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遭遇“职业碰瓷”，大数据赋能探真相

检察官在电子数据实验室对模型数据进行分析。

检察官就“职业碰瓷”数字监督模型创建逻辑进行讨论。

“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春节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专门致电滨江区检察院检察官表达感激之情。原来，这家企业遭遇了“职业碰瓷”。有人以欺诈手段入职，恶意制造事端，使公司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据此再索要赔偿，如果得不到满足，就死磕公司。最终，检察官将此人揪了出来。2024年11月8日，法院以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敲诈勒索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5万元。

造假入职求赔偿

2021年6月，为了拓展业务，杭州Y公司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招聘商务拓展经理的信息。很快，一个履历与岗位匹配度极高的应聘者张某出现了。经过两轮面试，张某成功入职并与公司签订三年劳动合同。

然而刚入职，张某就开始“摆烂”，不仅工作态度不积极，还越过合作伙伴私下联系他人。主管要求他改进，张某口头应允却屡教不改，公司培训考核也是倒数第一。

公司上级得知情况后，决定再给张某一次机会，然而，张某依旧我行我素。当另一名合作伙伴表达严重不满后，公司不得已主动与张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张某向公司索要5万元离职赔偿，双方没有谈拢。

随后，张某陆续到劳动监察部门、公积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还去派出所报案称公司对其实施诈骗。Y公司为了避免后续的“纠缠”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无奈之下妥协，同意支付其1万元。

杭州L公司的遭遇也如出一辙。2021年9月，公司高薪聘请张某担任销售总监。结果，他刚入职就提出请假申请，被驳回后消极怠工，公司最后无奈批准。10月29日，公司实在忍无可忍，向张某发送了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通知书。张某立即提起劳动仲裁，索要8万多元的高额赔偿。

在仲裁和诉讼都不支持高额赔偿的情况下，张某通过向人社部门、税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恶意投诉等方式，变相施压，公司不堪其扰同意支付5万元的赔偿。

而就在这期间，Y公司发现张某提供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有修改的痕迹。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公司与张某曾任职的N公司取得联系，发现张某的社保证明和简历均系伪造，随即向人社部门反映情况。

大数据赋能探真相

人社部门移送线索后，2023年11月29日，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张某入职时提交的《浙江省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离职证明》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张某到案后，对自己变造国家机关公文、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敲诈勒索。

2024年1月12日，张某因涉嫌变造国家机关公文、伪造公司印章罪被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批准逮捕，4月9日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发现张某以虚假简历、虚假社保证明求职，在短时间内恶意制造事端，使公司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再以此为由向公司索要高额补偿，存在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

为了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办案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补充侦查，从张某入职表现、离职原因、投诉内容、劳动争议解决方式等多方面入手，进行针对性调查取证。

考虑到张某曾就职于多家企业，办案检察官建立了“职业碰瓷”获取劳动赔偿金法律监督数字模型，排查此类反常就职行为背后的其他涉罪线索。

经大数据碰撞结果显示，张某于2019年至2024年入职15家公司，提起劳动仲裁17起、民事诉讼13起。检察官由此初步判定其存在不合理高频“维权”行为。

为了进一步厘清张某离职期间恶意投诉、举报公司并据此获取公司高额劳动赔偿之间的因果关系，办案检察官决定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查明张某通过仲裁、诉讼、投诉、举报等多种手段胁迫多家被害单位同意支付其高额劳动赔偿的犯罪事实。最终，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增加认定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涉案金额23万元。

2024年7月15日，该院以涉嫌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敲诈勒索罪对张某提起公诉。11月8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全部指控意见，作出上述判决。

帮助企业切实防范用工风险

作为杭州高新区，滨江区拥有着浙江省第一的上市公司总量，共计拥有注册企业数9.5万余家。如何实现海量企业与高新人才的双向奔赴，帮助企业切实防范用工风险，成为该院的关注点。

立足于该案办理，该院会同区人社部门制发《关于规范企业用工制度的建议函》，从完善劳动合同和深入开展背调等方面提出建议。同时，为了防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再次发生，该院又通过“职业碰瓷”获取劳动赔偿金法律监督模型，将摸排的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和本院民事检察部门，推动打击犯罪及生效裁判监督工作有序开展。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数字检察，以大数据赋能高质效帮助企业识别潜在的法律风险，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优化创新创业氛围、激活市场活力贡献检察力量。”滨江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夏涛表示。

【来源：检察日报·明镜周刊 作者：史隽 邱林杉 冷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