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 儒贾商士：明代的商贾知识人及其知识世界

儒贾商士：明代的商贾知识人及其知识世界

陈宝良

摘要：明代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儒贾”与“商士”两个概念的出现，不仅是“士商互动”这一社会性动作的结果，更是商人身份转换的标志，亦即从具有“市心”的商贾，转而变为具有“仁心”的儒者。随之而来者，则是商业道德的重建。明代商人的道德、知识乃至形象，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已由重利轻义的骛利之徒，转而变为崇儒好文的知识人，并且具有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关键词：明代；儒贾；商贾知识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知识转型与知识人社会研究”（22BZS052）。

作者简介：陈宝良，男，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明代的商业极其兴盛，城市化发展的势头尤为迅猛。南京、北京、苏州、杭州之类的繁华大都市姑且不论，仅以商业中转中心的钞关所在地为例，小的如直隶河西务，布店就多达160 余家。至于大的钞关如山东临清，有统计数字显示，单是“伙商”就有38 人，缎店计有32 家，布店计有73 家，杂货店计有65 家 。商业之繁盛，商帮之林立，几乎被朝鲜人误以为全民经商。如朝鲜人崔溥记载：“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 这无疑是明人经商之风的实录。

明代的户籍制度，大抵是籍以业定，不同的职业具有相异的户籍，其中最为常见的户籍名色，有军、民、匠、灶四种。明代末年，顺天府所行保甲的户籍登记，无疑可以证明如下事实：明代的户籍登记，又可细化为民、土著、流寓三类。而在民籍中，主要户等名色为士、农、工、商。除此之外，尚包括庶人在官、道、僧、优人、乐户、流丐 。民籍中的士、农、工、商，进而形成四民等级社会的结构基础。传统时代的职业观，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将士视为“四民之首”。传统的职业观承认，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均为正当的职业，但在“即道即艺”的过程中，却有大、小之判。换言之，士为四民之首，必须具备大学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进而担当起传道不坠的职责。二是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借助于劝勉百姓耕稼，提升农业乃至农民的地位，进而抑制弃本逐末之风。三是劝耕嫁，禁惰游，进而达臻无旷土、无游民的境界，以使赋役均、国用足。尽管明代的职业观属于一种“旧学说”，并不是像清末那样的“新学说”，认为“人人有职业，即人人担责任” ，但随着“士商互动”这一社会性动作的形成，工商皆本的意识转而崛起，传统的四民等级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随之而来者，则是商贾知识人的形成。正如傅衣凌所言，明代思想界的变化已经证明，“知识的占有者已不完全是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分子，有许多思想家出身灶丁、商贩、瓦匠、樵夫、农民、佣工，即黄宗羲所谓非名教中人” 。这无疑是知识人群体壮大的最好佐证，更可证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极大的变动之中。

“儒贾”与“商士”两个概念的出现，这不仅是“士商互动”社会性动作的结果，更是商贾身份转换 的标志，亦即从具有“市心”的商贾，转而变为具有“仁心”的儒者。所谓“儒贾”，大体可以析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儒而贾”，即名为儒者，炫智钓奇，实则具有“市心”，专门骛利；另一类是“贾而儒”，即名为商贾，实则扶义乐善，仁心为质，具有儒者之行 。商贾一旦具有仁心或儒行，无疑已经完成了从商人向儒家知识人的角色转换。唐代柳宗元曾作《吏商》一文，将受贿的官员讥讽为商人。所谓“商士”，并非“官贾”，而是指那些具有士者之行的商贾。竞锥刀之利，甚至忍心害理而不顾，这显然是商人或商业社会的常态。名为商人，与市井为伍，却又能做到轻利重义，如此方可称之为“商士”。

一、四民相混：士商互动与社会转向

士大夫求利意识一浓，势必导致“士商相混”乃至“士商互动”。明代士大夫喜欢与商人交往，“视铜臭之夫，如蝇之集膻也” 。史载著名文人王世贞，曾与徽州人詹景凤有过一次话语交锋，反映了苏州文人与徽州商人之间的关系。王世贞说：“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詹景凤反唇相讥：“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面对如此事实，王世贞也只好尴尬地笑而不答 。可见，士大夫与商人交往，实则看重的是商人的钱财，从中获取利益。反之，商人喜欢与士大夫交往，也不过是借助士大夫的名头而抬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颇为值得关注的社会变动现象，即从“四民异业”向“士与农、商常相混”（即“四民相混”）的转变。一方面，即使是士大夫家庭，“皆以畜贾游于四方”，通过经商而获取利润，即“士而商”；另一方面，商人却“以《诗》《书》为业”，即“商而士” 。

1.士商互动

明代的士商互动，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弃儒就贾”，二是“弃贾就儒”。 前者多为士子为了生计而不得已之举，后者则多为商人提升自己身份的主动行为。

在“弃儒就贾”这一社会性动作中，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士子放弃科举仕进，主要还是因为迫于生计。如会稽人章渐，因“穷约”而废弃“儒术”。无奈之下，只好稍稍贷款，“观货邓林之材，走闽、歙、三衢间，终不徙业以老”。即使如此，其经商所得，也不过“给饔飧而已” ，即仅可维系家庭生计，并未由此发达。当然，弃儒就贾行为的发生，并非全是因生计所迫，有些甚至是主动的选择。王世贞笔下所记的“卢翁”即卢姓老者，即为典型一例。这位卢翁，是绍兴人，年少时是读书人，“少读书罗璧、秦望诸山”。读书业成之后，转而迁至杭州，慨然道：“士何常之有哉！使行贩，逐什一余息，圣王固抑之，吾以避名而藏身，博出而征敛，假饶以通匮，亦士道旁施之尔。”这位卢翁的见识尤为可贵：一是敏锐地察觉到，在科举社会中，“士”并不能永久保持自己的身份；二是认为经商不但可以“避名而藏身”，而且若能“博出而征敛，假饶以通匮”，同样属于“士道旁施” 。

