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时代的苏格兰是什么样的？

亚当·斯密凭借《国富论》奠定了其“经济学之父”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中心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他所关注的范围极为广泛。正如克里斯托弗·J.贝里所言，亚当·斯密绝不是狭隘的思想家，他创作了涵盖广泛的系列作品。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史上一部伟大著作——《国富论》——的作者。但这本书现在少有人读，即便是那些经济学家读得也少，他们乐于在嘴上把他誉为该学科的“开山鼻祖”。宽泛地讲，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让人想到鼓励利己、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这二者叠加在一起将创造财富和自由。

有些人赞同，认为斯密所提的准则是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基础。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认为斯密所提准则的核心是社会不平等与剥削。

但是，双方的看法都过于简单了。一则，《国富论》是一本宏大、复杂的著作，不能缩略成一个简单的结论。再则，斯密的贡献远不止于一本经济学原理著作。他写了一本重量级的伦理学专著，出版过一部极为博识的天文学史，并且是一位十分注重语言风格以及口头和书面交流技巧的作家。

本文选自《亚当·斯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 [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编/何也

《亚当·斯密》，[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著，李瑶光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男人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六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亚当是她挚爱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说亚当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母亲的悉心照料，而亚当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的严苛而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乎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那些初阶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他最重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名教师和哲学家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在），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至1746年。他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教育机会吸引而去学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该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他似乎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继续研究科学、培养语言技巧，继而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人类政治史”。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休谟后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帮助，他被聘请去教修辞学，后来可能还教法律、哲学等课程。亨利·霍姆后来任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的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有记录留存下来。当时这些课深受欢迎，他受邀反复教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激励那些倾向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逻辑学教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尽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后来成为东方语言学教授，去了格拉斯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他结束大学学术生涯。

斯密教过很多科目。除了哲学和法学外，他也教授历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们所记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堂笔记已经被发掘出来并出版了，还有两套内容广博的法学课笔记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仅相互大量重复，而且成为他主旨观点的可靠书面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年来在该校教授法学深受欢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执教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道德情操论》最初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了六次修订。最后一版，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学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经离开格拉斯哥，从他学生的笔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课堂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重要主题，比如劳动分工。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赖以谋生的行业，以及促进财富积累的行业，使法律和政府发生了相应的进步或改变”。

斯密1764年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生涯是“人生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耀的时期”。斯密离开格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了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庭教师兼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德获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年轻的公爵带到法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可知的是，他们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斯密在那儿遇见了最有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经引荐，与许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人士交际往来，其中有些是女士。在这些人中，他遇到了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他曾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关法国税务的信息。魁奈是一个思想家团体（重农学派）的领袖，其主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农学派的观点。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农主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但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面、信件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词了。

伏尔泰像，在启蒙时代，拜访这位享誉欧陆的启蒙哲人是一种时髦。

由于和他们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斯密的家庭教师工作因此中断。尽管家教生涯短暂，但斯密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偿（300英镑），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到苏格兰，重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利用那段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堡（带着他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海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里安家落户，尽管这房子不在时髦的新城区（休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作不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作妨碍了他创作“文学作品”，尽管说这话可能有点违心。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其中一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别文学、哲学、诗歌和修辞法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最终他放弃了。这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掉他的纸稿。然而，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论文集》。

虽然丢失了一些素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来对斯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放言了。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要得靠他人的说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平》里写得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信任、尊敬和爱戴，他与一生中所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许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些不讨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赏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朴内心”。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一步描述，一幅画像徐徐展开：这是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寻常”，但专门加上了一句，说詹姆斯·塔西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斯密从未坐着让人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除去塔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约翰·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画。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约翰·凯为亚当·斯密制作的版画（1790年）。

变革的“小社会”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苏格兰的情况。

斯密出生前发生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深远，他一直生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之下。事件起因于17世纪晚期。那时，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但一直运转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性破产以及与英格兰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兰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之举，还是出于“摆脱”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小部分直接政治权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该条约允许苏格兰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宗教管理方式（苏格兰教会）和教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没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人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际上控制了苏格兰的运转。

《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作者：[美] 阿瑟·赫尔曼，译者：启蒙编译所，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8月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条约第二款规定，如果安妮正常死亡，那么君主之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继承人。该条款重申了1689年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七世废黜/放弃，该文件规定天主教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孙女结了婚，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徒。汉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兰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

