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现代文明正在走入秋季，寒冬已经不远

▲许倬云（Cho-yun Hsu） 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从启蒙时代到今天，人类在这三百多年之中，逐渐发展的成绩，论生产的能力，和生活的舒适程度，都远远超越了过去千、万年加起来的总和。人类因此自信，也因此骄傲。

三百多年的发展，却让我们今天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一个方向，人走得愈远、愈快，大多数个别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再得到保障。人有自由，却不再平等；人有了安全，却不再有慰籍。

人在伊甸园外，是不是只剩下额头流汗的机会？这茫茫大地，是不是终于只属于那些人上人的“高级人”？而“低级人”的命运，只不过是散漫的工具？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大问题。这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还在继续不断改变，我们是不是就让惯性作用，继续进行？还是，我们可以加一些匡正？带回人的价值、带回社会意义？

现代文明从开始至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第一阶段是从教廷神权和封建制度的欧洲秩序中解放出来，这一阶段就是宗教革命和启蒙时代。第二阶段则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都市化现象。第三阶段应当是从 20世纪 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后，美国逐渐恢复活力，而欧洲陷入战争，从那时开始美国崛起，成为现代世界霸主。

如果按照一年四季计算，这第三阶段就相当于秋季，盛夏的丰足经过秋收后，也快进入凛冽的寒冬了，骨子里各方面的窘态已经渐渐显露。

在过去讨论的课题之中，我们经常提到，西方文明正在面临严重的关口，这个关口究竟是象征着西方文明走到了衰亡的阶段？还是可能经过一次调整，又一次走向新的高峰？目前，我们还很难断言，主要由于这个现代文明，确实有其自我调整的机制。

以最近三、四百年的发展来说，西方主流文明是从西欧的启蒙时代开始，在那个关节上，欧洲的国家摆脱了宗教桎梏，发展了自由思想。

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科学和技术改进。这两者，逐渐互相支持，终于汇为巨流，到今天，科技发展的潜力，还正在增长不已。

从技术的改进上，西方步入工业革命，将过去农业生产和作坊的手工业一改为大规模的集体生产。这一个生产模式，又必然牵扯到，如何取得大量的资源？以及如何开拓巨大的市场？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个制度下，技术、劳力和资金，三合一的结构，不断拿人的生产力量，一波一波地推向新的高峰，而财富的累积，也随著不断地增长。

现代文明的另一个重大的特色，则是民主政体，在各处普遍地呈现为国家组织的基本型态。经过几次大革命，尤其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几次大革命、将启蒙时代提出的人 权观念，落实到民主政治。

“民主”两个字，正如同“科学”两个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几乎有灵丹妙药的同义字；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自从五四以来，都被大家认为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几乎不再有真正的帝王；除了一些宗教性特强的国家以外，世界各地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以民主政治的面貌，建立其国家共同体。

虽然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上，“民主”高唱入云；我们一般的了解，只当作投票、选举就是民主。我们必须理解，民主政体的国家，象征的是国民以宪法，或者类似机制，用合约的方式建立一个共享主权的政治共同体。

这一个共同体，是一代一代的国民，用法律保障自己权益，也以自己的意志，经常地监督受委托行使治权的政府；国民也一代又一代，经过同样的合约机制，不断修正这共同体的权力结构和功能。理论上，任何经过合约建构的共同体，都可以经过参与者，也就是选民，改变其内涵和外延。

在这种定义下，近代文明的政治结构上的特色，却不免常常会面对两难的纠缠。一方面，任何国家的背后，都有一个民族的观念；而且“民族”，又隐含著种族或血缘的意义。

无论是种族或是血缘，乃是有预设定义的团体；于是，民族国家不免成为预设不容置疑的共同体，竟与国民合约造成的共同体之间，有难以调和的困难。

究竟国家大于国民？还是国民大于国家？身为签署共同体合约的国民，必须接受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还是有权力加以改变？如果改变的过程激烈，说不定又会影响共同体本身的稳定？甚至，颠覆和消灭了这个国家共同体？

这些，都是在近代历史上不断因为如此的纠缠，而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国与民之间的压制与反抗。

而现在，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和国家公权力作为保障公平、公义的机制，两者之间，公权力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约束那些因为累积财富而拥有巨大社会权力的企业单位或个人？

理论上，既然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发挥其能力的机会和权利，谁可以约束这些有发展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限制他们发展的空间？今天美国两党政治对抗，其中重要的争执，就是国家公权力，应否干涉个人发展自由。

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个人的自由和平等，都是不容侵犯的人 权。现代主流文明的精神，就在尊重这些个人的权利。每一个个人，具有天赋人权；这是基督教教义很重要的部分，神爱众人，对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神给每个人的权利，都不应当被另外一个人侵犯和剥夺。

就在这个基础上，现代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才有立足之处。然而，如前文所说，一个民主国家，是由许多公民合议，经过合约的方式，共同组成的。这个公权力本身，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

