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努力把自己绽圆了

刘心武

作家刘心武近照。

小说按篇幅一般分为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这个体裁很重要。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热衷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最后在文学史上占有席位。当然，也有的作家一生未写长篇小说，但在文学史上不但占有席位，而且成为文学创作高峰。比如俄罗斯作家安东·契诃夫、我们自己民族的鲁迅。

我是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而且很早就尝试投稿。前几年经常有记者问我：“刘老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处女作《班主任》发表的前后情况？”我只好解释，这不是我的处女作，《班主任》1977年发表，我的处女作1958年就发表了。那年我16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对苏联小说《第四十一》的评论。

2012年我出版了文存，收进了从1958年到2010年我的所有作品。我把《班主任》之前的这些文字收为一本，叫做《懵懂集》。《班主任》之前，我的写作都是懵懵懂懂的，《班主任》是我个人的一次觉醒。

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那次会议上，茅盾先生鼓励中青年作家在写出了优秀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后，要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只发表过短篇小说，开始写中篇小说，还没打算写长篇。会上茅盾先生来了一句——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刘心武来了吗？”我立刻站起来，和茅盾先生四目相对。我们对视的时间只有几秒，但他的眼神给我的滋养非常丰富，既有关心，也有鼓励，还有期望，我感动极了。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写长篇。

写长篇小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写什么？第二是怎么写？首先解决写什么。当时我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思来想去，我要写北京市民生活。因为我熟悉。我1950年8岁时跟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从此就一直定居北京。

当时要求深入生活，需要蹲点。我去了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本是一座寺庙，名为隆福寺，前门在隆福寺街，后门位于钱粮胡同。我少年时代就住在钱粮胡同，上小学和中学都要穿过隆福寺，目睹它从一个寺庙变成了一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门之前，我就和售货员一起去仓库里搬货、补货，然后上柜台售货，商场关门了之后继续盘点、清货，参与了商场营业的全过程，也接触到营业期间在售货员、顾客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跟售货员熟悉之后，我还得寸进尺地提出去人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去他们居住的四合院里，这样我就对胡同、杂院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深入生活的触角越来越多，生活积累越来越丰厚。

题材就这样确定了——北京市民生活。但这只是我要写的内容，并不能算“写什么”这个问题的全部回答。我究竟要通过这部作品探索和表达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象征性的符码——钟鼓楼。

钟鼓楼位于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是两座明代修建的古老建筑，用于报时，具有充分的符码性。我写北京市民生活，而且我要把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写，探讨时间的意义：时间流淌过城市，就形成了历史；时间淌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钟鼓楼》前面有题词：“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我要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

“写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写”。关于“怎么写”，我有一些体会。我认为写小小说要注重情趣，以情趣取胜；短篇小说开始容纳思想，需要有一个好的主题；中篇小说前两点都得有，还要把握整个文本的情调。我揣摩鲁迅的小说，就特别重视他每篇小说所形成的不同的叙述调式，例如《狂人日记》是亢奋、激昂的调式：“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救救孩子!”例如《伤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则是惆怅、哀怨和忏悔的调式。

长篇小说最要紧的是结构问题。中外有很多优秀作品的结构都可以参照。如“串珠式”，把“我”的人生中一些重要的生命片段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有一种我将其称为“登楼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写的：主角在少年时代初尝情感的甜美，这是一个台阶，后来他进入音乐界，与父亲一起去宫廷演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后到了巴黎，进入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场所，谱出伟大的乐章。此外还有“横剖式”等。阅读了大量作品后，我最想学习的是李劼人《死水微澜》的结构，我将其称为“编辫式”，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纠缠、扭结在一起，就好像把三缕头发编成一条美丽的辫子。

但到头来我不想模仿前人的既有结构，我应该在结构上创新。我最后独创了一个结构，我将其称为“橘瓣式”。

在人物设置上，我参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人物，你找不出哪个人物是主角，但你能找到每个片段里的主角。例如船过虹桥那段，船上的船夫就是主角。我将《钟鼓楼》的故事设置在1982年12月12日早上5点到下午5点，空间是钟鼓楼下的普通四合院。这个四合院里有十来户人家，每一户人家就好比一个橘子瓣，具有相对的封闭性，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就像橘子瓣合拢之后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子瓣还需要有橘子皮包裹。橘子皮是什么？就是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把整个四合院的人家都牵连进去，还把院外的人也吸进来了。2021年，美国亚马逊穿越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钟鼓楼》英译本，译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对》。我同意这样的译法。

《钟鼓楼》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在茅盾先生的鼓励下，一直坚持长篇小说的写作，后来又写了《四牌楼》《栖凤楼》，与《钟鼓楼》构成“三楼系列”，还写了《风过耳》，本世纪又推出了《飘窗》《邮轮碎片》。我坚持与时代同步，以小说形式为社会进程留痕，在人性探索、人生意义的追问以及结构创新、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功夫。

多年来，我在文学大观园里始终没有消失，在默默劳作。我在写作上追求美，同时也包容自己，不追求完美。我是小小的、米粒大的苔花，但是我也开放，我要努力把自己绽圆了。

《 人民日报 》( 2025年02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