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军阀：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久的军阀，前身是“天地会”

上世纪战争时期，民间的老百姓大都称桂系军阀是凶恶如虎豹豺狼的狠角色。

由这一句评价便可知知桂系军阀的强悍，其实他们在军阀之中势力不是最大的，但其战斗力十分高。

尤其是新桂系崛起后，有近代政治、军事素养的加持，在北伐战争以后更是如日中天。

他们是与老蒋对抗最激烈的军阀，也是追逐红军的鬣狗，就连野战军南下时攻克桂系也花了不少功夫，还称其为“硬骨头”。

但鲜少有人知道，桂系军阀的前身是天地会，一种匪贼集结的组织。

那么桂系军阀是如何从匪帮走向军队的？一切得从旧桂系的元老陆荣廷说起。

旧桂系与天地会

陆荣廷是桂系军阀的元老角色，同时也是旧桂系的核心人物之一。

主流通识认为桂系起于陆荣廷被招安，担任苏宫保身边的骑牌，在广西独立后，投向革命。

但事实上，陆荣廷选择招安替清廷办事，是权宜之计，是他与当时所带领的“三点会”这个天地会组织核心人员商讨得出来的结果。

而三点会这一组织又是陆荣廷起家的地方，在这里他遇见了启发他建立桂系和后来的桂系核心成员。

据当时早期与陆荣廷同在旧桂系的成员说，陆荣廷小时候很苦，是个孤儿，至于他小时候究竟是怎样的生活，距今已难以考证。

等他活到20岁，他决定离开家乡，一路来到龙州水口，随后加入三点会，成为了绿林。

这个三点会属于天地会的类型，但完全没有继承洪秀全拜上帝会的特质，陆荣廷所带的队伍并不信招安这一套。

他们选择选择招安更多的是物质金钱的诱惑，这点在《陆荣廷传》中曾记“三荣定计”一事中能体现一二。

当时在广西担任提督一职的苏宫保为了剿灭陆荣廷一行人，花费了大量军力但是陆带着自己的队伍神出鬼没，加上边关人民愿意掩护他们。

官兵根本抓不住他们，无奈之下只好委托与陆荣廷走得近的人劝降。于是，就找到了陆荣廷的表弟兄吴忠伟。

此人恰好在苏宫保的部下手里办事，他本来看陆走的路子很不好，迟早有一天会迎来杀身之祸，于是自愿前去说服陆荣廷。

见到陆后，他开门见山，说了两条路，投降招安就可以当官，如果一直死磕下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两人点着灯谈了一宿，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投降。

当时陆荣廷也很纠结，不敢一个人草率决定，第二天找到韦荣昌和莫荣新（二荣），三荣一起商讨。

这三人的出身都是当地的绿林，没有政治概念，唯一能看见就是可以做官，当官肯定比做贼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人的这种想法也被认作是当地“化匪为官”的典型案例。

两广一带匪盗猖獗，他们能如此嚣张跋扈，是因为清末派遣到两广的官员，都知道此处是穷凶极恶之地。

为求自保，大多数官员对于匪盗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为谋求一个安宁，这些官员还会定期对天地会的头头进行招安。

于是对于当地那些身份地位或游手好闲之人来说，成为匪贼引起清廷注意，再假意投降，成了改变阶级、命运的手段。

陆荣廷加入三点会后，凭着年轻时的当贼经验，很快成为了三点会的头头，并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关系网。

其中，与陆荣廷关系最为要好的是谭浩明，陆谭二人相识于一次中越边境抢劫，当时在往返中越两边时，谭浩明负责渡船，两人是生死之交，又是郎舅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民国成立后，桂系军阀崛起，谭浩明的地位相当高，一直到旧桂系衰亡两人之间的合作都异常紧密。

此外，“二荣”后来也是与陆荣廷建立旧桂系的核心成员之一。

招安以后，陆荣廷没有躺在官位上坐享其成，而是与同样投诚的何四合并了帮派，组成了建字营，利用会党身份对地方上的其他帮派势力进行围剿。

意思就是说借着清廷的名义去消除地方上威胁自己的势力，使自己这一家独大。

不仅如此，他们还镇压了同盟会的武装起义，对于新兴革命势力的崛起也是相当忌惮。然而在武昌革命成功以后，陆荣廷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当时广西宣布独立，原本清廷派任的官员不是本地人，害怕自己站不住脚跟，便选择了辞官离省。

