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牌坊的逻辑

作者：冯仑

国人一向对牌坊情有独钟。远的不说，在明清两代，到处都建牌坊，仅北京城就建有几百座牌坊，南方的安徽歙县，更是随处可见表彰节妇烈女的牌坊群。

牌坊是一种表彰形式。表彰这件事在今天依旧广泛存在，比如各种形式的开大会表彰，还比如送锦旗。如今送锦旗是如此之频繁，以至于出现了一个行业。我们可以在街上看到许多专门做锦旗的店铺。锦旗上面写什么内容，用什么字体，都有了标准格式。这么多的表彰，这些新式的牌坊，不断地立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立在每个人的脸上，也立在每个人的眼前和身上。

我去过一些牌坊林立的地方，尤其是安徽。我就发现，牌坊在封闭的农业社会当中，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理手段。皇帝、君主、领导，都用这种手段来稳定被他们统治、管理的人群。

我看到几件事情，很有趣，也很重要。

早在汉代，甚至更早的周代，有些建筑就有类似牌坊的样子。但在那个时候，仅仅是在两根柱子上面架一个横梁，只是一个虚设的门的样子。到了唐代，城市的里坊结构中，里和里之间，坊和坊之间，都是相对封闭的，各自有围墙，中间过渡的地方有一个门，就出现了类似牌坊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只是一个里或者坊的入口标识。

到了明清，牌坊的主要功能变成了表彰和教化。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功能，但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表彰和教化。它表彰的都是朝廷提倡的价值观、认可的事、赞许的人，以此为社会树立榜样。

在皇权时代，倡导的当然就是官方意识形态，比如儒家伦理。

比如说，连续几代人考中进士，或者替皇上干成了大事，有军功，为相为将，就可以立功德牌坊。功德牌坊是牌坊里的一大类，这是立给男人的。

给女人立的牌坊是贞节牌坊。贞节牌坊有很多讲究和要求，一般人很难达到。

在明清时期，给女性立贞节牌坊有三个硬标准。

第一，守寡30年。这是个很高的标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多数人活不到50岁。虽然那时候人结婚早，但是即便一个女性15岁就开始守寡，守30年，也45岁了，差不多就是更年期了。

这个时候给她立了牌坊，即使她再想犯错误，多数人已经垂垂老矣，到了生命的尾声，时间的机会没有了，犯错的概率也小了。如此一来，被树立的榜样就不会再出问题，这个牌坊也不会立错。不是像今天的很多表彰，刚表彰完，人就犯错误，还得把表彰收回，或者把表彰废掉。这样一折腾，表彰的信用和声誉就没有了。

第二，生儿子。过去讲无后为大，认为生儿子是女人的重要使命和贡献。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给夫家生儿子，也是不能立牌坊的。

第三，生的儿子还得有出息。儿子不仅要取得功名，还得成就要足够大，大到皇帝愿意给她儿子立一个功德牌坊。

这三条，其实对女性的要求特别高。要守寡30年，还要把儿子拉扯大，让儿子考取功名，然后儿子还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这就是女性的牌坊。几百年时间里，无数女性都生活在这种规则里。

总之，在古代，牌坊是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办法和模式。通过牌坊，把官方意识形态、官方提倡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发展方式传递到民间，使之成为民间行为的一种规则与规范。

牌坊的颁发有一套流程，牌坊也被分成了几个等级。

第一级，皇上颁发的，叫御赐。得到皇帝的奖励，不论是功德牌坊，还是贞节牌坊，都是全国范围内的最高奖赏，而且会由中央政府出钱来修建。

第二级，由地方上报，皇帝批准，由地方政府出钱修建，牌坊在尺寸上也比御赐的牌坊小一点。第三级，在地方上申报，地方官批准，当然有的也可能会向朝廷备案。这一级的牌坊，地方政府就不出钱了。往往是得到修建的批准之后，民间自己集资筹钱，比如有钱的大家族出点钱，然后就建了。

就跟我们今天的表彰一样，有国家级的先进、省级先进，也有民间申请政府批准的表彰，流程是一样的。

坊立在哪里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立在两个地方。

一个立在物理的空间，比如说，衙门口、村口，道路的起点、终点，以及岔路口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这就类似于现在的路牌广告。在车马喧嚣人流量大的地方，大家都能看到牌坊上的字，知道了立这个牌坊的原因，才能起到表彰和传播的效果。

就像今天很多人立人设，立在哪？网上流量大的地方，这就相当于立在过去的路边和村口。

二是立在人的心里。通过反复的表彰和传播故事，人们看到这些牌坊，会在内心不断地强化牌坊传递的价值观，并将封建礼教、儒家伦理视作自己的行为规范，然后在行动上忠孝仁义，三从四德。

近百年来，立牌坊的传统已经消失，可以说，牌坊在物理上已经被打掉了。但是在我们的内心，其实还是立着很多牌坊，而诸如表彰这样的做法，也还在不断地延续。

歙县棠樾牌坊群（图片来自新华网）

关于牌坊，当然那还不止于此。

我去安徽看牌坊，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在歙县这一带，有大量的表彰贞妇烈女的牌坊。为什么这一带的贞妇烈女那么多呢？在明清两代，徽商闻名于世，当地大量的男人出门做生意，常年不回家，有的在外面去世，有的出去之后就杳无音讯，留下恪守妇道、独守空房的妻子在家里孝敬父母，照顾小孩，直到终老。