在明代，弃儒就贾之例，俯拾皆是。以山西沁水为例，就分别有张学柳、窦渊、杨元吉等。史载张学柳秉承母亲焦氏之训，年少即知义让。成年后，学书不成，随即弃去，“往来梁宋间贾贩，权子母为治生计，家稍丰焉” 。窦渊，开始也是学书，随之弃去，“继而学贾”。杨元吉，生性豪疏，幼时习博士家言，才识超越同侪，后“弗屑占毕，遂弃去”，“往来梁宋间，用计然策起家” 。

耿定向作有一篇《儒贾传》。“儒贾”这一概念的出现，大抵可以证明如下事实：明代商人不但“弃贾就儒”，甚至可以“化贾为儒”。徽州商人程豪，即为典型一例。在程豪的经商生涯中，儒与贾的关系尤其突出，且实现了从贾向儒的身份转变。这可从以下三点观之：一是程豪的经商之道，“诚心平价”，由此获得经商成功。在经商成功后，转而与贤者相交，并积极投身于地方慈善事业。“儒贾”之名，由此而得。二是程豪与长兄程表，伟干雅姿，识度夷旷，“大类儒者”。程豪之师郭令，曾游于王阳明之门，专谈良知之学。于是，程豪“魏冠褒衣，趋绳视准”。长兄程表，也是“口不谈儒，而深醇隐厚，居然儒者”。这就引发了下面一个话题，即儒家伦理与商人经商之间的关系。按照通俗的看法，商人经商是为了赢利，而儒者讲学则会因迂言而废事。程豪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如下事实：“儒何负于贾哉！”三是儒贾的世袭性，程氏一门，堪称“彬彬多儒矣”。程豪、程表兄弟，著声乡里，凭借自己的声望，几乎可与“缙绅先生埒” 。

继弃贾就儒之后，则是“化贾为儒”，即商人凭借子弟的读书乃至出仕，而后晋升为儒者或仕宦阶层。公安派文人袁中道，将徽州商人吴氏兄弟的子弟化贾为儒，与自己家族的“化农为儒”相提并论，进而道出庶民家庭的上升之路，无不在于读书仕进。吴氏兄弟借助子弟的“下帷读书”，而后完成了从“贾”到“儒”的身份转变。这些商人家庭的子弟，一旦相继鸣跃而起，势必远胜“寒门兄弟” 。汪道昆家族是商人家庭借助读书、科举而后成功的典范。汪道昆之父汪玄仪，原本是一位盐商，甚至被公推为“盐策祭酒”，亦即盐商领袖 。其子汪道昆，读书、科举、仕进，最后位至高官。

2.士商关系：文人士大夫与商人相交

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相交，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声望。至于文人士大夫与商人相交，甚至称道商人之贤，其目的显然在于看中商人之赀，甚至视商人为自己的“外府”。明代著名文人士大夫屠隆曾有言：“荆扉才杜，便逢客过扫门；饭箩一空，辄有人求誉墓。万事从来是命，一毫夫岂由人。” 文人士大夫一旦“饭箩一空”，家中缺钱使用，即有商人上门，索求谀墓文字。这无疑已成一时风气。如徽州休宁商人吴汝义死后，其行状即由徐学谟撰写。至于吴氏遗存之诗，其子吴子行通过王世贞好友俞仲蔚的介绍，则由名士王世贞作小引 。又徽州歙县商人吴自宽，字克仁，曾在山东、淮海之间经商，所交尽是有名的公卿。尤其是一位姓乔的尚书，更是视吴氏为“布衣交”，两人相交甚欢。吴氏一度客于乔尚书的住所，乔氏亲自替吴氏撰写《处士赞辞》 。可见，对于徽州商人而言，一旦经商成功，成为素封之族，势必“文藻亦附焉”，亦即开始追求文藻。他们借助于“黄金贽”或“白璧酬”，借此“乞衮于世之文人”。这些有名的文人，从商人自己提供的家状中，有时很难获得商人的“懿美”事实，只得“指染而颖且为屈”，亦即曲笔，动辄称商人道：“某某能为义侠处士之行者也。”这种替商人撰写碑传、墓志铭的风气，以汪道昆、王世贞两位大名士为甚 。

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其例俯拾即是。如徽州一位姓程的商人，少年时即在苏州经商，苏州的士大夫，均“喜与之游”。尤其是都穆，喜欢程氏的淳朴，为程氏所居题名为“白庵” 。又如徽州歙县商人鲍松，在开封、杭州经商时，当地的贤士大夫，“往往与之游” 。据李日华的日记记载，可知李日华与徽州商人交往甚密。如万历四十年（ 1612 年）七月十八日，一位姓程的徽州商人，以酒舫将李日华与他的儿子迎至鸳鸯湖中。中间，“呼广陵摘阮伎二人，丝肉竞发，颇有凉州风调”。其后，酒酣月出，又登烟雨楼“清啸” 。至于公安派袁宏道、袁中道兄弟，更是与徽州商人吴云台交往甚密。据袁中道记载，徽州商人吴氏兄弟，均以“质行称”，兄弟一起在楚地经商。尤其是长兄吴云台，更是“修儒者之行”，与袁宏道、袁中道、苏惟霖相善。云台人有心计，且真实可以倚仗，袁宏道到京城任官后，更是将自己家里的“营综家事”托付给吴云台 。至于普通的商人，即使自己无法与缙绅交游，同样可以凭借自己的儿子与缙绅交游而得以扬名。如李伦，河南祥符县人，居住在河南杞县。此人“少贫，尝为亲负米，力贩鱼盐”，显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商人。李伦虽有“田野笃行”之美，却一直默默无闻。不过，李伦的儿子是著名文人李梦阳的门人。李伦死后，经儿子的请求，凭李梦阳所撰一篇墓志铭，而后得以令人知晓 。