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许多人都认为沿海一带民风彪悍所致，不抓紧跑路更待何时？

总之，陆荣廷就这样顺利成章变作广西提督，并发电报支持广西独立，痛骂清朝的暴政。

随后他徐徐图之，以保持地方治安和改革为由，逐步建立了地方政府，为新旧桂系能坐镇广西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借由地方上对于革命认识为“反清复明”，汉人办汉事的观念，陆荣廷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上层的核心干部由三点会的核心成员担任。

而这也为旧桂系在北伐后的冲突中战败，以及新桂系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新桂系的蛰伏

新桂系的核心成员较旧桂系多出不少，每一层都设有相应的干部，相当具有层次和条理性。

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新桂系的主要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接受了新思想，使得他们能更好的去调整军队，从而实现新桂系的崛起。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原先是旧桂系里的中下层军官，至于为什么处于这个位置，并不是他们势力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李、白等年轻军官的出身大多是保定军校的桂籍学生，或是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

他们毕业时，恰逢袁世凯去世，不少军校学生被遣返，他们在军队里无事可做，无功业可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官在接受军事教育时，还学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像李宗仁、黄绍竑等首脑人物则更是曾直接加入同盟会。

这与绿林出身的旧桂系军阀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批年轻军官思考的东西更加前卫、具有时代性和政治性。

这也就让旧桂系的核心成员感受到了威胁，为了打压这些可能会危及自己地位的苗头，他们选择冷淡处理这群年轻军官，不给他们发展的机会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李宗仁和白崇禧在玉林蛰伏，这是新桂系崛起的关键之一。

而在1910年到1920年期间，旧桂系先后参与多场战争，尤其是在旧桂系内部之间的争斗，各部为了自保纷纷宣布脱离陆荣廷，这使得陆所带的军队元气大伤。

并且，当粤军陷入混战时，本来就由地方自治的广西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1922年，原本暂时在六万大山休整的李宗仁带着2000军人马进驻了玉林。

随后，李宗仁割据了玉林五属及容、贵两县，这也成了新桂系发家的策源地。

李宗仁选择进驻玉林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原来他带着军队在玉林附近驻扎过。

他相当了解玉林当地的情况，这里的民间武装力量强，动荡少，且为广西地区较为富饶的地方，能够保证军队的军粮补给。

而他知道，虽然这里也算是踩熟了的地盘，但贸然进入必定会引起骚乱，惹玉林当地百姓奋起反抗。

因此，在军队刚刚行至玉林附近的六万大山时，他就给部下打了预防针，严禁他们偷、抢当地百姓的财物和吃食。

李宗仁最初带队驻扎六万大山时，全队没有多余的薪水，只能发伙食费，保证大家的生存。

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宗仁也不许部下去为难玉林当地的老百姓，而是选择拿着队里的枪，卖给玉林当地防匪的梁家，换取6000银元。

这也为军队进驻玉林打下了良好的民众基础，况且李宗仁原来所带的队伍也基本都是广西人，天然和玉林当地人要亲切得多。

因此，李宗仁部队与当地的乡绅富商关系较为亲近。而玉林的地方民间资本相当雄厚，这就为李宗仁部队及后来新桂系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等到旧桂系内斗不断时，由于之前与玉林当地结下的军民情谊，当地官吏及民间武装特请李宗仁部队回玉林坐镇，维持地方安宁。

李宗仁当然不会推辞，顺势正大光明地进驻了玉林，而当地的资本更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军队发展。

例如，那时的大地主萧海洲开设的“同济”饷押等大当铺，都是放心大胆借给李宗仁3万元，帮助其渡过难关。

同样还有地主陈懿庭也相当慷慨地给予李宗仁大量白银，甚至还提供了家中用以自保的武器。

这看起来似乎是桩亏本的买卖，但实际上等李宗仁彻底在玉林扎根，李宗仁便为其当铺提供了保护伞，还保住了陈懿庭本人在地方政府上的职务。

从1922年起，李宗仁的部队基本上就在玉林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他又和在容县的黄绍竑部队联合起来，组成了新桂系的雏形，两队继续屯兵2年，终于等到了崛起的时机。