而在外经商的男人并不像他们留在家里的妻子那样独守空房，他们往往是任性放浪的，在外面也会有生活伴侣，会纳妾。

也就是说，一方面，四处都是贞节牌坊，另一方面，又是花天酒地，放浪形骸。这两件事是并行的。只不过女性生活在牌坊所推崇的社会规范里，而她们出门做生意的男人，因为不参加科举，不需要功名，过一种民间商人的生活，也不受士人尊崇的那一套传统道德的约束，就可以随便出入茶馆酒肆、妓院戏楼。

所以，即使在明清最推崇贞妇烈女的时代，民间也大量存在着另一套与之相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也正是这些男人在外面放任自由地奔波，经商赚钱，才有能力给家乡的女人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从而使她们在乡村能够按照牌坊的伦理要求生活下去，坚持下去。

二，牌坊与婊子也是并存的。

现在有一个词，叫「既当又立」，这说的是同一个人。一个人要扮演两个角色，是相对困难的。但两个群体并立，就没那么难了。明清时期，牌坊最多的地区，婊子也是相当活跃的。

安徽牌坊不算多的黟县，就出了在近代史上留下过一笔的名妓赛金花。

据一些文字资料的记载，赛金花十几岁时，便上了苏州的花船（妓船），就像小说里的杜十娘那样，在船上接待客人。上船不久，遇到了回乡服丧的官员洪钧。洪钧曾高中状元，当时已年近五十，与赛金花年龄悬殊，但是洪钧看上了赛金花，便纳她为妾。

由此也可见，士大夫一方面追求功名，另外一方面，哪怕是在服丧期间也冶游嬉乐，对道德标准的选择，他们是相当灵活的，功名与生活，两不耽误。

在衙门上班的时候，他们遵守功德牌坊的一些要求，但在生活中，就选择自由享受，甚至做一些不仅是礼法不许，而且是家里的大太太也不许的事情。果然，他太太知道此事以后非常恼火，但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他太太也没办法。

不久之后，洪钧服满进京，得到一个新差事，出使欧洲的俄、法、荷、奥四国。

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那一批出使西方的使节，洪钧出使时要带夫人一起，但是大太太说，那是蛮夷之地，我才不去。洪钧便带着赛金花去了欧洲。

赛金花十几岁便在船上，在江湖漂泊，性格开放活泼，对生人，对外部世界并不恐惧。她这样的出身和性格，在随行出访时成为了一种优势。她不仅见识了欧洲的社交场合，甚至还学会了一些外语。

但是好景不长，几年后洪钧任职期满，回国后不久就去世了。洪钧死后，赛金花离开洪家，到上海开了一家妓院。

几年后，她离开上海，先是短暂地去了天津，继而又在1899年来到北京，依旧是开妓院。

由于去过欧洲，见识过欧洲，当时的很多名士都愿意和她交往。一些文人在写小说时，也常常以她为人物原型进行文学创作，随着小说的畅销，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名声。

她的名声有多大呢？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一路西逃，跑到了陕西。随后清政府派出李鸿章等人与各国议和，最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在一些小说和文人写的赛金花传记里，这段历史中，赛金花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甚至是慈禧太后的救命恩人。

按照这些小说、传记的说法，在李鸿章等人与洋人议和时，洋人要求惩治战犯，第一个就是要杀了慈禧。清政府当然不同意。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候，清政府的谈判代表们就想到了赛金花。据说她在陪同洪钧出使欧洲时认识了德国军官瓦德西，而这个瓦德西，正是此时的八国联军总司令。

于是赛金花以老熟人的名义找到瓦德西，后来甚至和他发生了一些暧昧的关系。在她的努力之下，经过瓦德西的斡旋，最终把慈禧太后的名字从战犯的名单中拿掉了。

此外，赛金花又劝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保护了大量京城百姓。

赛金花还对德国公使克林德（八国联军侵华前，在北京遭到刺杀）的遗孀苦苦劝说，以修建克林德碑牌坊的方式了结了克林德被杀一事。京城人对赛金花多有感激，称她为「议和人臣赛二爷」。

虽然相关说法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但在这些版本的记录中，的确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看法：在清王朝的最后关头，烟花女子赛金花居然做成了别说是一般良家妇女，就是朝廷重臣们也做不到的事，她以一个在贞节牌坊的道德观下被唾弃的身份，做成了可以立功德牌坊的大事。

换句话说，人是复杂多样的，有圣人君子、节妇烈女，有庶民百姓、寻常人家，也有游侠盗匪、烟花女子。

圣人君子、节妇烈女的道德观，是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亿万庶民，包括商人农民，也包括烟花女子，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解决了大家吃饭的问题。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体面人成为标杆，被大家顶礼膜拜。而满脸灰土的人，甚至是脱裤子做皮肉生意的人，也是社会运转链条上的一环。甚至可以说，只有圣人君子、节妇烈女是不够的，一些被道德谴责、被轻贱的群体，也会推动社会前行。

今天，在网络世界里，经常会听到大家讲，「某某某又当又立」。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立牌坊，也是要立一个当下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肯定的道德角色。然后他也要吃饭，要赚钱，要生存，要活下去，又去做一些与这个道德角色相违背的事情。

这个世界总是这么别别扭扭地前进，不光是个别官员、明星、商人，处于又当又立的两难选择中，其实整个社会也都面临这种窘境。

我们在心里立下了一座座牌坊，脚下却可能不自觉地走向了寻欢之地，甚至是腌臜之地。我们讲的都是圣贤语言，在无人的角落，自己的堡垒中，却可能是在肮脏地生存着。只有看清这种矛盾，理解这种对立，我们才会更有勇气直面人生，直面生活，才能更坚定地走下去。