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恋 | 消失的村庄公共性和现代个人生活

刘恋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笔者的家乡位于川东农村，通过这次回乡，最深刻的感受是当前村庄公共性的消失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事件一：一场灭火事件的观察

老家农村的过年习俗中，有大年初一吃完早饭去挂坟的规矩。因为当前农村的荒草特别多，而不少坟地周边都是荒芜地带，枯草尤其多，在年前，村干部们就告诉小组长，要警惕过年期间挂坟可能引起火灾的危险。

大年初一中午，回乡挂坟的一名中年男子不小心将坟地周边的枯草点燃，该小组组长发现后立马叫了2个人前去扑火。因为发现得及时，且周边没有高大树木，参与扑火的3个人和挂坟者很快就将火扑灭。过去，该组有一树林起火，有不少村民主动前去灭火，后来消防队赶来将火扑灭，政府给这些主动参与灭火的人每人100元的现金奖励，部分还未赶到救火现场的群众因为有主动参与的表现，也得到了现金奖励。因此，在年前的宣传中，村里也沿用了上次的奖励机制，表示如果村民发现有起火现象，参加灭火的都可以拿到100元的奖励。

该组长在赶去灭火时，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让其加上家人一起来扑火。待其妻子带着家人前往火灾现场时，发现现场已经有了20余人，而火势早已扑灭。在现场的村民多为该组组长的亲友，少数是坟地周边的住户。对于姗姗来迟的自家人，该组组长仍将其名单加进救火人员中。最后，实际提交上去的名单人数有18人，但实际参与扑火的仅是最早赶往现场的3人加上引起火灾的挂坟者。

在该事件发生的隔日，有村民对该组长的行为进行讨论，认为该组长的行为不合理，但理由并不是该组长为谋好处私加名单，而是该村民了解到，挂坟者是本村代理书记的战友。火势扑灭后，代理书记的意见是，本是小火，干脆就免了罚款。但是组长不同意，坚持要罚款——该罚款就用来给参与扑火的人作奖励，这是之前村里已经发出来的通知，不可轻易作废。该村民认为：代理书记的官比组长大，作为组长怎么能不给代理书记面子呢？

在村民们心中，村干部也是官，也是有权力的，也是会贪污的，但是他既然是官，平时做事就得给他们面子。同时，一旦自己当了官，哪怕是小小的村干部、小组长，也是可以以权谋私的。

虽然这一观察可能具有片面性，但是尽管该组长的行为是公开的，也并未受到村庄内部的道德谴责，村民们多只在私底下谴责这类以权谋私的现象，并表示自己作为老百姓对这些现象是无可奈何的。川东作为人口流出地区，村庄的空心化严重，村庄内的道德规范已经瓦解，对于村干部乃至小组长的不合理行为，也没有公共的力量进行抵抗。

事件二：一场走人情的体验

走人情是中国人的普遍体验。从10余年前开始，川东农村的村民们逐渐将人情操办从农村包席改为城里的酒楼包席，尤其是婚寿喜宴，都在城市酒楼操办。但仍有部分老人，出于传统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在农村请人办席。在我的老家，如果是在农村办席，一般要吃三天。第一天一般只有邻居和亲近的亲戚才会来，但也有5桌及以上的客人。第二天是正席，如果时间允许，多数客人都会在该天吃三餐，中午一餐又是最重要的。第三天则主要是吃前两天没上完的剩菜，仅有少数新鲜菜，这也可减少浪费。由于食材多是自己种植或在邻居家采买——现在市场化水平也高了不少，除了厨师要请人，其余洗碗、上菜的工作由亲戚邻居帮忙，因此虽然城市包席只有三餐（喜日前一晚的晚餐和当天的午餐、晚餐），而农村包席有三天，但整体的成本是农村包席更低。

今年回家，仅遇上一家老人祝寿要在农村办包席。办包席虽然成本略低，但是要耗费的人力更多，主人家尤其辛苦。如果不是碰上过年、国庆等节假日，家里人口稍多，能帮忙的邻居亲戚也稍多，现在一般是不会在农村办席的。在农村的包席上，据笔者观察，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体验。

体验感最好的是老年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留守在农村、方便来参加农村包席的主要是老人们。中青年人虽然过年过节会回老家，但也多在县城有房，或因为不习惯农村生活方式，而多居住在城里。因此，要来参加农村包席，就需要开车、坐车赶回来，在交通上不太方便。多数居住在城里的中青年人也就只有正席那日会赶回来吃饭。而多数老人仍居住在农村，距离主人家比较近，走路就可以到达，交通方便，参与成本低。二是老人们对村庄历史最熟悉、对村庄人口最了解，和主人家都有深厚的了解或感情，愿意来参加主人家的喜事。而许多外出的中青年对村里人家不熟悉，或多年不来往，来参加人情主要是基于过去的来往，遵循的是“还人情”的逻辑，参与意愿相对较低。三是老人们在坐席的时候能最大范围地和过去的熟人接触，可以丰富平时空心化村庄的无聊的社交生活。村庄老人们多会相聚在此，他们彼此之间也很熟悉，有话可聊，因此农村包席这一场合上的社交是他们的舒适圈。相比之下，年轻人在这个场合则显得局促和尴尬，因为他们既不认识村里的长辈，也不熟悉村里的同辈，和谁交往都尴尬。