治理广西

1924年，陆荣廷所带领的队伍，与一开始宣布独立自治的沈鸿英展开了决斗，最后以陆部失败而告终。

李宗仁抓住陆荣廷放松的空隙，带兵一举消灭了陆荣廷的势力，然后与沈鸿英开始争夺广西当地的控制权。

刚刚才和陆荣廷拼了个你死我活，这会儿又碰上个有备而来的李宗仁，沈鸿英根本来不及脱身。

1925年，李宗仁将沈部剿灭干净，结束了广西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至此，国民党新桂系终于打出了名堂，在全国范围内声名远扬。

新桂系曾被彭德怀评价为“凶虎恶狼”，曾3次逼迫蒋介石下野，在十大军阀中是相当重要的狠角色。

如果仅从刚才新桂系蛰伏的全过程来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无非是懂得民心，有驭人之术，桂系彪悍的地方实际还在于，统一广西后李宗仁的治理。

桂系之所以被叫做硬骨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他们既不服蒋介石，又和共产党结下不小的梁子。

虽然在蒋桂大战中，新桂系损失惨重，原来的李白黄三人队伍瓦解，黄旭初上位，形成了新的体制。

但在这之后，李宗仁等人重新治理广西，他们坚决清剿境内土匪，并且对财政和民政上进行了改革，严禁贪污腐败。

并且，原先李宗仁扎根玉林后，设置了教练所，专门招收中学毕业生，培养了一批纪律严肃的下级军官，大有“春风吹又生”的魄力。

在当地的教育教学方面，李宗仁等人沿袭了旧桂系留下来的新式学堂，给当地的孩子、青少年提供教育，传播了革命思想。

在自治问题上，新桂系奉行“三治三寓”，这些举措都使原本落后于其他省份的广西逐渐赶上近代化的步伐。

但正是因为自治，新桂系相当排外，并且严格执行“剿共”任务，既不允许蒋介石的军队介入，又全力扫除境内的共产党。

总的来说，桂系对待国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自治，完全考虑的是地方势力的利益。

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两广战争爆发后，桂系军队全力抗日，甚至发生了桂系守军在七星岩抗击日军，全员壮烈牺牲的事迹。

以上，便可看出广西桂系军队的强悍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得天独道的地理环境、殷实的经济基础；二是当地自清朝以来强劲的民间武装、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时代军官的战略规划。

只可惜在抗战结束后，桂系和解放军重新回归敌对的关系，然而那时大势所趋，桂系再强悍也抵不过共产党解放统一中国的决心。

1949年10月在划江而治谈判无果后，解放军抓住时机，在衡宝出击，消灭了驻扎在湖南的桂系主力军，到这里桂系军队彻底消亡。

旧桂系与天地会

陆荣廷是桂系军阀的元老角色，同时也是旧桂系的核心人物之一。

主流通识认为桂系起于陆荣廷被招安，担任苏宫保身边的骑牌，在广西独立后，投向革命。

但事实上，陆荣廷选择招安替清廷办事，是权宜之计，是他与当时所带领的“三点会”这个天地会组织核心人员商讨得出来的结果。

而三点会这一组织又是陆荣廷起家的地方，在这里他遇见了启发他建立桂系和后来的桂系核心成员。

据当时早期与陆荣廷同在旧桂系的成员说，陆荣廷小时候很苦，是个孤儿，至于他小时候究竟是怎样的生活，距今已难以考证。

等他活到20岁，他决定离开家乡，一路来到龙州水口，随后加入三点会，成为了绿林。

这个三点会属于天地会的类型，但完全没有继承洪秀全拜上帝会的特质，陆荣廷所带的队伍并不信招安这一套。

他们选择选择招安更多的是物质金钱的诱惑，这点在《陆荣廷传》中曾记“三荣定计”一事中能体现一二。

当时在广西担任提督一职的苏宫保为了剿灭陆荣廷一行人，花费了大量军力但是陆带着自己的队伍神出鬼没，加上边关人民愿意掩护他们。

官兵根本抓不住他们，无奈之下只好委托与陆荣廷走得近的人劝降。于是，就找到了陆荣廷的表弟兄吴忠伟。

此人恰好在苏宫保的部下手里办事，他本来看陆走的路子很不好，迟早有一天会迎来杀身之祸，于是自愿前去说服陆荣廷。

见到陆后，他开门见山，说了两条路，投降招安就可以当官，如果一直死磕下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两人点着灯谈了一宿，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投降。