3.从“四民异业”到“四民相混”

明代唐宋派文人归有光，凭借其独特的眼光，发现了明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动，即从“四民异业”向“四民相混”的转变。他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随之而来者，则是“士而商”或“商而士”现象的广泛出现 。归有光的玄孙归庄，从苏州洞庭东山严氏家族的变化中，同样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的四民等级社会，转而向“士商相杂”转变 。

就学者“好贾”而言，“官贾”的出现，堪称典型的例证。以广东一省为例，官贾的现象尤为明显，且势力颇盛。相较而言，民贾仅占十分之三，而官贾则高达十分之七。官贾资本雄厚，凭借自己的特权乃至奇策，绝流而渔，可以获得数倍之利；民贾即使极其勤苦，也无法与官贾相争。其结果，则导致民贾日穷，而官贾日富。官贾日富，势必使官员加入经商的行列者日多，甚至遍布山海之间。这些官贾，有的是坐商，有的是行商；以经商地域言，近的仅限于广东所属十府，远的甚至到达东、西二洋。随之而来者，则是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然无别，贾与官亦不再有别。一旦无官不贾，甚至无贾而不官，官与贾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必然导致民既畏官，且又畏贾 。官贾的出现，以及他们把持或垄断市场的行径，固然不利于商业化的进程，但有一个事实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即官贾的出现是士商互动的有力证据，更是引发了四民相混。

就商贾“好学”而言，如詹高，徽州休宁商人，自 20 余岁时，即从休宁至苏州府昆山县客居经商。詹高虽为商人身份，所从事的也是获取“机利”之事，对于文章，却“生平好之，甚于知之者” 。另有一位徽州休宁商人金塘，曾随其父金显耀经商大江南北，但所到之处，最喜与“大人长者”交游，尤其喜欢吟咏作诗，所作之诗，即使是社中名家，亦无不有所称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金塘对士与商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见解。一方面，在经商致富之后，他宁可让自己的四个儿子接受传统的经义教育，做一个真正的儒者，也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入赀国子监。另一方面，在经商获得成功后，他同样不愿捐官入仕。换言之，金塘最为青睐的，是保持一种“商而儒”的身份，而不是追求“仕而商” 。

二、商亦有道：商道的重建

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所闻之道，即为儒家之道，是儒家人士的最高道德追求。商亦有道，此即所谓的“商道”。简言之，商道即为经商之术。稍加提炼，商道又可上升到商业伦理或商业道德的层面加以认识。

1.经商之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

经商之术与儒家伦理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一点毋庸置疑。商人以求利为本色，专骛利己。为了获得商业利润，商人不惜做出诸多“少恩”的举动。进而言之，儒与贾判然有别：商人对于自己的子弟，不过“教之逐什伍，丰积聚而已”，说白了就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儒者则不同，父教子弟，无不是“介洁贞白、秉道守义”之类的训条 。换言之，所谓的“贾道”，亦即商道，其最终目的在于求取“厚利”；而儒家之道，则所求在于“名高”。一为利，一为名，即“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畛域井然 。

正如汪道昆所云：“夫商，殉利者也。” 商人的趋利本能，导致儒家学者对商人多有诟病，甚至大张“商之害道”之帜。如林鸿儒，字允德，福建安溪人，儒学生员。他著有一篇《奇货可居论》，开篇即说“商之害道”，强调如下事实：“人农则童，童则机事寡而重流徙；人农则朴，朴则死其处而无二处。”反之，一旦经商，则将人的“童朴”之质砍伐殆尽。经商之人，先想的是“有无”获利，而后又计较获利的“多寡”，最后更是妄想获利千万，势必使“天下之道”沦丧殆尽。更为可怕的是，经商之人，不仅视物为商品，而且“以人为商”，即将人也视为一种商品。经商之风一旦形成，其结果必然导致“以五伦为贸迁”，儒家五伦随之荡然。这不仅仅限于“商之害道”，更是凸显“商者可畏”。林鸿儒此文，深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赞赏。如王慎中一见此文，即欲拜林鸿儒为师。经王慎中的介绍，林鸿儒结识了唐顺之。唐顺之读罢此文，亦大为震惊，道：“此子议论高千古！”即使如何乔远，也有如下感叹：“余读其所谓《奇货可居论》，严乎哉！圣门义利之学矣。” 可见，林鸿儒此文的功效，在于严义利之辨。

在商业道德尚未建立的商业竞争中，代表着“善”的儒家道德，无疑与经商求利存在着不小的冲突。下面的一则记载，足以成为一种佐证。如四川的蒋里，有一位善人，善善而恶恶，诚信而不欺人，受到乡里之人的推服。有一位富人，不立借券，从这位善人那里获取千两银子作为资本，前往陕洛地区经商。在他乡经商，这位富人仍然秉持乡里善风，以善待人，诚信不欺，结果则颇为悲剧，在三年时间里，就将千两银子的资本赔光，狼狈返回家乡 。这则故事至少说明，儒家所倡导的“善”，与商业世界中的尔虞我诈存在着不小的冲突。