在人情来往中的不同体验正显现出了当前城乡流动下村庄内部的公共性、熟人社会的性质在新一代人中的瓦解。相比于经历过集体时期、生活经历集中在村庄和家庭的老一辈来说，年轻一辈的个体化和现代化使得他们虽然在身份和关系上仍属于村庄内部的一员，但其生活和观念已经脱离了村庄，不再有公共意识和集体意识。因此，在这种本应是熟人社会的场域下，他们仍显得格格不入，不少的年轻一代也就直接选择了退出村庄的人情圈，以回避这样的尴尬场合。

事件三：一次对家庭生活的反思

今年过年回家，相比于过去，更多地和爸妈相处、沟通，也更多地和亲戚沟通，在这些相处中，自身也反映出了过去不少的问题。

过去，作为子女和大家庭的一员，总是在观察父母、亲人之间的互动，对于亲人间的小纠纷、爸妈之间的小矛盾，总是有很多不满。过年回到家，自己总觉得家庭是最放松的、最不用伪装自我的空间，也丢掉了在学校养成的自律的习惯，舒舒服服地躺在家里。这种放松本来是很惬意的，但是在放松的同时，却又总是对母亲的关心、父亲的不着家感到不耐烦。加上到了适婚的年纪，在婚姻、生育方面也和长辈们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在一家人团聚的时刻，大家难得都能坐下来聊一聊，但因为观点之间的摩擦，又总是有不愉快。这些体验并不好受，也就加剧了我对“走亲戚”的抗拒。

当前，代际之间的鸿沟似乎的确越来越明显。在和同龄人的交流中，在网络上的段子里，年轻人们也都在抱怨在家庭中的不满，对家人的不理解。这些共同的表达加剧了我们对自我认识的认同和对亲人的排斥，随即也加深了我们对家庭的矛盾感：家庭是温暖的空间，但为什么家庭里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矛盾，家人之间也越来越不能相互理解？

作为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一员，在回家之后，能更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代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背后，是传统的家庭规范和现代的个人理念之间的矛盾，比如，我的父母追求家庭完整和美满，而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结婚、生子，并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但是，我却更多追求自己的事业，婚育似乎还距离我很遥远或者不在我的首要考虑之中，我对立业有急切的追求，但对于成家似乎比较无感。在学校和书本教育中，我接受的是“寻找自己和自由”的人生观，这就和家里人的组建家庭的人生观有冲突。而在现代性话语中，父母的这一辈的观点，被贴上了“封建”、“传统”、“过时”的标签，作为年轻一代的我几乎没有深刻的经历和深厚的思考，就将自己列为进步的一代，而将父母列为保守的一代。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加深了我和父母及其同辈人之间的代际对立。

结合回乡的观察和感受，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更难以在走人情、家庭生活等场景中自洽呢？一个最直接的解释是，由于外出读书而脱离了乡土的、传统的生活场景的同时，我们又接受了现代的、个体化的教育，我们更适应以知识、理性为规则的场景的圈子，而不适应乡土中生长出来的真实体验和生活。作为知识分子，也有一套对自我的定位，即知识分子是精英、是有独立思考、较高社会地位的更具发展前景的人。这套定位的另一面，是对乡土社会的相反定位，即他们是“土”的，是粗鄙的，是传统和落后的。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让知识分子主动切断了和留在乡土社会中的家人、亲戚、同龄人的沟通和理解。

而在乡土社会中，也对知识分子有着定位，这一定位在契合知识分子对自我定位的同时，还包含着乡土人对知识分子作为自己人的一种期待。毕竟，不少知识分子也是从乡土中走出去的，是传统的乡土家庭托举出来的，他们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乡土人的家人、晚辈、过去的同学等。那些受教育比较低、仍适应传统规范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和这些知识分子之间有多少隔阂，他们愿意主动去沟通，并好奇这些在外受教育的人在更高的眼界里所看到的世界。

因此，作为从乡村社会走出的一名研究生，回乡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人对我的关心，但自己却没有能力也没有用心去回应这些关心。其实，研究生也不意味着有更好的前景，更开明的眼界，反而也是被教育系统困住的一员。我们普遍接受的是精英的教育，而不是走近人民的教育，我们关注自我的发展，却不太关心家庭和公共社会的发展。我们成为了文化上的贵族，同时也就在和家人的相处、和乡土社会的相处中格格不入、自视甚高、沉默寡言。

这样来看，当前的高等教育是失败的，是让人失望的，因为它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已经逐渐没有了融入基本经验和生活的能力，甚至失去了理解他人的能力。在家庭生活中，正应该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这个角色要学会如何理解家里的每一个人，并通过习得的知识和思考来解决家庭中的小摩擦，营造家庭的好氛围。然而，现在正是这个角色在回避家庭责任，只寻找自身的舒适而忽视了家人的付出与自己应有的付出。

村庄规范、熟人社会的维持性条件不再生成，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的年轻人更加现代，这都在逐渐瓦解人们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生活的瓦解，使得人的生命意义逐渐收缩，聚焦于自我而变得自利和虚无。长辈们所感受到的年味、家庭氛围的变淡和晚辈们感受到的回乡回家的不耐烦、无聊，正是公共生活消失后的体验。作为个人，无论是长辈还是晚辈，都要更多去沟通和理解彼此，尽个人之力去营造家庭、集体的公共性；作为国家和社会，则要重建公共性，重塑共识和规范，让政策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回归人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