当时陆荣廷也很纠结，不敢一个人草率决定，第二天找到韦荣昌和莫荣新（二荣），三荣一起商讨。

这三人的出身都是当地的绿林，没有政治概念，唯一能看见就是可以做官，当官肯定比做贼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人的这种想法也被认作是当地“化匪为官”的典型案例。

两广一带匪盗猖獗，他们能如此嚣张跋扈，是因为清末派遣到两广的官员，都知道此处是穷凶极恶之地。

为求自保，大多数官员对于匪盗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为谋求一个安宁，这些官员还会定期对天地会的头头进行招安。

于是对于当地那些身份地位或游手好闲之人来说，成为匪贼引起清廷注意，再假意投降，成了改变阶级、命运的手段。

陆荣廷加入三点会后，凭着年轻时的当贼经验，很快成为了三点会的头头，并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关系网。

其中，与陆荣廷关系最为要好的是谭浩明，陆谭二人相识于一次中越边境抢劫，当时在往返中越两边时，谭浩明负责渡船，两人是生死之交，又是郎舅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民国成立后，桂系军阀崛起，谭浩明的地位相当高，一直到旧桂系衰亡两人之间的合作都异常紧密。

此外，“二荣”后来也是与陆荣廷建立旧桂系的核心成员之一。

招安以后，陆荣廷没有躺在官位上坐享其成，而是与同样投诚的何四合并了帮派，组成了建字营，利用会党身份对地方上的其他帮派势力进行围剿。

意思就是说借着清廷的名义去消除地方上威胁自己的势力，使自己这一家独大。

不仅如此，他们还镇压了同盟会的武装起义，对于新兴革命势力的崛起也是相当忌惮。然而在武昌革命成功以后，陆荣廷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当时广西宣布独立，原本清廷派任的官员不是本地人，害怕自己站不住脚跟，便选择了辞官离省。

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许多人都认为沿海一带民风彪悍所致，不抓紧跑路更待何时？

总之，陆荣廷就这样顺利成章变作广西提督，并发电报支持广西独立，痛骂清朝的暴政。

随后他徐徐图之，以保持地方治安和改革为由，逐步建立了地方政府，为新旧桂系能坐镇广西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借由地方上对于革命认识为“反清复明”，汉人办汉事的观念，陆荣廷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上层的核心干部由三点会的核心成员担任。

而这也为旧桂系在北伐后的冲突中战败，以及新桂系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新桂系的蛰伏

新桂系的核心成员较旧桂系多出不少，每一层都设有相应的干部，相当具有层次和条理性。

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新桂系的主要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接受了新思想，使得他们能更好的去调整军队，从而实现新桂系的崛起。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原先是旧桂系里的中下层军官，至于为什么处于这个位置，并不是他们势力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李、白等年轻军官的出身大多是保定军校的桂籍学生，或是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

他们毕业时，恰逢袁世凯去世，不少军校学生被遣返，他们在军队里无事可做，无功业可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官在接受军事教育时，还学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像李宗仁、黄绍竑等首脑人物则更是曾直接加入同盟会。

这与绿林出身的旧桂系军阀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批年轻军官思考的东西更加前卫、具有时代性和政治性。

这也就让旧桂系的核心成员感受到了威胁，为了打压这些可能会危及自己地位的苗头，他们选择冷淡处理这群年轻军官，不给他们发展的机会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李宗仁和白崇禧在玉林蛰伏，这是新桂系崛起的关键之一。

而在1910年到1920年期间，旧桂系先后参与多场战争，尤其是在旧桂系内部之间的争斗，各部为了自保纷纷宣布脱离陆荣廷，这使得陆所带的军队元气大伤。

并且，当粤军陷入混战时，本来就由地方自治的广西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1922年，原本暂时在六万大山休整的李宗仁带着2000军人马进驻了玉林。

随后，李宗仁割据了玉林五属及容、贵两县，这也成了新桂系发家的策源地。

李宗仁选择进驻玉林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原来他带着军队在玉林附近驻扎过。

他相当了解玉林当地的情况，这里的民间武装力量强，动荡少，且为广西地区较为富饶的地方，能够保证军队的军粮补给。

而他知道，虽然这里也算是踩熟了的地盘，但贸然进入必定会引起骚乱，惹玉林当地百姓奋起反抗。

因此，在军队刚刚行至玉林附近的六万大山时，他就给部下打了预防针，严禁他们偷、抢当地百姓的财物和吃食。

李宗仁最初带队驻扎六万大山时，全队没有多余的薪水，只能发伙食费，保证大家的生存。

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宗仁也不许部下去为难玉林当地的老百姓，而是选择拿着队里的枪，卖给玉林当地防匪的梁家，换取6000银元。

