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爱》出版，见证中国父母的育儿焦虑

《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作者关宜馨（Teresa Kuan）本科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人类学，博士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目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儿童研究、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观念等。

《不确定的爱》源自2004年到2010年之中，关宜馨对昆明十几户普通家庭的田野调查。期间，她走进课堂、家庭与心理咨询室，见证了中国父母的育儿现实。

小珍的故事

全书的开篇讲述了关宜馨在一家大医院的精神科病房见到了一位小患者——小珍。小珍说，她接受治疗是因为“压力太大”。小珍入院前，生活被妈妈（陈佳玲）安排得满满当当。她的周末是这样度过的：周六8点半到12点上英语课。12点后，母女俩一起吃午饭。紧接着是下午1点半到2点半的小提琴课，然后是3点到6点的绘画课。周日的时间则用来洗澡和完成次日要交的学校作业。

2004年春节假期的一个晚上，小珍开始抑制不住地大哭，说自己睡不着、身体不舒服、感觉不对劲。一家人最终决定把小珍送去医院，先看儿科然后转到精神科。医生开的药也从开始的百忧解逐步过渡到赛乐特（Seroxat）——应该是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以及一种名为丙戊酸的神经性药物——这是因为小珍已经开始对父母表现出攻击性倾向。

在关宜馨约陈佳玲接受访谈时，小珍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妈妈陈佳玲认为，这和医院的治疗没什么关系。陈佳玲推测，小珍情况的改善可能与他们改变住处有关，他们搬回了自小珍出生起一家人居住的小区。老社区的邻里关系十分亲密。而住在新建小区时，他们谁也不认识，甚至连住对面的邻居也不来往。曾经，陈佳玲觉得这是高档生活的额外好处，“哎呀，没有朋友是最好的！你有更多时间学习。”但她后来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忽视了孩子的天性”。小珍其实非常孤单。

小珍的经历让陈佳玲认真思考起“尊重”的含义，特别是尊重孩子意见的重要性。现在她只给女儿报名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不再给孩子“强加”任何兴趣爱好，之前这些是会引起小珍抗议的，”她不想练小提琴，就会挨骂。她会哭，她会忍着眼泪练琴。”陈佳玲回首过往，说道，“真的有点残忍。”

育儿过程中的“道德能动性”

《不确定的爱》用小珍的故事开篇，讲述了当代中国普通家庭生活的诸种压力。尽管小珍一家人与精神病学和药物的遭遇显得不同寻常，但围绕小珍疾病发生的事件指向不少人的共同经历：城市生活的压力、社会竞争的加剧、某种心理学常识的出现，以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母亲劳动的加剧。

然而关宜馨试图对抗这种将复杂、矛盾的日常养育实践还原为政治经济进程的简化论。面对极其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家长，她用共情而非鄙夷的态度来理解他们的讲述。关宜馨发现，中国家长的养育投入中往往蕴含着一种“为孩子尽力”的道德安慰。

然而究竟怎样才算“尽力”?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或规范，而是涉及“道德能动性’( moral agency)发挥的空间。中国家长们尽管深知自己的养育投入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限制，无法强求结果总能如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被动承受一切，对他们来说，发挥“道德能动性”就意味着像战场上的军师一般去施展这种“布置的技艺”，磨练敏锐的眼光，巧妙地部署条件，掌握出动的时机。这也让量小力微的家长们在育儿这片前途未卜的海域中依然看到了一些能动性施展的空间。

关宜馨借这些中国父母的养育策略提醒读者们，厘清外部条件的限制和人类能动性的限度，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命题——如果人们可以更加懂得“审时度势”、学会判断什么可控、什么不可控，什么可以为之，什么必须为之，或许也能为自己应对这千头万绪的现实世界增添一份笃定和勇气。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