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的“中国情结”：当年他是接待中国学者最多的美国人

詹姆斯·沃森

叶水送 | 撰文

“DNA双螺旋结构的成果于1953年4月25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是《自然》杂志有史以来发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只要你不是太笨，只需要仔细瞧一下就能知道如何拷贝DNA，看到DNA就会明白双链如何解旋。当时我和克里克并没有马上解决A—T配对问题，直到那一年的某个周三、周四，我们才了解到C—G配对，并发现它和A—T配对在形状上相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双螺旋模型。”

2023年10月21日，95岁高龄的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因身体原因未能亲临会议现场，为纪念在北京昌平召开的DNA双螺旋发现70周年论坛，他特定录制了一个视频，回顾了当年这一重要发现。

尽管当天沃森看上去有些年老力衰、口齿含混不清，但他对70多年前发生在剑桥大学老鹰酒吧的故事细节仍历历在目，仿佛就是前不久刚发生的一样印象深刻。当天他仍不改幽默风趣的本性，调侃道，“克里克真聪明，能够遇见克里克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在我去剑桥大学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号，他是我在剑桥大学碰到的第一个聪明人。”

事实上，提到分子生物学，沃森绝对是绕不开的人物。作为当代生命科学领域的“活化石”，沃森的一生有太多的传奇，也有诸多非议。有时他像一个预言家，总能把握生命科学未来的走向；有时他像一个不太成熟的小孩，无所顾忌地将自己所有的心里话全盘托出，得罪许多人，甚至是自己身边的朋友；有时他像一个慈善家，共情中国当年积贫积弱的生命科学现状，不计回报地帮扶中国学者，助力中国生命科学紧跟国际步伐；有时他像一个冒失的毛头小子，总是充满热血喜欢挑战，遇到困难热衷于迎难而上。

沃森始终会把两句口头禅挂在嘴边，一句是“think big”（志存高远），另一句是“it’s ok to be weird”（不用担心与众不同）。

或许正是因为信奉这样的人生真理，才让沃森敢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才塑造了他这样一个疯狂而又清醒、另类却又迷人的人格。围绕着他总是话题不断，媒体也深知他口无遮拦的特点，放大他争议性的用词，让他屡屡“踩坑”。

沃森的一生起起伏伏，极具戏剧性和故事性。23岁就与克里克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34岁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比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小一岁。40岁时，他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将当时濒临倒闭的冷泉港实验室带到了国际知名的分子生物学中心高度。在他62岁那年，他又开始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将现代分子生物学引领进基因组学的时代。

沃森的前半生仿佛是命运的宠儿，一直都是科学界无人能及的巨星。然而，他的晚年因为争议性言论，在聚光灯下反复被“拷问”，显得有些落魄。在他的后半生中，舆论频繁“捉弄”他，以往他习以为常的独特言论频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由于他的某些言论过于政治不正确，他逐渐成为美国科研界中的“不受欢迎之人”（unperson）。

尽管在美国备受冷落，但沃森在中国却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不仅与他作为“DNA之父”的头衔有关，还与他早年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善意援助密不可分，用“中国人的老朋友”这一厚重称呼来评价他也不过分。

沃森很早就与中国有交集，并对这个东方大国兴趣浓厚。对中国生命科学他始终以不同方式予以大力支持，从早期的同情、帮扶，再到近期一度想将沃森研究院（Watson Institute）地在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沃森在英国剑桥认识了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曹天钦，并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30年后沃森首次访华，迫不及待地想登门会会这位老友。事实上，自1972年，中美关系逐渐解冻，中美之间还未正式建交，沃森就时常会与一些来美访问中国学者使团交流互动，如贝时璋等学者。

作为诺奖得主以及当代最有名的分子生物学家，美国人对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引起为傲，沃森以及冷泉港实验室自然成为当时接待中国科学家最多的美国科研机构之一。除此之外，或许还与他对中国人的友好态度有关，通过资料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书信查阅，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既nice、有十分忙碌的老先生，从知名的中国学者到名不见经传的博士或博士生，他几乎有信必回，即使帮不上忙，他也会在信中提供解决方案。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有一种莫名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由于此前奉行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关起门来搞建设，国门开启后中国对世界缺乏认知，世界也对中国不甚了解。尽管当时中国的GDP在全球排名前10，但人均GDP在全球排名110位之后，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导致科研水平发展偏低。欧美生命科学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是因为上世纪物理学取得辉煌成就后，生命科学就占据着各国科学研究的主流，以发表的论文来看，生命科学所占的比重保守估计应该不低于60%。

当沃森1981年访华时，他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也对中国的落后予以同情。正有学者指出，此时的中国闭关锁国30多年，国门打开时，发现已错过整个分子生物学萌发及蓬勃发展的阶段，沃森作为分子生物学学科发展关键人物之一，第一次访华，他从宏观层面及国际科学发展的高度很清楚此时的中国在整个分子生物学学科严重脱节的局面。

此后数十年里，沃森对帮助中国发展生命科学充满热情，无私帮助中国学者赴美访学交流，捐赠图书杂志，以及帮助中国筹建冷泉港亚洲。可以说，他是中美关系解冻后，对中国最友好、做出最多贡献的美国学者之一。

21世纪初叶，在沃森的支持下，冷泉港实验室建立了海外唯一分支——冷泉港亚洲，成为启迪中国年轻生物学家的摇篮。晚年他游走中国各地，甚至差一点将“沃森研究所”在中国落地。如果成功，这所生命中心或能与英国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齐名，吸引全球顶尖生物学家前来工作，届时中国将成为国际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这两年，中美科研关系处于历史低谷。从大规模审查华人学者，进而再到脱钩论。这与沃森当年践行的科学无国界主义背道而驰，中美科研合作不仅有益于中国，同时让美国大受裨益。

本专题聚焦与沃森与中国生命科学，写作离不开冷泉港亚洲负责人季茂业博士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和线索，还四处帮忙介绍专家，让我们得以找寻到合适的材料。

为何要写这一话题，源于2023年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70年，在我们介绍这一伟大的发现时，它的发现者之一沃森自然而然再次被人提及，深究其中，我们发现沃森与中国生命科学有着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我2017年曾有幸近距离见过沃森老先生，于是萌生这一想法：希望系统梳理沃森与中国生命科学的关系。此后我们在找资料时，发现季博士2012年就在《科学新闻》上撰文系统回顾过这段往事，我们想这样一位当世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与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中国生命科学相互关联，肯定有很多值得大书的历史故事，值得为此专门写一本书纪录这段历史。

之所以斗胆写这一题材，也离不开季博士的大力支持。我还深刻地记得，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季博士时，他颇为兴奋，并非常慷慨乐意提供各种帮助。无疑这个话题的写作，他是最佳的人选，只碍于他工作繁忙。

本书跨越历史较长，且涉及的面较广，对于具体的历史细节未深入考究，肯定有不少瑕疵以及遗漏，甚至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们予以批判和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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