2.儒、商之辨与商道重建

若是从儒、商关系入手，转而经过仔细的辨析，显然有利于重建商道。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这既是儒商互动的结果，又是一种全新的商道，随之而来者，则是“儒贾”“商士”形象的重塑。这又可从以下四个层面观之。

其一，“商”与“士”或“儒”与“贾”之辨。山西蒲州商人王现有一段名言，充分诠释了商与士的关系，其中云：“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 可见，追求的是商与士的合一，从而成为一个“以义制利”的“商士”。汪道昆率先提出“贾儒”与“儒贾”两个概念，认为“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究其原因，所谓的“贾儒”，属于一种“狸德”，并不可取；而所谓的“儒贾”，则是“以儒饰贾”，正如蝉蜕一般，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甚至可以被称为“良贾” 。所谓“良贾”，通常能做到“躬行彰彰”，甚至不输“闳儒” 。

其二，“儒富”与“奸富”之辨。有一个现象显然值得引起关注。即在明代商业化的进程中，即使是儒家士大夫，也不再崇义黜利，不再以“致富”为讳。一旦经商成风，在致富之术上同样存在着“儒富”与“奸富”之间的冲突。儒富之人，“惟以什一为准，无所干没”，是“贾名而儒行者也”。奸富之人则不同，“逐什一，务干没”，视奸富为“良贾” 。换言之，奸富，大多“用纤，趋利若渴”；而儒富，则“好行其义，不持利权” 。可见，以义致富，显已成为新的商道。随之而来者，商贾之术，不再限于“深刻取赢羡”，甚至“以机利相高”，乃至被视为集恶、谬于一身的“大奸巧”，而是可以成为一个“务仁义之行”的儒贾 。

其三，商人经商，以“诚信”致富，诚信成为新的商业道德。在明代山西商人中，普遍存在着“合伙而商”的习俗，即由东家出资本，各个伙计负责具体的经营。假若伙计想从东家那里获取资本，就必须依靠“诚信”。如在经营过程中，即使没有发下誓言，但绝不会“私藏”利润；伙计从东家那里获得的资本，即使祖父死后，历经数十年，子孙仍然“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决不欺心 。可见，伙计凭借自己的诚信，最终获取东家的信任。洞庭东山人金观涛，辅佐席氏经商，时间长达30 年。在此期间，每年外出四方经营之人，均受到他的指派。经营完毕，也都向他汇报。至于所得“子本”，更是全部集中于金氏之所。作为东家的席氏，从未问其出入。即使如此，金氏未尝取一“无名钱”，为了子孙而“自润”。这种行为，显然是凭借自己的诚信而获得东家的信任，使其成为一个“贾而士行”之人 。

其四，商人经商，以勤、俭致富，勤、俭随之成为新的商人品德。张五典在论及山西沁水商人张鸿基时，曾认为商人并非一味“骛利”，而是“有道”。所谓的“道”，即是商道。他说，若欲成为一个“良贾”，必须具备勤、俭、直、谦这四大品德，即“勤以生之，俭以守之，直以取之则人不怨，谦以居之则于物无忤而不悖出”。一旦具备了这四种道德品质，不但可以称为“良贾”，更可称为“善士” 。

3.商道：超越儒术的独特经营之术

商道并不仅仅限于儒家固有的道德品质，而是另有一整套独特的经营之术，且有维系同行之间特殊的商业伦理。这无疑又是明代商人重建的另外一种商道。如山西蒲州商人王现经商成功之道，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二是“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助其资斧”；三是“善审势伸缩，故终其身弗陷于阱罗” 。除却第二条“信义”二字仍不脱儒家道德品质之外，其他两条无不是商人独特的成功品质。

明代商人经商之道的独特性，大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观之：其一，商人伦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儒家伦理，而是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维系同行内的社会交往。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社会交往崇尚两条准则：一是尚齿，即以年岁的长幼决定身份地位的高低；二是尚爵，即以官衔的高下决定身份地位的高低。商业社会则不同，是以资产的多少，排定社交聚会时的座次。如扬州商人聚会时，其座次的排定，“率以赀为差”，即“上贾据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 。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借波斯胡商为例，说：“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 这则记载同样可以证明，商人聚会座次的排序，一向不论“年纪”与“尊卑”，而是“以利为重”。其二，货殖并非小道，在经营过程中，迫切需要商人“经权取舍，择人任时”。所有这些，并不能从儒家已有的知识体系中获取营养。正如徽州歙县商人程嗣勋所言，必须拥有“管、商之才”，甚至通晓“黄、老之学” 。这无疑使商道在继承儒家道德之上，进而超越儒家道德。其三，以“无竞心”应对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转而获取商业成功。商场竞争，日益激烈，商人带有一种竞争之心而参与商业经营活动，这显然不可避免。有意思的是，并非内具竞争之心，即可获得商业经营的成功。在人人具有“竞心”的风气下，若是不带竞争之心，有时反而会获得意外成功。徽州歙县商人鲍光宇的成功，即为典型一例。他自述成功之道时，坦然相告道：“吾惟无竞心云尔。” 其四，摆脱传统中国商人固有的对官僚士大夫的依赖，以相对独立的姿态，成就一种全新的商道。徽州歙县商人佘育，即为典型一例。佘育的经商方式与其他商人有所不同。尽管他在闹市设店，但又专治“静屋”，“日闭关诵苦吟，弗豪势人交”。到了年终，一算整年的利润，反而与其他商人相等。至于其中的原因，佘育一语道出：“夫价之昂卑，岂一人容力哉？君既靡力，吾随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处剧廛而心有恒闲也。夫争起于上人，吾既随其昂昂卑卑，息与诸埒也，侮压又胡从至矣？吾是以弗势豪交而息罔独缩。” 这就是佘育所谓的“商亦有道”，至少说明明代商人在重建商道的过程中，正在努力摆脱权贵势力的束缚。

