

其中绝大部分的团员，皆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作用。

清政府倒台后，江西、山西、云南、浙江等省宣布独立，上海起义蓄势待发，正在北京的黄郛急忙南下，协助陈其美光复上海。

彼时的蒋介石，进入了新泻县高田的野炮联队实习，接到陈其美的密令后，火速回国，在上海与陈其美、黄郛聚头。按照陈其美的计划，蒋介石与黄郛需前往杭州发动起义，成立沪军都督府，组建沪军，确保革命成功。

此次行动，三人共谋大事，决定义结金兰。

在上海打铁洪，他们互换兰谱，立下同甘共苦的誓约。

三人中，陈其美比蒋介石年长10岁，做大哥，黄郛比蒋介石年长7岁，为二哥，蒋介石最小，成了两人的盟弟。

打从这时起，黄郛便开启了与蒋介石的合作生涯，成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为其出谋划策。

蒋介石获取孙中山信任，下广东出任黄埔军校校长，黄郛高瞻远瞩，建议蒋介石储备人才。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实乃心腹大患，黄郛联系日本当局，为蒋介石铺好后路。

蒋介石军事实力仍需壮大，黄郛凭借与冯玉祥的深厚友谊，把冯拉到了蒋的阵营中。

黄郛并非国民党员，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底线”，却万事为蒋介石考虑。

当然了，他也讨到了一点好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独裁政府成立，在中外的特别关注下，他被任命为了上海特别市的市长，成了居住在莫干山别墅的中国人中，官最大、最富有的一位。

1927年至1937年间，蒋介石花费大量心血剿共，把目光聚焦在江西这片红色蔓延的土地上。

热衷于内战的老蒋，丝毫没有注意到日军的狼子野心。

1933年开春，日军趁乱一举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抵达华北，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的统治。

帝国主义侵华，惯用伎俩便是通过武力威逼，迫使挨打的一方作出让步，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

危急存亡之秋，国内人民无一不关注着政府的动作，蒋介石此刻不愿意站出来包揽责任，更不愿意背上骂名，急需一只替罪羊，去与日军交涉。

清朝签订了三大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代表朝廷去谈判的李鸿章，被后人不知吐了多少唾沫。

蒋介石聪明，不自己去趟这趟浑水，而是电邀黄郛到南昌议事，把烂摊子甩给了黄郛。

同年5月，蒋介石迅速成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黄郛为委员长。

黄郛的一众亲戚听闻此事，纷纷上门阻止。

可事情都到这份上了，黄郛能不知道蒋介石的心思吗？他能不了解其中利害吗？但他无畏。

山中有虎，必须有人做“武松”，必须有人站出来，才能保证民众的安全。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心骨，他不能失去公信力，这个火坑，黄郛非跳不可。

北上就职，黄郛心中想着，如何与日方周旋，保一方国土安定，但手腕还是不够大，拗不过日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于5月22日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

在这份方案之上，形成了《塘沽协定》。

协定中的条款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

另外，将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了对日军不设防的地区，相当于华北向日本敞开了大门。

在此基础之上，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等人再次向黄郭、何应钦提出《关于北支善后交涉之商定案》草案。草案中竟把中国称为满洲国。

冈村宁茨甚至放言：“有日本一日，就有满洲国一日。”

态度嚣张，令老百姓们对黄郛的处理感到异常不满。

国内民众怨声载道，反对黄郛就华北问题继续与日方交涉。

可黄郛无法中途退场，只能硬着头皮，顶住重重压力，与冈村宁茨展开了会谈。

会谈形成了一份会议记录，虽然没有签字、换文，但与《塘沽协定》无异，都是出卖了国家尊严的条约。

人们不谅解他，不支持他，蒋介石反倒是不慌不忙地继续在江西围剿红军，跟个没事人一样。

这个“卖国贼”的黑锅，黄郛是为了蒋介石而背的，真可谓是好兄弟。

而黄郛呢，经历了这场风波，也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他的夫人看得真切，吐槽黄郛济南惨案替蒋介石担丑，而今又临危受命再被误解，民众的脏水往他一个人身上泼，也是够可怜的了。

黄郛本人倒是比较佛系，后来还不顾病体地帮蒋介石坐镇北平。

直到1936年他患了肝癌，无法胜任任何工作，才住进了上海宏思医院。

黄郛自知命不久矣，临终前仍惦念蒋介石，留下遗言，劝告蒋介石“相忍为治”。

12月6日，他在上海的寓所逝世，享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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