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平：父亲孙立人的软禁岁月，我的成长记忆

我念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家跟别人不一样？我父亲为什么不需要上班？为什么他出去有车子，前面、后面跟很多人？带我们去彰化八卦山大佛，怎么要申请？谁家出门要提前申请？为什么上面要批准，要不然不能去？」

小时候就觉得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但是不知道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到了小学大概四、五年级左右，听到同学间的耳语：「听说他爸爸要造反啦！听说他爸要做总统啦！」那时候我比较内向，脾气也比较不好，听到这种耳语不高兴就打架，就用拳头解决问题，经常打架，结果小学校长就请我父亲去。

回家之后，我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他书房去，问我经过，跟我说：「要学会讲道理，不能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他问我：「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随便打架？」我说：「可以。」

孙立人夫妇晚年和孙子们的一张合影。

父亲讲了很多历史故事，其实是老生常谈那种，韩信受胯下之辱啦，等等。但是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忍』字就是心上一把刀，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个男人要能够成就事业，一定要能够忍。很多事情不能忍一时之气，凭血气方刚、匹夫之勇，是没有用的。」

从那一次以后，一直到现在大概四十几年，我再没有打过架。

他是有怨叹啦，觉得在他最成熟、心智各方面、成熟、判断力啊、经验都充足、他觉得最能够为国家贡献的时间，被浪费掉了，被软禁了。

他被软禁的时候五十五岁，张忠谋五十几岁可以创业，如果父亲创业，也不见得比他差，对不对？（笑）我后来看他写的日记，他被软禁的头几年，可能觉得还有机会再恢复公职，再替国家做一些事情。他一直希望他这一辈子从军报效国家。

在民国四十几年、五十几年，全台湾的生活状态都差不多，蛮困苦的。大家穿的制服都是膝盖、领口补很多次。

我父亲从四十五年搬到台中之后，一直都没有工作，我们住在向上路一段十八号这个院子里，不能说特别苦，但是绝对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孙立人过大寿时的照片。

以我所知，我父亲在家乡的时候，家里很有钱，所以他从来不觉得钱有什么重要。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回到中国，就一直担任军职，甚至部队钱不够，他就把自己钱拿出来补贴。

其实以我所知，将军不用贪污就可以很有钱，更不要说像大陆当时很多军阀吃空缺就变得很有钱。

我母亲跟我讲过一件事——蒋介石常常在士林官邸召见军事将领，有一次我父亲也被叫去官邸，蒋介石说：「你做得不错」，叫侍从给父亲一个手谕，上面写「新台币二十万元」。

那可是民国四十年初，台北市一栋房子大概就五万到八万块，几十万就是好几栋房子的钱。我父亲回到陆军总部，就直接交给总务，说，「这个放在部队里面用」。

事实上像这种钱，其他将领领了拿回家，置产或买黄金，放个一二十年，就很多钱了嘛，那时候可以买个两三栋房子，就放着，就有钱啦。

孙立人和蒋介石

所以我父亲不会有钱。他被软禁之后就没有钱了。第一年在台中，是我大妈妈（编注：张晶英）变卖首饰，到真的已经没钱到连吃饭都有困难的时候，请以前文笔比较好的人（编注：孙将军以前的秘书）写信，给蒋介石说，实在生活无以为继。

所以后来有二十几年吧，我们都是靠「总统府特支费」过日子，总统府每半年拨一些钱给我父亲用，大概就只够吃饭吧。

所以我记得父亲一开始在院子里面隔一块，就养鸡，那时我很小，常常跑到鸡舍里面去抓鸡，被鸡啄。可是养一养好像没赚钱，后来就养金丝雀、十姊妹。

那时候的台湾有一阵子养这个很红，就养在书房，弄了很大的鸟笼子，在里面像公寓一样一格一格。也没赚钱。

他很喜欢花，打发日子的方式就种兰花、种玫瑰花。早期花苗进口也没有多大的管制，不像现在要检疫。那时候我有个姑姑在美国留学，我印象很清楚，有一个纸箱从美国寄来，里面是玫瑰花苗，短短的，还包了土，用塑料布包起来，一条一条的，几十株。

所以父亲那时候有一些从国外来的花苗，种的玫瑰花就跟一般的玫瑰花不一样。我母亲去市场买菜，台中有些花店不知道是去哪里打听到我们家院子里有很多花，就问我母亲能不能卖，慢慢地就有人来买父亲种的玫瑰花，监视我们的人后来也让他们进来。

卖过玫瑰花，后来做果园，种爱文芒果，橙子、荔枝、龙眼、梅子、青梅，一开始是说兼种土番石榴，后来等到果树长大就喷掉了。还有柠檬，这样子整年都有东西可以采收。

我大概中学开始，放寒暑假就会去果园帮忙，修剪果树、什么土长枝之类的我都有做，我父亲也会教，所以我们对园艺也还有点兴趣。

小时候跟父母在一起的家庭生活——人家的父亲在家时间很少，早上很早出去，所以都是记得父亲下班回来——但我们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多，这是我特别珍惜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他还是军职的话，我可能一个月看不到他几次。

他被软禁，其实对小孩是好的。那时甚至有亲戚朋友说，要不是你父亲被软禁，你们两个兄弟会爬到天上去了。

所以，因为我父亲被软禁，我们（被教得）循规蹈矩，要不然……很多将军的小孩混流氓啦干嘛的，因为没人管。

孙立人和妻子

我母亲就是传统女性，非常刻苦耐劳，我父亲经营果园那么多年，一开始常常农药喷得不对，人家柠檬是绿的，我们是外面黑黑的，那叫药伤，没有人要来收。

果子要有销路，那就运下来，我母亲早上天不亮就雇三轮车，运到菜市场去卖柠檬，卖橙子，人家都说，「啊！那卖黑柠檬的人来了」。

真的现在想想也是特别不舍。

从山上运下来，再运到家里，已是晚上了，还要分装、还要清洗，弄到三更半夜，早上天不亮她就去卖，到下午，又跟我父亲到山上去……粗重的工作我父亲不会由她来做，但是我母亲做的不少。

早上在家她要准备便当，给我们带饭，到下午就去山上工作，她几乎每天真的休息时间很少。

那个时期的妈妈都很辛苦，我父亲是扮演严父的角色，我母亲是慈母，她几乎不会对我们大小声，只是会（碎碎）念。

我想没有一个妈妈不会念，但她从没有打过我们，父亲会比较凶，我母亲就是一直默默地照顾家、照顾小孩、照顾先生。

她现在八十六岁，属龙，她（以前的经历）可能在精神上，开始有一些呈现出来了，会有一点被迫害恐惧症。她现在在美国，也在台湾看过医生，她现在变成心里随时会觉得有人要害她。

我相信，以心理学或精神科的观点来看，她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精神意志力强，虽然随时都处于恐惧的状态，但是能够撑得住。但是到八十几岁，各方面都衰退了，那种多年的心理阴影就会呈现出来了。

孙立人晚年面向大海，眺望家乡

所以我很难过，也觉得说，实在不应该这样子。

不管是白色恐怖或任何恐怖，任何被迫害的家属都很气愤，因为很多的被迫害，不管时间长短，它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甚至跨好几代的。

所以这种事情希望它不会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