三、儒贾商士：商贾知识人群体的形成

士大夫与知识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虽同为知识的占有者，但士大夫拥有官衔与科名，知识人则仅属庶民身份。有一个事实值得引起关注，即在明代，知识人群体正日趋壮大，很多仅具庶民身份且来自不同职业领域的人，纷纷跻身于知识人群体的行列。在日趋膨大的知识群体中，商贾知识人，则是其中之一。在这种大势下，商人安排自己子弟的未来，通常亦作多种打算，或教之学贾，或勉之学儒。如徽州休宁县海阳镇商人范汝珍，生有两个儿子，一为范泓，一为范涞。范泓“椎少艾”，就继承父业，继续经商；范涞“有志学古”，即命其读书学儒。当然，即使是商贾知识人，在明代商人的眼里，宁可成为“儒贾”，而不愿被人讥为“贾儒” 。

1.捐赀入仕：商人地位的晋升

在明代，士商互动已经风靡一时，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上升。以宁波的富商为例，他们凭借前往日本的海上走私贸易而致富，导致“富商巨室，权侔于大吏”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些巨商富可敌国，但朝廷的礼仪与法制规定，终究限制了商人的身份地位，使其仅仅是编户齐民之一，而不可与仕宦官员平起平坐。对于商人来说，假若说“弃儒就贾”是一种无奈之举，那么，一旦经商获得成功，“弃贾就儒”乃至捐赀入仕，这似乎又成为许多商人的最后归宿。

明代商人捐纳为官，不乏其例。如正德年间，东莞商人袁晃，因“输粟助边”，照例被授予七品散官，其后又照例被授“冠带寿官” 。正德年间，徽州商人吴自宽“以赀买爵一级” 。万历年间，蒲州商人展玉泉应朝廷之令，前后上纳数百两银子，最后被授予归德府商丘驿驿丞 。又蒲州商人韩玻，“尝入粟实边，授义官”。万历间，大学士张四维之弟张思诚，经商成功后，“会有工部例，乃入赀授龙虎卫指挥佥事” 。万历二十七年秋七月，长芦商人钱桂，将价值1000 两银子的自置住房一所，“愿献入官”，作为普宁分店。明神宗嘉奖其忠义可嘉，下谕“准给冠带”，协同税监征收税课 。

商人捐纳为官，有的所授仅为“寿官”“义官”，或者“冠带荣身”；有的仅授“散官”，并无实职。即使是被授予实职，亦不过是驿丞之类的下级官员。即使如此，商人一旦捐纳为官，地位随之得以晋升，可以头戴进贤冠，身穿彩衣，名列缙绅，可谓荣宠之极。当然，商人的仕进之路相当复杂，捐纳为官不过是商人人生历程中的一环而已。

2.仕宦经商：商人群体出身的多样化

细究明代商人的来源，显然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景象。世代经商，经商职业的家族传承，固然不乏其例，但“弃儒就贾”之风的盛行，势必导致以下两大结局：一是官员子弟经商成风，二是秀才经商亦多其例。

明人陆深有言：“自三代井田法坏，士大夫鲜不兼农贾之事，况他无禄位者乎？” 细究其义，无非是说士大夫经商之风，是井田制败坏的结果，并非明代所独有。当然，官员经商，亦即所谓“官贾”的形成，尤以明代为盛。至于官员子弟经商，可以丘琥为例。据载，丘琥，字伯玉，号松山，兰阳人。其父丘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丘琥幼年颖异，于书无所不读。过分的刻苦攻读，导致他得了吐血之病，经服用白术丸数十升，方得痊愈。其后，又得眼病，只好弃去读书仕进之业，转而经商。经营40 余年，“遂起家至千金” 。

秀才经商，更是不乏其例。如刘滋，濮阳人。少为秀才，因家中贫窘，田不过20 亩，又值水旱不登，无以自活，于是尽将田地卖掉，“逐什一之利”。经营10 余年，得以成功，“致数万金” 。项承恩，字宠叔，号玉怀道人，徽州歙县人。占籍杭州府仁和县，成为杭州府学秀才。屡试不第，于是隐居西湖岳坟之侧，转而经商。他开设一个小店铺，类似于古玩店，“杂置书籍画卷，并盆花竹石，索价颇贵” 。

3.商贾之知识人化

商贾之知识人化，得益于商人家庭或其出身的多样化。尤其是官员子弟经商、秀才弃儒经商以及商人中的“书贾”、古玩商人，更为商人转化为知识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明代商贾之知识人化，大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之。