这也为军队进驻玉林打下了良好的民众基础，况且李宗仁原来所带的队伍也基本都是广西人，天然和玉林当地人要亲切得多。

因此，李宗仁部队与当地的乡绅富商关系较为亲近。而玉林的地方民间资本相当雄厚，这就为李宗仁部队及后来新桂系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等到旧桂系内斗不断时，由于之前与玉林当地结下的军民情谊，当地官吏及民间武装特请李宗仁部队回玉林坐镇，维持地方安宁。

李宗仁当然不会推辞，顺势正大光明地进驻了玉林，而当地的资本更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军队发展。

例如，那时的大地主萧海洲开设的“同济”饷押等大当铺，都是放心大胆借给李宗仁3万元，帮助其渡过难关。

同样还有地主陈懿庭也相当慷慨地给予李宗仁大量白银，甚至还提供了家中用以自保的武器。

这看起来似乎是桩亏本的买卖，但实际上等李宗仁彻底在玉林扎根，李宗仁便为其当铺提供了保护伞，还保住了陈懿庭本人在地方政府上的职务。

从1922年起，李宗仁的部队基本上就在玉林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他又和在容县的黄绍竑部队联合起来，组成了新桂系的雏形，两队继续屯兵2年，终于等到了崛起的时机。

治理广西

1924年，陆荣廷所带领的队伍，与一开始宣布独立自治的沈鸿英展开了决斗，最后以陆部失败而告终。

李宗仁抓住陆荣廷放松的空隙，带兵一举消灭了陆荣廷的势力，然后与沈鸿英开始争夺广西当地的控制权。

刚刚才和陆荣廷拼了个你死我活，这会儿又碰上个有备而来的李宗仁，沈鸿英根本来不及脱身。

1925年，李宗仁将沈部剿灭干净，结束了广西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至此，国民党新桂系终于打出了名堂，在全国范围内声名远扬。

新桂系曾被彭德怀评价为“凶虎恶狼”，曾3次逼迫蒋介石下野，在十大军阀中是相当重要的狠角色。

如果仅从刚才新桂系蛰伏的全过程来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无非是懂得民心，有驭人之术，桂系彪悍的地方实际还在于，统一广西后李宗仁的治理。

桂系之所以被叫做硬骨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他们既不服蒋介石，又和共产党结下不小的梁子。

虽然在蒋桂大战中，新桂系损失惨重，原来的李白黄三人队伍瓦解，黄旭初上位，形成了新的体制。

但在这之后，李宗仁等人重新治理广西，他们坚决清剿境内土匪，并且对财政和民政上进行了改革，严禁贪污腐败。

并且，原先李宗仁扎根玉林后，设置了教练所，专门招收中学毕业生，培养了一批纪律严肃的下级军官，大有“春风吹又生”的魄力。

在当地的教育教学方面，李宗仁等人沿袭了旧桂系留下来的新式学堂，给当地的孩子、青少年提供教育，传播了革命思想。

在自治问题上，新桂系奉行“三治三寓”，这些举措都使原本落后于其他省份的广西逐渐赶上近代化的步伐。

但正是因为自治，新桂系相当排外，并且严格执行“剿共”任务，既不允许蒋介石的军队介入，又全力扫除境内的共产党。

总的来说，桂系对待国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自治，完全考虑的是地方势力的利益。

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两广战争爆发后，桂系军队全力抗日，甚至发生了桂系守军在七星岩抗击日军，全员壮烈牺牲的事迹。

以上，便可看出广西桂系军队的强悍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得天独道的地理环境、殷实的经济基础；二是当地自清朝以来强劲的民间武装、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时代军官的战略规划。

只可惜在抗战结束后，桂系和解放军重新回归敌对的关系，然而那时大势所趋，桂系再强悍也抵不过共产党解放统一中国的决心。

1949年10月在划江而治谈判无果后，解放军抓住时机，在衡宝出击，消灭了驻扎在湖南的桂系主力军，到这里桂系军队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