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苏格兰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正如现在所知），他们都是汉诺威人。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现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发，表明汉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生了两次最严重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查理的军队向南最远打到英格兰的德比，距离伦敦120英里。詹姆士党人一开始的军事胜利没有得到苏格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战役（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局有意采取措施破坏苏格兰高地的政治独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远离这片纷乱，在克劳顿战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无疑问，他是忠于汉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苏格兰高地为例，说明不发达经济体和老套法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有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行刑事管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说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由于经济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良，因而没有统一和有效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市场。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要机构及其成员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说推进“改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了经济效益，苏格兰迅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格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格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到斯密去世时增长到8万人。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是苏格兰的主要工业。烟草贸易大幅增长，对格拉斯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主席安德鲁·科克伦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还有科克伦。

格拉斯哥大街上的烟草货栈。

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和炼铁等“重”工业才开始飞速发展。《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不是对应这些产业的。斯密围绕制钉等小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马（斯密就是骑马去牛津的）和船。尽管在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高效的长途马车，但横贯全国的旅程仍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爱丁堡最便捷的途径是乘船穿越福斯湾，而不是经由陆路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相距约45英里）意味着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程。为此实施了一项“改进”计划，修建一条连接东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被誉为“世界上该类工程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一”。当然，这些工程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许多银行伴随着这项投资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临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的认识，在《国富论》中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计划人”）、银行业和金融监管的看法。

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会政权形式是长老会，属于严格的加尔文教派，英联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个形式。强制信奉正教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生托马斯·艾肯黑德被判亵渎上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苏格兰不设独立议会强化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作用，长老会的大会近似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并最终促使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生动的体现。他任爱丁堡大学校长逾三十年，也是教会派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设法成了大会里的多数“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制教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们交好，这个圈子里有各色人物，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教徒”的大卫·休谟。

爱丁堡大学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渊薮。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授。以苏格兰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格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震撼。这些大学的传统使命是培养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一整个世纪，但到彼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教学体系被重新设计，授课不再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驱者）。法律教授职位得以设立，爱丁堡大学（1740）和格拉斯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了医学院（尽管形式上是一门课程，但医学教育那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农业发展（如化肥）和“工业”发展（如亚麻染料）有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对智识教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体系变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接受并宣扬艾萨克·牛顿学说的速度。

苏格兰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法律、教会和学术机构组成了一张网。这些机构的理事会里全是知识精英。有了主要机构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律界、教会、“进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在格拉斯哥）搭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如，“精英”协会（更正式、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谟、凯姆斯和罗伯逊。尽管有天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分子，其中有兼收“市民和大学师生”的格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的爱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丁堡皇家学会（1783）的创始会员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评价的特征。这些是《道德情操论》的主要论题。

“启蒙”家族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运动之家”里的一员。启蒙运动是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自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成员，在苏格兰就是那些文人学者。在苏格兰，他们是专业人士，特别是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国是个例外。

启蒙运动没有局限在某个区域，其成员遍布欧洲和北美洲。文人学者们真心实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场辩论。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直接交锋。例如，斯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丁堡评论》写了关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评论，与让—雅克·卢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第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其传播。例如，意大利人通常通过法语版了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丹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释了当时那种知识共享传播的氛围。所有苏格兰人都受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尽管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

他们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自我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光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用不那么隐晦的语言来解释，这种光明与黑暗的对照，就是知识和理性的一面与无知、偏见、迷信的另一面的对照。奴役、折磨、巫术、宗教迫害等类似的东西，如同黑夜的产物和遗骸，是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作为作家他不喜欢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毫不含糊地谴责杀婴行为，并猛烈地抨击司法不公。对于最后一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兹时，一名加尔文教徒吉恩·卡拉斯被错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并被处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版中补充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

科学闪耀的光芒是驱散黑暗的关键。艾萨克·牛顿是那片苍穹中最耀眼的星。牛顿是启蒙运动的英雄人物。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现象中归结出的几条简单原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关键是，这些定律被证明是正确的。牛顿的计算认为地球更像一个芜菁（两极部分更为扁平）而不是柠檬（两极更长），这与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正相反，而去拉普兰和赤道地区的科考团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彰显牛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是，称某人的工作堪比牛顿是对该项工作的最高评价。例如，约翰·米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了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热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识即是力证。

苏格兰人信仰进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行了这一使命。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论》的一个重要主题。苏格兰人对进步的定义相对谨慎。他们认为光芒已经普照，而在此进程中知识增长确为关键因素。然而，他们不像法国或英格兰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心，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种改进。苏格兰人如此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看重社会习俗的作用，习俗对明显或快速的革新是抵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果。这些重要观点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之中。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原文作者：[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编：何也；编辑：张进 李阳；校对：赵琳。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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