其一，商而兼士，兼具商人与士人双重身份。按照传统的观念，商人居四民之末，徽州却并不如此。在淮上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大多出于缙绅巨族。在这些盐商中，凭借“急公义叙”而进入仕途者固然很多，至于读书登第，入词垣而后跻身膴仕，更是不乏其例，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商人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朝廷更是为他们专门设立了“商籍”。岁试、科试两次考试，但凡每次考试，徽州商人均可额取生员50 名，其中20 名入杭州府学，仁和、钱塘两个县学，各有15 名。这种专设的商籍，渐有扩大之势，随后淮商也开始请求设立商籍。由此可见，在徽商群体中，人文已渐趋兴盛。所谓的商人，不再是“列肆居奇肩担背负者”，而是兼具商人与士人的双重身份 。

其二，在明代商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崇儒尚文的家庭，且斯文一脉，得以绵延传续。苏州洞庭席氏与广东南海姚氏两个家庭，堪称范例。席本祯，字宁侯，别字香林。生而嶷然露头角，读书专治《诗》《春秋》。他经商颇为成功，能够做到“任时而知物，笼万货之情，权轻重而取弃之”，但又不专注于经商获利，反而致力于地方慈善事业。如崇祯十四年（1641 年），江南大祲，地方官设法募捐，席本祯捐出8000 两银子，救助饥民，得到崇祯帝的“优旨嘉奖”。随后，又捐助资金以佐军需，被朝廷授予文华殿中书一职，并兼太仆寺少卿。席本祯生有四子，尤其是次子席启图，字文舆，岁贡生，候补内阁中书舍人。席启图好读书，贮书多达万卷，遍辑先贤嘉言懿行，条晰部居，编成《畜德录》一书 。姚经，字宗理，别号石川，广东南海县人。少负奇气，读书通大义。早年失怙，不再读书仕进，转而经商。姚经曾著遗言20 篇作为家训，且率先躬自勤约。从人称“石川先生”而不名这一事例中，足见姚经不仅仅是一个求利的商人，而且获得了乡里之人的尊重，甚至被归入知识人之列。姚经的几个儿子，显然继承了父亲好儒之风。如姚文宽，别号东皋。曾追随其父“西游，信孚益裕”。姚文宽擅长作诗，并与有名的商人结成“兰亭诗社”。姚文贯，字道夫，别号悟斋。幼时读书，有颖性。12 岁时，即能赋中秋诗。年长之后，开始学习经商，但未尝“废学”。姚文粹，字纯夫。其人颖敏，好读书，日诵数千言。习举子业，为文清畅。多次参加地方考试，不第，于是弃取科举之业。嘉靖初，奉父亲之命，游学于黄佐门下，馆于粤洲草堂，每日深究经史百家之言。经黄佐教诲，学行大进，不再徒然求博，转而反躬力践，守约崇礼 。

其三，模仿文人士大夫生活样式，或取有字与别号，或聚会赋诗，或好书、刻书，借此重塑商人形象。一旦经商成功，商人开始渐趋文雅，借助于取字、取别号，以便与商人趋利之俗有所区别。相关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徽州歙县商人鲍辅，字“以立”，号“豫斋子” 。在文人士大夫看来，商人喜欢骛利，属于没有“趣致”之人。但是，若商人能诗，势必拉近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的距离，甚至得到文人士大夫的亲近。如徽州商人夏道甫，经商虽未成功，但“日与造物者游”，所作之诗，深得梅国桢、丘坦、李贽的称道，众口一词，称之为“韵人” 。商贾不仅好诗，而且在聚会时，不乏觞咏的场景。如在苏州虎丘，曾有几个商人在虎丘山亭子上饮酒聚会，且不乏吟咏。此类行径，虽被苏州放荡才子张灵所戏，但至少说明商贾开始模仿文人之举，聚会赋诗 。商人嗜书，是成为知识人的重要前提。在商贾跻身于知识人的过程中，明代商人不仅好书，而且喜欢刻书，积极置身于知识的传播。徽州商人鲍松，即为典型一例。鲍松生性“酷爱古今书”，不惜重价购书，所积书籍，多至万余卷。于是，在所居横塘之上，建造一楼，作为藏书之所，并延聘名师，在藏书楼中教其子弟。鲍氏好书，声名所至，四方“挟异书者，日走其门”。鲍氏多书，于是闻名于歙县。不仅如此，鲍氏还亲自校雠图书，加以刊刻，刊刻之书相当精核。鲍松所刻之书，有《小学旁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以及李白、杜甫的诗集 。

四、崇儒尚文：商贾知识人的知识世界

在经历了士商互动以后，商人的道德、知识乃至形象，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已由重义轻利的骛利之徒，转而成为崇儒好文的知识人。徽州商人程锁就是典型的例子。程锁晚年释贾归隐之后，除了“上奉母欢，下授诸子业”，其他闲暇之日的活动，几如文人士大夫无甚差别，成为一个翩翩的儒者。他的日常活动，是“召宾客，称诗书”；所交往之人，分别有陈达甫、江民莹、王仲房等人。至于他所阅读的书籍，诸如《楚辞》《史记》《战国策》《孙武子》，则大抵已经说明，商人的知识世界开始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景象 。

1.儒行商名：商人之崇儒

明代很多商人，名为商人，实则具有“儒行”，亦即行为如同儒者。换言之，这些渐趋文雅的商人，其实就是没有穿戴方巾、襕衫的儒者。如山西蒲州商人沈廷珍，是大学士张四维的祖姑丈。沈氏幼年知学，进取甚锐。其后，不得已而放弃原本的志业，转而经商，“拓产殖家”。最值得注意的是，沈氏经商之时，仍然携带《小学》《通鉴》两种书，且“时诵习之”。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一是沈氏身为商人，仍不忘旧时嗜好，不但在经商途中时时读书，甚至工楷书，喜欢作近体诗；二是沈氏所携带的书籍，并非仅仅用来阅读，有时是为了便于自己的经商，解决经商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即“遇事辄有援证”，以使经商获得更加成功。张四维称其为“儒行商名，湖海之英”，可谓不刊之论 。

