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大中路印象广记（上）

作者：孔令炉 编辑：冯晓晖

本系列发布九江文史类研究文章。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及联系方式见自动回复。本篇原刊于2012年版《百年大中路》，经浔阳区政协文史委授权转发。

全文较长，故分上下两篇发布。

原编者按：客观记录大中路当时行业轶事，亦为仿效古人《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类，此举有益后来研究地域文史者。

一、大中路上理发业

说起九江理发业，人们第一反应就是武穴人最多，从过去到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从未改变。有资料显示：在解放前夕，全市共有 36 家理发店，还有 200 多人肩挑理发担，走街串巷为人们理发。在九江老一辈理发工人中，湖北武穴人占大多数，他们因生活贫困，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托亲拜友，送子拜师学艺。新中国成立后，理发工人获得了新生。1956 年，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61 年，又转为国营单位。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改变了传统理发业，所以不再是武穴人“统治”九江理发业，历史从此改变。

老式理发店 图源：时光报

改革开放之前，大中路的理发行业，除了小的门店和私家担外，大点的理发店，在我记忆中从八角石向西数到铁桥头，主要有：原民政局招待所斜对面，约大中路 639 号处有“群众理发店”，四码头原市府路口向东，现大中路 598 号左右处有一理发店，店名记不清；西园巷口正对面，约大中路 413 号左右有“大众理发店”；交通路原陶瓷店隔壁，现九江大酒店处有“红霞理发店”；原市人民医院大门对面，现大中路 253 号左右有“工人理发厅”，它是九江最好，国营理发行业的龙头企业；铁桥东头和铁桥西头，刘胡兰食堂对面各有理发店，但店名难以回忆。

在这几家理发店中，有国营性质的，也有合作的。每个理发店都设有 15 把以上理发椅，两班营业，每个店理发职工应该都在 20-30 人，还有烧水、递毛巾工人。那时这些较大的理发店还实行理发票代现金理发，由公司统一印制和销售，主要针对单位为职工发放福利而实施的，当时一张票面额大概是 2 角5 分，一般单位发放标准每 2 个月发三张。

在大中路个体挑担理发，除居民区的小巷外，八角石东边行署大院和粮食局处（两单位未建前没有店面，但有一围墙墙外人行道；甘棠南路口飞龙阁对面人行道；周大生药店对面人行道；市府南路口人行道；西门口堤坝脚；湓浦路口人行道；大众商场庐山路口；铁桥头、西头，火车站广场边，这些理发摊点以八角石、西门口、铁桥东、西头为较多。

老式理发店 图源：instagram.com

九江街头理发业也随中国的理发行业的兴起而开业，最早第一家理发店开办于 1923 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就有大小理发店 60 余家，体现了商埠的固有特征。那时有夏老八（名字不详）开的“中央理发店”；徐万贵开的“人人理发店”；夏钱德开的“新中华理发店”。日军入侵九江，理发业受到冲击，纷纷逃难而减少，1940 年以后开始逐渐开业，到解放前夕恢复到 36 家，200 多理发担。解放后经过“三大改造”建立公私合营、合作和私营达到 103 家理发店，遍及大中路以及全市各街道小巷。

二、大中路上设有七个粮油供应站

计划经济的时候，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有计划、有类别、限量供应，即凭证供应。1953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及《粮食市场管理办法》，取缔了粮食自由市场，制止私商套购，运输粮食，制止了城乡人民不合理地向国家多购粮食，采取按户口证附贴购粮登记表作为购粮凭证，按居民委员会或街巷划分指定供应店，按月份分次供应各户所需粮食。

1960 年，高中学生食堂油粮供应证 图源：票证时代

九江市那时城区很小，基本上与解放前没什么区别，人口相对集中，所以粮油供应站多设在大中路。记得刚开始设立粮油供应站时，全市共有 10 个，其中就有 7 个设在大中路。即塔岭南路口为第一粮站，甘棠南路口、飞龙阁餐厅斜对面是第二粮站，市府南口、刘道生糕饼店斜对面是第三粮站；梅绽坡巷口、汤圆大王隔壁是第五粮站；原红薯餐厅隔壁是第六粮站；华盛昌五金店向西几家为第七粮站；铁桥头西第九粮站。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九江市那时的供应标准不超过每人每月30市斤，实行内部调剂。对重体力、一般体力劳动工人、在校学生、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人家属、一般居民、儿童、老人采取分类供应标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9月2日，省政府又发布了《江西省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实施细则》，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粮食计划供应的办法，对定量供应的范围、对象、分等定量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九江市通过干部培训，充分发动群众，宣传教育、调查摸底，制定了《九江市关于实施以人定量按户供应制度方案》，将市区各类人口划分为七类二十四个等级，定量到人，粮证在册每户一证。直沿袭到改革开放的1990年。期间，由于粮食产量的丰收，国家商品粮率的增减，所从事工种的变化等情况曾多次进行过或升或降的定量标准的调整。其中包括对儿童成长定量的调整，所以当时每年年底粮食部门都要下到居委会进行购粮证的核对工作。

购物排队在计划经济时是常事，那时人们买东西时很自觉地按照先后次序排队，粮站更不例外，尤其在每月中旬和月末，原因是月中各单位普遍是发工资的时候，月末是人们的定量粮吃完了，急等购下月的定量粮。还有就是节日，因为节日有时会增加供应品种和数量，而且又是有期限的，所以排长队也是自然的事，这在大中路上是排队最频繁的行业之一。

1985 年，赛湖农场二分厂粮油供应证 图源：票证时代

一段时期，九江也曾用过以粮票代替粮证购买粮食，就是九江市粮食局印制的九江市通行粮票，以方便工作单位离家较远的职工在单位搭餐之用，但也可以凭“市票”与外地农村，尤其是与黄梅小池农民换鸡蛋，小池农民又将“市票”在九江各粮站买米带回小池，这就造成九江计划粮食大量外流，干扰了九江的粮食计划的运转，甚至造成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化，粮食开放，计划供应的粮食定量自然就走下历史的舞台。人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吃多少，就有多少。完全没有定量的概念，我想这就是如今与计划经济时期鲜明的比照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