在今天的社会，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交通方便、就业机会有很多选择，城市化的居住环境，再加上最近资讯工具的发达，每一个个人，在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中，很难和另外一个个人，保持长期联系，更不谈构成一个、一个比较稳定的社团。乡党邻里、宗族亲戚，在今天都不过是过去的回忆，不再具有真实的意义。

在高度发展的国家，例如美国和西欧，每个人的生活有太多的选择，而每个人能够得到的机会，既有许多可能性，也有许多限制。于是，个人是飘零的，也是孤独的。

今天，这些经济发展社会中，有许多人是在网上工作、家里上班，他们更没有所谓同事、同僚的一群朋友。最近大家讨论教育制度，网上的课程和学校，已经纷纷出现，将来受教育，也是在网上接受资讯和训练；于是，同学这一环，也就不见了。

家庭，这么一个重要的生活单元，既有感情、又有血缘的纽带，今天也在解体之中。因为，人珍惜自己的自由，不愿意再拿自己与另外一个人绑在一起，婚姻成为一个短暂的结合，甚至于不再有如此的制度。在这一个最自然的单元，也濒临破碎的时候，个人实在已经无所归属。

伊甸园

个人，确实是拥挤人群中的孤独者。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在今天已经成为奢侈的幻想。人不仅是孤独的，也是寂寞而无助的。

人类不过是许多动物中的一种，灵长类中，人这一科，论体力，论自卫的能力，都不如许多其他动物，人能在万物之中，占了优势地位。

那是由于人有智力，更重要的，因为人能经过语言和思考，结合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结合能力，使得人类能够统治这个世界，脱颖而出，将整个世界作为神赐给人的伊甸园外。

在今天，人群在离散之中，绝大多数的个人，为了谋生，必须归属于某种产业单位，产业单位是以金钱结合的，在这巨大的产业机构中，个人只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小零件。

今天科技生产的条件下，人的异化程度比过去更为严重；这个单独渺小的个人，只是将他自己的力量，融入产业单位；他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小零件。

人的尊严究竟在哪里？人的自主性究竟在哪里？人之不同于其他禽兽，就在于人能合群，是不是合群之后，就不再有自己？“群”又归谁主导？用金钱堆砌的无冕之王，假借公权力而取得支配地位的民选贵族，他们已经代替了过去的封建领主和帝王，主宰许多小民百姓的命运，也决定国家共同体的功能和发展方向。

从启蒙时代到今天，人类在这三百多年之中，逐渐发展的成绩，论生产的能力，和生活的舒适程度，都远远超越了过去千、万年加起来的总和。人类因此自信，也因此骄傲。

三百多年的发展，却让我们今天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一个方向，人走得愈远、愈快，大多数个别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再得到保障。人有自由，却不再平等；人有了安全，却不再有慰籍。人在伊甸园外，是不是只剩下额头流汗的机会？这茫茫大地，是不是终于只属于那些人上人的“高级人”？而“低级人”的命运，只不过是散漫的工具？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大问题。这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还在继续不断改变，我们是不是就让惯性作用，继续进行？还是，我们可以加一些匡正？带回人的价值、带回社会意义？

我1957年来美读书，中间回台湾工作将近十年， 1970年又来到美国工作，直至退休。即使在台湾工作那一段时期，由于承命参与学术涉外事务，也常常来美，有近距离观察的机会。这几十年来，我确实也目睹了美国从兴盛到松弛的过程。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经过百年来颠簸的命运，长期习惯于将西方当作先进的榜样。中国梦，在个人而言是住在美国，于集体而言是学习美国。在这一系列讨论现代文明的篇章中，我却是背道而驰，诚心为国人提出这些该注意的问题：现代文明正在走入秋季，寒冬已经不远。

我们不能单单把模仿西方当作现代化的门径，现代文明已经老化——模仿与复制一只老羊，其结果是复制出一只刚出生就已经老化的新羊。

世界性的现代文明不应当只有三个时期：过去五百年来，现代文明的发展有三百多年是在欧洲，最近一百年左右则是西欧和美国共同担纲发展现代文明的任务。

现代文明如果有第四个时期，希望不仅是修补旧瓶子，而是新瓶新酒，是将世界其他文明的经验整合在另一阶段的现代文明。也许我们可称之为“后现代文明”，所有的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参与缔造这一新文明的重大使命。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摆脱历史所带来的困境，但许多人尚在迷茫，居安而不思危，许多人变得盲目、随大流，变成了“活着的机器”。也有些人已经意识到症结所在，却不知如何改变。

许倬云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湾、留学并任教于美国（王小波笔下那位“我的老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为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高屋建瓴的世界公民。

许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他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既高屋建瓴，又不失对中国文化的深情。

大师写专著不难，但大师写小书，却没有几位能够做到。而许先生的几部书都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读物。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不要以为这类读物好写，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