明代商人虽不得不凭借经商维系生计，但他们的内心或多或少具有一种“好儒”甚至“崇儒”的情结。如商人赵宏，完全与其他商人“窭薮重钱，心计及毛厘”不同，而是生性慷慨，他人有了缓急告助，无不主动出赀帮助。他在告诫第二个儿子赵时用时，有一句完全违背经商原则的名言，即“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在金钱与知识的天平上，赵宏更为看重知识，这是明代商人知识世界的典型表征。于是，商人不再是趋利而去义之人，而是行同儒者，“耆义如渴”。如海阳商人金甫，即“耆义如渴，赴人之难，振人之困，一呼即应，不避水火，终其身如一日”。他仿照义仓而行“贷谷法”，又效法范仲淹的遗意，“兴茔墓之役，持畚锸者日以数百人，寓赈于佣” 。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讲究“业中求道”，儒学趋于通俗化，使儒学不再是知识人的专利，而是将教育的对象转向农工商贾。如邹守益认为，商亦可成就学问。从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即职业虽有不同，但学问则归趋于一。商人与学者之别，在于义利之辨。假若商人“志于义”，可以成为尧舜；反之，如果身为公卿而求利，那么只能沦为盗跖 。如此之说，显然为商人晋升为儒家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王门泰州学派的异军突起，既是儒学通俗化的表征，更是农工商贾一跃而成为知识人的有力佐证。在商贾尚学的风气中，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王艮，更是商人成为著名学者的典范 。

2.富而好文：“诗贾”的形成

商人一旦富而好文，或以文雅相高，“诗贾”随之出现。自古以来，托于隐者很多，且其中不乏凭借文采自现。商人因为“心有营业”，即将心思致力于计算骛利，导致商人大多缺乏文采。即使是诗风勃兴的唐代，桑门、闺秀中，不乏诗人，却很少有文采的商贾。明代则不然。如黄徽，作为一个商人，且身处嚣纷，但其心“宁以明”，最终成为一个“诗贾”。黄徽，字季美，是杭州一位商人，有“诗贾”之号。他曾出赘于沈姓老翁，替沈氏主持经营大事，深得福建商人之爱。前往福建经商时，无论是在旅舍，还是在船埠，黄徽时时以赋诗为娱乐，并将诗集命名为“ 音”。所作之诗，不乏佳句。如《送李左虚》诗云：“日落千山寂，秋深万木寒。”《桃花》诗云：“过雨繁枝重，含风碎萼新。”《浦城买舟》诗云：“山火夜不减，滩声寒愈流。”《秋日》诗云：“青芜眯古砌，丹叶隳平沟。斫竹屏重补，为幔布屡裁。” 诸如此类的佳句，置诸诗人之林，毫无逊色。

商人能诗，且擅长作诗，不乏其例。如徽州歙县商人鲍弼，与著名文人李梦阳有交往。在苏州，鲍弼更是与山人孙太白有交游，“酣歌弄月，冥心顿会”。鲍弼之诗，多有佳什。如《忆子》诗云：“吾儿屈指一载别，他乡回首长相思。在抱两周知数日，携行三岁随歌诗。前与论宾主，膝上为我开须眉。情偏忆汝老更苦，中夜难禁回梦时。”诸如此类的诗句，被李梦阳誉为“君诗佳顿如此” 。徽州歙县人王野，字太古。年幼时，王野习作诗，稍长，弃博士业，追随其兄在江淮一带经商。时日一久，诗益有名。晚年，王野之诗颇受竟陵派的熏染，深得钟惺的称誉 。

商人不但能诗，且有诗集行世。如苏州商人沈野，有《卧雪》《闭户》《燃枝》《榕城》等诗集，王稚登、徐惟和、曹学佺为之作序 。南京商人姚淛，原为“金陵典客”，显然以典当为业。他亦著有诗集《海月楼集》，由李维桢作序 。徽州歙县商人郑作，著有诗集《方山子集》，由李梦阳作序 。徽州歙县商人佘长生，字存修，号钝斋，有“处士”之名，著有诗集《缶音》，并由李梦阳作序 。佘长生之子佘育，字养浩，号邻菊居士，又号潜虬山人。其诗最初学的是宋人，后经著名文人李梦阳提醒，称宋人无诗，又改学唐人，究心唐宋以上的赋、骚 。徽州歙县商人吴义斋，曾在浙江严州、衢州一带经商。此人“服贾而行儒”，著有《经畬堂集》1 卷 。

3.兴趣广泛：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除了崇儒好文之外，明代商人的兴趣极其广泛，进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知识世界。如徽州歙县商人鲍弼，兴趣相当驳杂，不但擅长理生、饬行、训幼、玩编、修艺、课田、省植，而且“能医、能形家者流”，即精于医术，善于堪舆之术 。海阳商人金甫，字子公，幼年时即“游于贾人”，然生性喜欢读书，尤其精于医疗、堪舆家言 。福建莆田商人郭少愚，经商之余，除了吟哦赋诗之外，还喜欢先朝的琴书、名公诗画，“必多方罗致，珍藏什袭，时对客展玩，以此自娱” 。

明代商人多样化的知识世界，大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观之：其一，精于算术，通晓数学。粗通算术，应该是商人最为基本的知识。如沈江，生性敏捷，有很好的记忆力。弱冠失怙，无法继续求学，只好“牵车服贾”。即使如此，他还是喜欢广泛涉阅，舟车所至，必定“携短帙自随”，旨在通晓方技小说家言，以至“算数有声于廛井间” 。商人张思诚，16 岁时就远游经商，“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他所具“综计精确”的能力，显然得益于精通《九章算术》一书 。其二，独好子史，且有史识。如徽州休宁商人程元利，“世世隐贾”。程氏知识广博，沉溺于象纬、堪舆、龟策、覆逆、支离之技，时时心通，但“独好子史” 。其三，信佛佞神，信仰丰富。据文人李日华记载，徽州有一位吴姓的商人，凭“什一起家”，但人有隐德，最后成为一个佛教居士。万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李日华替他作《省吾居士赞》 。徽州歙县商人阮公弼，因经商而致富。至晚年，“崇事二氏，种诸善根”，并在田赭山修缮三茅宫，装饰各座神像 。小说《初刻拍案惊奇》说徽州人心性俭啬，“却肯好胜喜名，又崇信佛事” ，堪称实录。其四，收藏图书古玩，以文雅相高。嘉靖末年，海内宴安。一些富厚的士大夫，在治园亭、教歌舞之余，兴趣间及古玩。影响所及，徽州商人也以收藏图书、古玩为雅。商人凭借雄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最终导致“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又如杭州商人高应鹏，经商致富以后，在家旁筑藏书室，收藏古今图书。又造一座楼，收藏古代尊彝钟鼎 。尤其是徽州巨商吴廷，更是不惜花费巨资刊刻法帖《余清堂帖》。此帖出自其友杨不器的手笔，“稍得古人遗意” 。

五、余论：商贾形象的重塑

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像明代这样的科举社会中，唯有科名是一条“荣路”，即通向高官厚禄的荣耀之路。在“四民”中，只知道“尊士”，却贱视农、工、商贾。至晚从明代中期开始，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传统的“四民”观做了深刻的内在反思。农民、商人，或者说文人、武将，虽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各有不同，但都有其存在于世的社会价值。“左贾右农，谁与通功？轩文轾武，谁与御侮？”曹于汴的反问，足以说明“左贾右农”已不再适应晚明社会的巨大变动，而是应该回复到“农人农，贾人贾”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使之发挥各自应有的社会作用 。明代士大夫在肯定匠艺之人的同时，属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以及位于四民之外的贱者仆婢，同样受到了士大夫的重视。在士大夫群体中，开始关注商人的日常行为，并一一加以记录，尤其关注商人羡慕“孔氏之雍容”或者“轻财好义”的历史动向，甚至喜欢称赞商人“以游侠闻”。随之而来者，则是对传统四民观的反思，以及新四民观的萌生。相较而言，当士子汲汲于科举，竞相趋于“浮末”，甚至“耻非所耻”，亦即毫无羞耻感时，实则还不如“挟技艺，牵车服贾”，工匠、商贾的行径反而显得“身不失义”。这就牵涉到一个士子的治生问题。在张履祥看来，诸如教书、行医、耕田乃至工匠技艺、商贾，都是治生之术，只要能做到卓然自立，仍然可以不堕“儒素家风” 。

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商贾久已被视为“贾竖”或“贾竖子”。一方面，商贾的话语，如同女子一般，不识“大体”；另一方面，商贾不识《诗》《书》大义，易于被利益所惑。如此刻板印象，乃至在道德上有所贬抑的称谓，在传统的观念上根深蒂固，一直沿袭至明代，以致明代商人尽管被税使太监所看重，但还是被称为“贾竖”。即使商人自己在面对税使太监时，也不得不自称“贾竖”。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弃儒就贾”或“弃贾就儒”这一社会史的转向之后，士商之间趋于互动，商人地位得以提升，商贾形象随之重塑。在商人与士大夫交往时，士大夫出于“善视”商人，通常只称商人的“字”，而不称商人的“名” 。

明代商人形象的重塑，历经自我形塑与社会评骘两个阶段。商人不再唯利是视、损人厚己，而是致力于慕义好施，赈穷周急，善及一乡一县，借此形塑自己的形象。随之，一种全新的商人形象呼之欲出：他们是“儒商”，属于“儒行商名”；他们是“商士”，名为商，实则是儒家知识人；他们是“廉贾”，不但“不侵”民利，而且重然诺；他们是“长者”，赤手致富，无所芬华，不做一个“财虏”，即守财奴；他们是“智士”“达人”，心怀智慧，而且通达；他们是“贾隐”，是“隐而贾者也”，天真自得，颇有高致之态；他们是“商侠”，轻财好义，甚至集商贾、儒生、侠客于一身。

在商人形象自我形塑与社会评骘的过程中，商人群体已呈日渐分化之势：一则务名，通过结交贤士大夫以显名；二则务实，蹈隐约躬，专行仁义 。无论是务名，还是务实，商贾的知识人化，则是其中的变迁大势。随之而来者，商人的衣冠装束、话语、行为，渐渐已是一种儒者形象，即“被服言动，俨然儒者” 。或者如商人王艮那样，在立志成为儒家学者之后，按照《礼经》，制作五常冠、深衣、绦绖、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如此装束及其行为，看似怪异，实则是儒者的“法服” 。衣冠一番改变，商人形象随之得以重塑。

编辑：王轲

文章见《中州学刊》 2025 年第 1 期“ 历史与文化 ”栏目 ，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